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的經濟往來中，大陸受益於新加坡的投資和管理，特別是在中國改革早期，新加坡是中國聯繫世界的一條重要通道。新加坡則受益於大陸廣闊的市場。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面，李光耀加強與中國的聯繫，還隱含著另一個目的或意圖，就是藉助大陸改革開放，向世界證明新加坡發展模式和治理方式的成功，蘇州工業園即是只這一意圖下的產物。總的來講，新中關係是一種互利雙贏模式，但新加坡從中國大陸獲得的好處要遠多於大陸從新加坡獲得的好處，越到後來越是如此。
現在看來，在抓住大陸經濟迅速發展這個機遇上，李光耀確有過人之處，還在別人猶豫甚至對中國唱衰時，他就看到了大陸未來的發展潛力，因而提早布局。這使得李光耀能夠放棄意識形態成見，轉而同大陸發展密切關係，其結果，就是李光耀贏得了「中國通」的美譽，成為西方政治家和跨國公司總裁爭相請教中國事務的對象。雖如此，李光耀對大陸是敬而不親，李光耀雖為華人，但其英式教育使其缺乏對母國文化的認同，另外，李光耀終生堅持反共立場，也導致新加坡在關鍵時刻做出對大陸不利的事情，有幾件事能夠說明這一點。
一是大陸SARS期間，新加坡領導人吳作棟率先表示推遲對中國的訪問，抵制大陸，比起法國總統如期訪問北京來，新加坡的一些做法讓大陸民眾很是痛心。二是2004年，時任副總理的李顯龍訪問臺灣，招致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此外，李光耀本人也多次發表用美國來制衡中國的言論，新加坡的「星光」部隊更是長期在臺灣受訓，直到本世紀才停止。事實上，在新加坡政府內部，不少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對中國大陸有一種強烈的牴觸心理。
李光耀和妻子柯玉芝。
李光耀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和預測經常受到國際社會關注，成為輿論報導重點。然而，客觀地說，李光耀對中國的觀察，並未超出大多數海外中國觀察者的看法。如他認為，中國GDP將不可避免地超過美國，但創造力永遠無法與美匹敵，因為中國文化不允許自由交流和思想競爭。中國也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若成了那樣的國家，中國會崩潰。如果你相信中國將發生某種民主，你就錯了。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中共領導人將嘗試各種方法，除了多黨制一人一票的民主體系。」類似觀點並不新鮮。
從李光耀公開發表的言論看，他對中國大陸崛起持一種矛盾態度，一方面歡迎大陸崛起，一方面又擔憂大陸因此可能想恢復昔日主導東亞的帝國地位，並把這種擔憂在國際上廣為擴散。前者是出於和大陸做生意的考慮，後者是出於制衡目的。李光耀說：「中國告訴我們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但當我們做的事惹其不高興時，他們就會說你讓13億人民不高興了，請搞清自己的位置。」在他看來，中國的未來有兩種可能性：一是變成一個盲目排外、奉行沙文主義的力量，會因西方試圖放緩或阻止其發展而仇恨、敵視西方；二是變成一個行為文明、積極參與世界事務、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國際化和外向型的國家。
為使中國轉向第二種可能性，他認為改變中國的策略是，使中國融入全球體系，增強和世界的貿易與投資關係，增加中國的既得利益，這樣，中國的繁榮將更多地取決於和貿易大國在經濟體制方面的協調性，這種廣泛的聯繫也將影響和改變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如此，才能促使中國遵守國際規則，強化中國對貿易、服務、投資、技術與信息的依賴性。當此種依賴性大到中國承受不起的代價時，中國就不會試圖挑戰現行國際秩序，他認為，這是推動中國政治變革的最佳途徑。
李光耀的首要目標，是讓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在大國爭霸中生存下來並得以發展。為此，新加坡必須謀求勢力制衡。
李光耀在此不經意地流露出了中國是國際秩序特別是東亞秩序威脅的想法，李有此想法並不奇怪。對新加坡來說，美國是親善國，二戰後一直維持經濟和安全秩序，在這一方面的角色一直是至關重要的。但現在中國無可避免地要成為亞洲第一大經濟體，因此，新加坡的策略需要做出調整，平衡中美兩國勢力。這也就是李光耀屢次呼籲美國制衡中國的原因。
從大陸角度來說，可以理解李光耀擴大新加坡生存空間的想法。但從上面李光耀對中央王國的解讀及其擔憂來看，他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觀察存在誤區。此種誤區很可能來源於他對共產體制的不信任，以及從傳統的均勢思想來看待中國崛起。
總結起來，對李光耀的評價是，終其一生，他是一個不自覺的威權（專制）主義者，對自由民主和人權並不真正看重；也是一個謀略家，善用權謀，崇尚實用。雖然帶領新加坡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但他建立的這套威權體制可能並不適應未來的民主化趨勢。他的英式教育背景和對共產體制的厭惡及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缺乏深層了解，使他對中國作出的預言好壞參半。他對國際事務的觀察雖有過人之處，但他關於均勢和遏制的思想與戰略並未超出傑出戰略家的看法，也未能提出一個在這種戰略指導下的行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