現代文明可以說是科技主導的文明。科技的力量，決定著文明的力量。近代科學產生於西方，無數的科學史著作，描繪著科學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到科學革命、到近代科學的歷史軌跡。於是產生一種誤解：近代科學好像是西方文化的必然，是其它非西方文明不可能產生的東西。更有觀點認為，中國文明中沒有科學的「基因」；中國的語言、文字、思維方式等，不可能產生近代科學；中國傳統文化是科學技術的「弱智兒」。然而，這是帶有偏見的，歷史並不那麼簡單。
對世界古代科技與文明的深入研究發現，近代科學在歐洲產生，是世界多文明融合的結果。古埃及、巴比倫、古希臘、印度、阿拉伯世界、中國，這些古老的文明都為近代科學在西方的產生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的貢獻，除了大家公認的「四大發明」之外，還有很多重要的科技發明與發現，如盈不足術、垛積術、疊鑄法等。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鴻篇巨製《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列出了數十項發明和創造，雖然多少帶有以現代科學的「後見之明」評判古代科技價值的「輝格史」傾向，但是充分說明了中國古代並不缺乏科技創造的智慧。
近代科學以機械主義為重要特徵，到了上世紀初就顯示出其局限性。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英國著名哲學家懷德海就明確指出，西方近代科學經歷了三個多世紀的發展，確立了以自然為大機械的唯物論和決定論，現代文明深受這種「自然機械論」的影響；文明如果不能超越這種思維，便會「在極其有限的進步之後陷入癱瘓」。正是基於這種認識，西方學術界開始反思現代科學，並從東方古代思想文化中尋找靈感。
《易經》和陰陽五行，常常被解讀為「封建迷信」，被完全否定，這是浮皮潦草的歪解誤讀。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發展起來的陰陽五行學說，正是中國古代文明走出原始巫術和宗教神話，進入理性思維階段的標誌。這一發展與古希臘的「自然的發現」差不多同時期，本質上也類似。從此開始，中國古代用「氣」、「陰陽」、「五行」等這種「自然主義的」概念和理論，而不是用巫術或神靈來解釋自然界乃至社會的現象和變化。比如，月食不再是「天狗吞月」，而是用陰陽之氣造成的「暗虛」；地震不再是「神龜擺尾」，而是「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陰陽變化造成事物的變化，這是《易經》的實質，也就是一種「變化的哲學」。「易」即「變化」，《易經》運用陰陽的變化哲學構造了一系列的符號和概念，成為中國古代認識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思想概念總庫」（李約瑟語）。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宇宙觀，有「月上界」和「月下界」之分，認為天上的事物是「不變、不朽、永恆」的。中國與古希臘不同，「變化的哲學」，不僅可以運用於地上，而且可以運用到天上。這就使得中國古代很早就觀察和探究發生在天界的天文現象，如太陽黑子、彗星、流星、客星等等。當17世紀初伽利略望遠鏡的發明在西方引起激烈爭論之時，在中國卻是波瀾不驚，因為天上的這些變化是在中國古代「變化的哲學」預料之中的。
「格物致知」，出自《大學》。關於「格物」究竟什麼意思？朱熹講就是「窮究事物道理」的意思。怎麼個研究法？說到底就是對事物進行觀察分類。《說文解字》說，「格，從木各聲」，是樹高長枝為格的意思，引申為「木格」。「格」說白了就是木做的格子，好比中藥鋪裡的藥格子，用來對草藥進行分類。分類作為研究事物的方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要研究事物，首先要會對其進行分類。中國古代特別注重觀察事物並對其進行分類，雖然是初步的研究，也是富有成效的。中國古代對天文、氣象、地震、植物等有非常豐富的觀察和記錄，至今具有科學價值。例如，古代的天象記錄被用來研究超新星、宇宙演化和太陽活動，本草資料被用來進行現代醫藥學研究。古代「格物致知」的方法，與現代科學的方法是並行不悖的。
科學創造離不開豐富的想像。中國古代通過「取象類比」這種「關聯性思維」以建立事物之間的聯繫，達到對事物的認識。這裡「象」的形成是關鍵。《詩經》的「興」是建立意象的典範，如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就能聯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象」的形成是一個通過想像而「興象」的過程。中國古代用這種取象類比的關聯思維，構建了關於天、地、生、人的宇宙圖式。講述天地宇宙之間音律、節氣、陰陽的變化，論證它們變化的規律，都是用取象類比的方法，往往是根據「音似」、「形似」或「神似」。而這些「相似」又是與總的宇宙圖式、經驗的觀察、直觀的想像、表述的方式等緊密相關聯的。理解中國古代的科學，必須對古代科學思維的「興象」方式有認真的研究。這套取象類比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古代科學得以發明、得以創造的思想源泉。
「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另一重要的思想，其要點是宇宙與人是和諧的，是一個整體。人類生活在宇宙之中，如果宇宙與人不構成一個和諧的統一體，那就意味著宇宙對人來說是完全混亂的，人類在其中不可能生存，宇宙對人來說也是不可知的。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本質上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宇宙生人，人類本來就帶有宇宙印記，人類的音樂、審美、身體節律，都與宇宙密切相關。天人合一，使人們相信宇宙是人可以認知的，這應該算是科學的「第一原理」。當代最著名的科學家，如霍金、溫伯格等，相信宇宙的和諧，追求「終極理論之夢」，討論「人擇原理」和「偉大的設計」，與追求「天人合一」終極目標是完全一致的。
「天人合一」的思想，雖然在古代不時被統治者作為「君權神授」的依據，但作為一種基本思想，同時也指導了科學的研究，「究天人之際」，是中國古代科學研究的最高目標。中國古代天文，主要目的是「觀象授時」，即通過天文觀測確定時節，指導人們按照「時令」去從事生產和禮儀活動。還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古代探究「天人合一」，認為「氣」是天地感應的媒介，因此早在漢代，就設計了「候氣」的實驗，與現代科學測「以太」的麥可遜-莫雷實驗，在探索科學終極問題這一點上，有相通之處。
「天人合一」思想的另一個要點就是「大宇宙」與「小宇宙」的對應。天地是「大宇宙」，人體是一個「小宇宙」， 國家也是一個「小宇宙」。大小宇宙的結構、功能和運行方式都是相類似的。例如，《黃帝內經》把人的身體當作「小宇宙」，其結構與功能是與「大宇宙」相對應的。身體的健康就是體內陰陽之氣的平衡和各臟腑功能的正常運行。這套理論構成了中醫的理論基礎。國家也猶如身體，國家強盛，猶如身體健壯；國家貧弱，猶如身體病弱。要像調理身體一樣治理國家，而且按照「大宇宙」的節律來治理。這一思想，對於當今的國家治理都有啟發意義。
過去我們講中國古代科技，總是傾向於追尋所謂「中國第一」。這種歷史觀帶有很大的片面性，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看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中華文明其實一直都在吸收、改造和利用外來文明。與域外文明的交流比我們起初想像的要早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自漢以來，中國就先後受到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歐洲文明的影響，中華文明就是有一種兼容並蓄、博採眾長的氣度，所以才歷久而彌新。儒家思想，以經世致用為目的，對於科技歷來是非常重視的。事關國計民生的科技知識的探索，歷來受到國家的肯定與支持。這也是中國古代在很多科技方面能夠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如在宋代，國家重視天文學和醫學，所以天文學和醫學在宋代達到了一個高峰。再如，元明以來，中國官府的天文機構，對外來的阿拉伯天文學一直採取翻譯、學習、傳播的做法，使中國古代天文學保持著一種活力。今天，我們更應該本著兼容並蓄的態度，更加積極主動地向西方學習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我們應該發揚中華文明「有容乃大」的氣質，凡是有利於思想活躍、有利於創造、有利於國計民生的，都拿來為我所用。吸取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方面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科技也是有益的。
中國古代科技的成就，不僅僅在於可以羅列的種種發明和創造，而是在於其背後的科技智慧，包括科學思想、科學思維、科學方法、宇宙觀、價值觀、科學管理等，這才是造成中國古代科技不斷產生發明創造的力量源泉。我們從傳統科技文化中汲取的，應該是這樣的促進科技發展的智慧。科學經歷希臘-文藝復興-科學革命-近代科學的歷程，這是西方歷史的詮釋，並不證明科學是西方的專利。現代科學進入宇宙、生命更深更廣的領域，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從方法上都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中國古代科技上的智慧，或許對發展未來科學有所啟迪。
轉自《北京日報》理論周刊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