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流行時文和快餐閱讀代替經過歷史檢驗的經典作品，已經成為今天必須正視的文化現象
新學期開學之際，傳來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編初中一年級語文教材刪除了魯迅《風箏》的消息。「去魯」是近年來新編教材的舊話題了，但是，依然引起公眾的關注。
為何要「去魯」呢？綜合教材編輯、出版方和一些受訪教師的言論，理由有兩點：其一，在國內中學教材中長期「一家獨大」的魯迅文章，是閱讀貧乏時代的選擇，現在之所以壓縮魯迅文章的篇目，是為了及時追蹤新人新作，給時新作家的文章及時入選教材挪地方；其二，魯迅的文章對中學生來說，過於深刻，甚至過於沉重，教師難教，學生難學，「不接地氣」，以更適合中學生閱讀興趣的新人新作替換魯迅文章，就是為了新編教材「更接地氣」、更「大眾化」。
文章代有不同，教材編選因時變更，這無可厚非；所謂因材施教，編選教材要針對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這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為了標榜求新而「以新去舊」，為了迎合學生而「從淺避深」，真的是語文教材「新編」的當然準則嗎？
語文教材範文的編選，是文學作品經典的編選。編選的基本準則，用主編了中國第一部文學總集《昭明文選》的梁朝文學家蕭統的話說，「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即入選文章當以思想性和文學性兩者為勝。魯迅的《風箏》，寫他少年時代粗暴地撕毀了小弟偷偷自製的風箏，以懲罰小弟的「沒出息」和表現為兄的「強勝」；而到中年之後，他突然明白「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他少年時的做法是對小弟的「精神的虐殺」。然而，中年的魯迅，面對同樣已到中年的小弟，已經沒有辦法「補過」了，最令他自責而難以解脫的是，當他終於有機會向小弟敘說這件少年往事時，小弟卻「什麼也不記得了」。魯迅不可解脫的深痛，不是他曾經對小弟的粗暴，而是這粗暴施行於小弟永逝不回的童年——因此是得不到寬恕的。可以說，《風箏》用一個親情的故事，揭示了一個深於親情的人生哲理：關愛必須從理解開始，因為生命的歷程不會在時間中重複。姑且不論文章的思想性，單就語言藝術而言，《風箏》文字自然貼切而遒勁醇厚，並非艱澀到不可為初中生所接受。兒童文學作家、北京大學教授曹文軒說：「我小學五年級時，沒什麼書好看，只有讀魯迅作品的單行本，看著看著就看進去了，初中時達到痴迷程度。我們那個時候能讀懂，現在的孩子就讀不懂了？難道大家的閱讀能力退化了？」曹文軒的質問值得我們警覺。
前些日子某出版社在網絡上做的閱讀調查顯示，四大名著讀不下去的大有人在。四大名著沒變，變的是讀者。不同時代培養不同的讀者，而不同讀者也能培養不同時代的文學和文化。當下閱讀之「輕」，從各類暢銷書排行榜的榜單即可看出。和「去魯」一樣，大家紛紛扛出了「大眾化」的大旗，似乎大眾化就是選擇自由，大眾化和讀經典「勢不兩立」。這種對大眾化的誤解一再發生，以致我們拱手讓出了文化傳承和文化提升的機會。大眾化是多元文化的並存，娛樂和求知並重，文化產品追求大眾化，並不意味著俯就和遷就，而是在形式上「明白曉暢」，在內容上「表達主流價值」，滿足大眾的需要並能提升大眾的修養。文化市場是大眾文化消費的供貨方，更是精神與修養的培育場，這兩個功能不是相互對立，甚至是替換、驅逐，恰恰相反，是可以並且有必要和諧共存。
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不僅因為它們是大師天才之作，還因為它們作為民族乃至人類文化的精神歷史結晶，是經過歷史淘漉的人類精神創造，具有深刻的文化建構力和深遠的精神影響力。流行閱讀、快餐閱讀的風氣之下，用流行時文代替經過歷時檢驗的經典作品，「請走」經典，已經成為今天必須正視的文化現象。別的不說，經典閱讀的缺失正在導致國民閱讀力和語言表達力的退化。以老師難教、學生難懂為由，把魯迅「請走」，正是當前社會過度娛樂化、大眾閱讀過度淺表化的反映。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作教師的職責，就是要通過傳授新知識、解除疑問迷惑，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和思考能力，拓展其視野，提升其精神。「去魯」以「去經典」迎合學生「興趣」和「接受力」，其實是放棄了教育的提升功能。編教材就是要注重經典。不教經典，何成教材？如果教材的編選以學生的興趣為導向，而教師的教學以學生既有知識為水準，那麼何談教育學生和提升學生？從小學升到中學，本是兒童步入少年，向社會開啟心靈的時機，範文的選擇，應當給學生一個跨入心智新階段的啟示。這個原則恐怕不能因為「創新」而丟棄。何況，「去經典」帶來的閱讀轉變，絲毫不意味著創新和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