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增長速度要比其他經濟體快得多,而且更加穩定。這些成功故事的背後是一項促進增長的政策議程和大公司的突出作用。
過去15年,新興經濟體佔全球GDP增長的近三分之二,新增消費的一半以上。然而,各個國家的經濟表現差別很大。
為什麼一些新興經濟體的表現優於其他經濟體?
一些新興經濟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實現了強勁而持續的增長,表現突出。那麼它們成功的秘訣是什麼?
在優勝者:高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和推動它們發展的企業一文中,麥肯錫全球研究所著眼於71個發展中經濟體的長期記錄,來確定表現優異者--並找到有助於解釋它們表現優異的兩個關鍵因素:生產力、收入和需求的促增長政策方案推動了經濟的非凡增長,以及大公司在推動增長方面所發揮的非常突出的作用。
1. 在71個國家中,有18個國家的表現優於其他相當水平的國家和全球基準。
2. 生產率、收入和需求的促增長方案推動了突出表現。
3. 大企業的貢獻是表現優於其他經濟體的一個關鍵特徵。
4. 不斷變化的時代為新興經濟體帶來了潛在的新機遇。
5. 如果所有新興經濟體都效仿表現優異的國家,全球經濟可能會增長11萬億美元。
一、在71個國家中,有18個國家的表現優於其他相當水平的國家和全球基準
我們分析了從1965年開始的50年間71個經濟體的人均GDP增長情況。在這些研究中,我們發現18個表現突出者,約佔四分之一。
在整個50年期間,7個經濟體實現或超過了實際人均GDP 3.5%的年增長率。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這一門檻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經濟體在50年內達到中高收入水平所需的平均增長率。這七個國家分別是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和泰國。
我們還發現了另一組11個表現優異的經濟體,他們的表現突出時間較短、不那麼引人注目,而且在地域上更加多樣化。在1995年至2016年的20年間,他們實現了人均GDP至少5%的年均實際增長。這11個國家是亞塞拜然、白俄羅斯、柬埔寨、衣索比亞、印度、哈薩克斯坦、寮國、緬甸、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越南。
這18個國家的平均表現不僅優異,而且分別在過去50年和20年中至少四分之三的時間超過基準增長率,顯示出一致性(表1)。
總體而言,這些表現優異的國家是幫助10億人擺脫極端貧困的引擎。世界銀行將極端貧困定義為每天生活費不足1.90美元。這些國家的日益繁榮不僅減少了貧困,而且使新一輪中產階級和富裕階層的出現成為可能。1990年至2013年,71個新興經濟體的赤貧人口從18.4億降至7.66億。在這一脫貧變化中,近95%的經濟體表現突出。
目前世界上只有不到11%的人口生活在極度貧困中,低於1990年的35%。
與此同時,這些國家越來越多的居民加入了「消費階層」——即那些收入高到足以成為商品和服務的重要消費者。例如,在印度,消費階層家庭的數量在20年裡增長了10倍,從1995年的340萬增加到2016年的3500多萬。從全球來看,這些高度城市化的消費者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過去20年,在所有新興經濟體的家庭支出增長中,表現突出者的佔了近一半。
二、 生產率、收入和需求的促增長方案推動了突出表現
然而18個表現優異經濟體的差異很大--跨越不同的收入水平、規模、要素稟賦和區域--但拉美地區例外,我們的分析表明他們享有生產率,收入和需求上升的類似促增長周期的基礎(表2)。這些基礎是競爭政策的一部分,它們為生產力增長創造了動力,並幫助鍛造了推動大部分GDP增長的大企業。
過去30年,在表現優異的國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GDP增長歸因於與工業化相關的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年均生產率增幅為4.1%,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僅為0.8%。這種快速發展最初是通過創造財富和促進需求來推動經濟增長周期的,而需求又轉而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在我們的樣本中,在1990年至2015年期間,投資和國內儲蓄的高利率所帶來的資本積累每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3.8個百分點,而在1995年至2015年期間,11個短期表現優異的經濟體中資本積累每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則為5個百分點。
投資佔GDP的比重,長期表現優異的經濟體平均為30%,近期表現優異的經濟體平均為20%,比其他發展中經濟體高出3至13個百分點。國內儲蓄佔GDP的比重要高出10至30個百分點。
表現優異的經濟體可以利用更高水平的國內儲蓄,其中一些是政府運營的養老金儲蓄計劃所要求的,其中一些政府鼓勵政府發展強大的金融機構和方便的數字銀行服務。國內儲蓄增加使得基礎設施和其他領域的投資增加。在2000年至2016年間,在新興市場外國投資的約9000億美元中,表現優異的經濟體吸引了近70%。
強勁的生產率增長轉化為非凡的收入增長。1980年至2014年間,7個長期表現優異的國家的實際工資和福利平均每年增長4.6%。
中國領漲,收入每年增長8.6%。在近期表現突出的國家中,1995年至2014年,實際工資和福利每年增長6.0%。這大約是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三倍。在這18個表現突出的國家中,收入增長帶來的家庭消費支出增速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或發達經濟體快約3個百分點。
這些國家的另一個基本特點是,它們有能力通過調整政策來適應本國國情和不斷變化的環境,實現宏觀經濟穩定,即使是在全球動蕩的時候。例如,上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各國政府迅速採取行動,確保經濟從動蕩時期迅速復甦。
表現優異的經濟體還得益於它們通過出口市場利用全球需求增長的能力,從而獲得更大的規模經濟。1980年,在全球商品、服務和金融的流入和流出中,表現優異的經濟體只佔不到10%。到2015年,他們的份額已經增加到20%甚至更多。
競爭政策也為生產力增長創造了動力。許多表現優異的國家認識到有競爭力的私營部門公司的重要性,並營造了有利於投資和競爭的環境,即使它們創造了提高生產率的激勵措施。他們並沒有挑選成功的行業或行業內的企業,而是專注於提高行業內的生產率。
因此,在大公司中佔較大份額的行業增長更快,生產率提高幅度超過其他行業,工資水平提高,實現了更高的投資水平。在一些(但不是所有)國家,政府通過對新生產業的全部門支持,幫助培育有競爭力的國內企業,包括低成本貸款、優惠匯率、低稅率和研發補貼。
然而,隨著這些行業變得越來越具有競爭力,保護措施逐漸取消,限制了市場扭曲。在某些情況下,支持與鼓勵企業提高生產率的條件掛鈎。例如,韓國在上世紀60年代的進口政策嚴格限制了除戰略進口以外的所有進口,並徵收了高額關稅,但該國在上世紀80年代逐漸轉向了一種更為開放(但仍不完全開放)的政策。
三、 大企業的貢獻是表現優於其他經濟體的一個關鍵特徵
儘管數十年來,經濟增長與發展經濟學家已經廣泛記錄了推動新興經濟體增長的政策,但對全球競爭力、靈活管理和高生產率企業的增長的貢獻卻很少被研究。在18個表現突出的國家中,我們發現這些公司不僅幫助提高了國內生產總值,而且也促進了國內的變革。
我們將大公司定義為年收入至少5億美元的上市公司。從1995年到2016年,它們在表現突出的發展中經濟體中相對於GDP的收入增長了近三倍——從相當於GDP的22%增長到64%,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的水平,使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水平相形見絀。與此同時,我們估計這些表現優異的企業對國民GDP增加的貢獻值也在迅速增長,從1995年的11%增長到2016年的27%,或者是表現不佳的新興經濟體的兩倍(表3)。
大公司傾向於專注於那些挖掘全球需求的行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表現優異經濟體在出口中所佔的份額。比中小型企業相比,他們通過更多投資於資產、研發和職業培訓,獲得更高的生產率,而且他們往往支付更高的工資。除了這些直接影響之外,大公司還間接地刺激了中小企業在供應鏈中的創造、增長和生產力,反過來又依賴這些中小企業為其生態系統提供中間投入。
在表現突出的經濟體中,對於大公司來說,發展到頂峰然後停滯不前絕對是最不想看到的情況。我們的分析發現,在18個表現突出的國家中,許多(但不是全部)的競爭態勢可能是殘酷的,只有最強者才能生存下來。
競爭激烈的企業環境的一個跡象是,表現優異的國家每萬億美元GDP中擁有的大公司數量大約是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兩倍:2016年,每萬億美元GDP中有160多家大公司,而表現不佳的國家有80家(高收入國家有95家)。
國內競爭使贏家在收益和收入中所佔比重不成比例,並在關鍵領域(包括股東總回報)上超過發達經濟體的同行。因此,對於高收入國家的企業而言,發展中世界既是增長的機遇,也是新的全球激烈競爭的源泉。
成功的公司保持領先地位的回報是巨大的:在表現優異的新興國家,在價值創造方面排名10%的大公司獲得了所有公司淨經濟利潤的454%。這一比例是高收入國家的四倍多。在高收入國家,排名前10%的公司僅佔全部淨經濟利潤的106%。但對失敗者的懲罰也更大:在表現優異的新興經濟體中,排名靠後的10%的公司產生的虧損相當於總虧損的289%,相比之下,在發達經濟體中,排名靠前的大公司在各自利潤池中所佔的比例為31%。
在這一歷程中倖存下來的新興市場公司在全球舞臺上成為了堅強而強大的競爭對手。它們涉及的部門廣泛,但根據各國經濟結構的不同,差別也很大。
在1995年至2016年期間,表現優異國家的大型上市公司每年的淨收入增速都比其他新興經濟體者高出4至5個百分點。在全球範圍內,從2005年到2016年,它們貢獻了所有大型上市公司約40%的收入和淨利潤增長,儘管它們僅佔2016年總收入和淨利潤的25%左右。自2000年以來,這些公司中已有120多家躋身《財富全球500強》榜單。
在一個關鍵績效指標上--股東總回報,表現最好的公司也超過了發達經濟體的公司。從2014年到2016年,排名前25%的表現優異公司的總股東回報率平均為23%,而高收入國家的公司回報率為15%,而表現不優異新興經濟體為13%。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這些大公司的貢獻,我們調查了來自7個國家和10個行業的2000多家公司的高管。有三個突出特點:
新興經濟體的頂尖企業更注重創新,它們56%的收入來自新產品和服務,比發達經濟體的同行高出8個百分點。以資本支出與折舊之比衡量,它們的投資幾乎是發達經濟體同類公司的兩倍。它們分配資源的速度也更快:平均而言,它們做出重要投資決策的速度比發達經濟體的同類公司快6至8周。這相當於減少了30%到40%的時間。
最後,在新興經濟體中,最成功的大型企業比高收入國家的同類企業更有可能(27%)優先考慮本國市場以外的增長——通過這樣做,它們已成為強大的全球競爭對手。
Thai conglomerate Charoen Pokphand Group就是一個例子。CP Group涉足農業、房地產、零售、電信, 是1981第一個在中國首批經濟特區深圳投資的外國投資者,如今,其在華業務約佔其450億美元年銷售額的40%。
四、不斷變化的時代為新興經濟體帶來了潛在的新機遇
全球形勢正在發生變化。例如,在發展中國家,製造業似乎比過去更早達到頂峰,而且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跨境貿易流動失去了一些活力。隨著這些變化,新興經濟體在製造業和服務業方面不僅面臨挑戰,也面臨新的機遇。
我們強調了全球格局的三個基本變化,所有新興經濟體都必須應對這些變化:
1. 世界人口變化
人口結構的變化已經在影響全球經濟。例如,在德國和日本等一些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正在拖累經濟增長。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了一種強大的反趨勢,即新興經濟體城市化程度的上升,隨著人們移居城市並加入新興消費階層,這種趨勢正在推動消費。我們預計,在2015年至2030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總體上將佔消費增長的62%,相當於15.5萬億美元,其中22%來自中國。
2. 貿易模式轉變
發展中經濟體有史以來第一次參與全球貨物貿易的一半以上。「南南」貿易——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即使它們不在南半球)——的增長速度快於南北或南北貿易(表4)。 總體而言,南南和中南等新興市場的貨物貿易份額從1995年的8%上升到2016年的20%。
中國是南南貿易的重要推動力量。隨著中國從一些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轉向研發密集型製造業,它可能會為印度、越南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創造新的機會,尤其是為在從印度尼西亞到烏茲別克斯坦等低收入國家生產的商品。
3. 一場正在興起的數字革命
我們估計,從2015年到2030年,自動化每年將使發展中經濟體的生產率提高0.8到1.2個百分點。
數位技術已經開啟了新的商業模式,打開了新的市場。例如,在肯亞,M-Pesa允許移動轉帳,而在印度尼西亞,叫車應用程式GoJek在交通領域開闢了新的市場。
在這種不斷變化趨勢的背景下,在過去30年裡,在表現突出的經濟體中製造業一直是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的強大引擎,並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製造業在發展過程中比過去更早達到頂峰,哈佛大學經濟學家Dani Rodrik將這種現象稱為「過早去工業化」。
這一現象使發展中經濟體的雄心變得複雜,但可能不會受挫;我們發現,製造業可能仍有增長空間,尤其是在低收入國家,它仍可能是創造就業機會的源泉,尤其是在工資低和戰略目標是使國家成為吸引服裝製造商和其他勞動密集型製造商的目的地國家。我們的分析顯示,僅以勞動力成本的可能趨勢為基礎,20多個國家仍能實現製造業和價值的增長。
就此而言,服務業佔GDP的60%以上,佔新興經濟體就業總量的一半以上,但在大多數國家,服務業在歷史上並不是生產率增長的重要貢獻者。如今,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技術,它使從呼叫中心工作人員到放射科醫生等服務提供商更容易在全球展開競爭。服務佔全球出口總額的比例從1995年的19%上升到今天的24%。服務業的就業比例在發展的早期階段也變得更加重要。
五、如果所有新興經濟體都效仿表現優異的國家,全球經濟可能會增長11萬億美元
如果53個表現中等或表現不佳的新興經濟體能夠與18個表現優異經濟體的歷史生產率增幅相媲美,將會發生什麼?這將要求它們將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從2000年至2015年的1.4%提高到4.2%,這是表現優異的企業實現的年平均增長率。為了估計對新興經濟體和全球經濟的影響,我們使用宏觀經濟模型模擬了這種增長。
其影響是驚人的:對於發展中經濟體來說,人均GDP的總體增長率可能會上升到4.6%。這將使他們的人均GDP比2030年的普遍預測高出50%以上,並使2億人進入消費階層,1.4億人擺脫貧困——這將使全球人口增加近兩個百分點。
全球經濟將出現反彈,平均每年增長3.5%,而普遍預期為2.8%。到2030年,這一增長將直接為全球GDP增加11萬億美元。其中約8萬億美元將直接來自53個迄今為止處於中等和表現不佳的新興經濟體。
剩下的3萬億美元將是間接產生的,因為53個國家增加的經濟活動和收入會影響發達經濟體和表現優異的新興經濟體的全球需求。11萬億美元的全球產出增長約佔全球經濟的10%,相當於再增加一個中國。
這種情況的可信度有多高?將生產率增長率提高兩倍當然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但已有先例存在:與1980年至1995年的基準時期相比,最近在1995年至2015年期間表現優異的11個近期表現優異的經濟體實現了這一目標。
地理區域都有共同的優勢和劣勢,都有可能加強其促進增長周期。
在不同的全球範圍內,我們可以發現識別出一些個別國家是我們表現突出經濟體榜單中的新來者。這些國家正在按照我們的熱圖的要素落實和加強其經濟基礎。其中一些國家已經實現了2011年至2016年超過3.5%的人均GDP增長。
從2011年到2016年,孟加拉國、玻利維亞、菲律賓、盧安達和斯裡蘭卡這五個國家的人均年增長率都超過了3.5%,在我們的表現指數中也名列前25%。
第二組國家包括肯亞、莫三比克、巴拉圭、塞內加爾和坦尚尼亞。這些國家已經進入我們經濟表現得分榜單的前四分之一,反映出主要生產力、收入和需求驅動因素的改善,但它們還沒有實現人均GDP 3.5%的持續增長。
最後,另外兩個國家實現了3.5%的GDP增長基準,但它們的經濟表現不那麼出色,因此排在第二等的四分之一。它們是象牙海岸共和國( Republic of Côte d』Ivoire)和多米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表5)。
與此同時,對於我們確定的18位表現優異的經濟體來說,祝賀是必要的——但是不應該自滿。即使在我們的分析中表現最好的地區,在一系列指標上也存在經濟改善的空間。
隨著全球格局的演變,發展中國家將面臨不斷變化的趨勢,這些趨勢可能使發展中國家在超越以往表現優異的國家更具有挑戰性。然而,我們仍在個別國家和整個地區看到大量機會。企業可以抓住這些機會,政策制定者也可以。
為了全球經濟,也為了數億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並渴望過上更富裕生活的人,他們這樣的做法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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