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像一部詞典：左邊是歐洲思想中的偉大概念，右邊則是它們在中國思想中的對應詞。它闡釋了中國和歐洲思想中的關鍵詞，同時強調兩者的差異。
舉例來說，歐洲的理性是建立在「因果」觀念之上的，而中國人思考的則是「勢」。「因果」與「勢」，兩者的差距看上去微不足道，實則非常深刻，其中就存在著兩種世界觀之間的差異。
這本書的作者、著名漢學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舊譯餘蓮、於連）曾經就說過，在思想之間，互不相干、漠不關心的確比差異更難跨越。在新書《從「存在」到「生活」：中歐思想關鍵詞》（
De l』Etre au Vivre. Lexique euro-chinois de la pensée）中，他以迷人的準確性，使那些非專業的讀者理解這樣的差異。
朱利安是法國哲學界獨一無二的人物。1975年，他從師範大學畢業，並通過會考取得高中教職，在法國，這是很了不起的職業起步。當時他卻決定遠赴中國，吸引他去那兒的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是當時的風尚），而是傳統中國思想。
以其驚人的博學，並逐漸掌握傳統中國的偉大作品之後，朱利安本可以滿足於做兩種文明之間的中介人。但他更進了一步：他持之以恆地將對中國的認知轉向歐洲，並以此向我們揭示西方思想中那些讓人不假思索的預設。在朱利安的書中，我們很難找到什麼異國情調或是東方主義，中歐兩種思維方式之間的對話完全是平等的。
弗朗索瓦·朱利安，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及哲學家，出生於1951年。曾任法國中國研究會會長、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系系主任、國際哲學院院長、當代思想研究院院長、法國大學協會資深會員。2010年漢娜•阿倫特政治哲學獎得主。主要著作有《迂迴與進入》《本質或裸體》《聖人無意》等二十餘部。在這本新書中，朱利安提出了20組歐洲和中文的對應詞，以下是澎湃新聞摘譯的6組，每一組詞的第一個都是歐洲概念，而第二個則是中國思想提出的「反駁」。
這一切正如作者本人所說，「重要的不是轉向另一種文化或是尋求某種折衷。我珍視歐洲啟蒙運動的那些價值，而我去中國也不是為了思考自由，因為這不是他們的強項。我去中國是為了使自己向著另一種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開放。」以下的對應概念或許也有助於國人思考歐洲。
因果性（Causalité）—勢（Propension）因果性處於所有西方思想的起源處。我們不是描述眼前的事物，我們解釋它們。並且，我們解釋的方式是離開事物，以便在它之外探求原因。希臘人曾尋找「第一因」，比如神；而「cause」（原因）和「chose」（事物）來自於相同的拉丁語詞根。通過原因來理解事物，這一模式正是「科學」的基礎。
至於中國人，他們在論理時與其說在解釋，不如說是在暗示。這正是所謂的「勢」（propension，傾向）：重要的是我們不再把事物與其發展的方式分割開來。然後「勢」的觀念也同樣用在歷史（「史」）研究中。
當中國的歷史學家講述帝國的誕生時，他所做的不是尋求其原因，而是描述中國社會向著某種統治方式演變的整體傾向。在西方，傾向這一觀念仍處於邊緣，不過，也許因果性模式也有其局限。
主體的能動性（Initiative du sujet）—幾之勢（Potentiel de la situation）在歐洲哲學中，一切都從「我」開始（笛卡爾）。人被設想為「主體」，後者既能思考也有所欲求，他是某一能動的主體，並使自己處於一切事物的開端。
中國思想更傾向於從局勢出發探討其潛能。行動的動力不再是「主體的能動性」，而是「局勢的潛能」，即「幾之勢」。
縱橫家是獨具中國特色的人物，他們所做的不是制定某些計劃或者依賴某一「天才之舉」（我們要注意西方人對這些理性中的瘋狂自相矛盾的激情……）。中國的賢者-謀士所做的不如說是觀察那些有利因素，以便使局勢向著有利自己的方向發展。
自由（Liberté）—虛待（Disponibilité）被因果性糾纏，西方思想不斷反思個體如何能夠從中解脫。我們的理想是不再服從那些強加給我們的規定，並將之稱為「自由」。自我-主體首先是被賦予自由的：這是他的首要品質，他的價值也正是從中衍發。
希臘人將自由與奴役相對立，並在面對波斯人時肯定了自由的緊迫性，在這之後自由成為城邦和內在的精神生活的理想。中國人沒有這種政治經驗，反之，他們發展出我所謂「虛待」的概念。
自由意味著有選擇，而「虛待」則等同於消解任何立場，它意味著不做決定，意味著完全「開放」，不遵循任何既定規劃，它使人不會受到任何挫折。孔夫子曾說聖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當弗洛伊德解釋說精神分析師應當（和被分析者）保持「同樣無拘無束的注意力」時，他隱約預感到的不也是同一種「虛待」？
當然，我們也不該抱有太多幻想：「虛待」同樣也是服從於某一種權威。因為在政治中，我們總是在一邊或另一邊，不採取任何立場則等同於效忠。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士人從來不會正面提出「我控訴」。
正（Frontalité）—奇（Obliquité）我們的政治空間是圍繞著對立（affrontement）組織起來的。在雅典，無論是戰爭還是集會，決定只能從面對面的爭論中產生。中國人更傾向於側面、間接和迂迴，即所謂「奇」。在正面對立中，我們互相損毀。在中國，政治批評只能是間接的，不過，中國的文人已經將其發展為一門藝術，這使它變得愈加危險。
中國最早的詩歌論著之一已經提示人們為了不冒性命危險，要通過意象傳遞隱晦的意義。我們也看到近年來，隨著極左思想影響的逐漸消除，中國共產黨如何能夠根本地自我變革。不過，這一變革是藉助於自身話語悄無聲息的轉換，而不是公然唱反調，它會讓我們逐漸領會到其演變過程。
天啟（Révélation）—中庸（Régulation）神啟和它的世俗版本革命構造了西方人對時間和歷史的感知：事物總是有先有後。中國人則避開了時間連續體中的斷裂，並且傾向於預先確定的規則或規範的調節。「中庸」意味著變中自有不變：因為不會偏離軌道，所以萬物運行自會更新。這正是中國人敬畏「天」的原因。
與規則不同，「中庸」不會模型化，它不會做出決定。正因此，中藥是一種調理醫學，而不是手術。與其同疾病抗衡，不如通過調理保持身體健康。
彼世（Au-delà）—間（Entre）希臘人提出了彼世的概念，並將善、正義和真放置其間……形上學的一切意義都在於此。他們區分出經驗現實的此世和理想性的彼世，由此把世界分為兩份。真理永遠在彼岸，在極限處，而希臘人對二分法和截然對立的偏好也正是由此而來。
在理論和歷史中，這樣一種設置自有其效力。正是藉助於這一設置，知識分子能夠作為自治主體和自主的形象凸顯出來：面對權力，他能夠以這個理想性的世界為依靠。
不過由此一來，希臘人也就忽視了事物的「間」，也就是所有那些中間事物，後者正因為「間」而隱晦不明。亞里斯多德知道如何定義黑與白，但對灰色他就束手無策了。因為「居間」就其本性來說沒有自在：它沒有本質。不過，世界的生機、呼吸的流動正是穿行於這未被規定的朦朧與模糊。「間」這個象形文字很好地說明了「居間」的觀念：在兩扇門之間，月亮的光芒穿越而過。
（胡新宇編譯）(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