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新網推薦：法國漢學家白樂桑撰寫的法語版漢語教材在歐洲產生強烈反響，英國漢學家麥可•狄龍出版《簡明中國歷史讀本》讓英語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印度漢學家狄伯傑不僅撰寫《中印情緣》、翻譯中國古籍，還在中國找到屬於自己情緣。他們用各自的視角向世界訴說著自己的「中國故事」，他們用充滿真情實感和富有個性色彩的故事吸引外國讀者，使更多人了解中國、喜歡中國。他們是中國文化在海外的「本土代言人」，他們是中國人民與其他國家人民之間加深互信與融通的紐帶，他們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最佳助力。
印度漢學家狄伯傑在印度新德裡世界書展上。(圖片提供 中譯出版社）
法國漢學家白樂桑在介紹法國出版的中國相關書籍。（人民日報記者 李永群 攝）
有這麼一批外國人，他們了解並熱愛中國，一直致力於中國與本國的文化交流。他們不僅學習研究中國的語言和文化，還向本國人翻譯、介紹、傳播中國文化。他們是中國文化在海外的「本土代言人」，更是「中國故事」的最好講述者
法國漢學家白樂桑——
「中國＋西方，才是一個整體」
不久前的第四十六屆倫敦書展， 歐洲漢語教學協會主席、法國榮譽國民教育漢語總督學白樂桑與中國出版集團下屬的中譯出版社籤署了「外國人寫作中國計劃」新書的約稿協議。
「我撰寫的法語版漢語教材自上世紀90年代出版以來反響很大，這次與中方的出書計劃包括出版該漢語教材的其他語種版」。在巴黎13區的一家中餐館裡，白樂桑與記者邊吃餃子邊聊，「簡單地說，漢語教學是『詞本位』還是『字本位』的問題」。白樂桑於1989年提出漢語教學的「字本位」理論，被認為是對對外漢語教學的最大貢獻。
作為第一批交流生，白樂桑於1973年11月來到北京學習漢語，從此他的人生烙下了漢字的印跡。多年後白樂桑總結他當時選擇學習漢語的三個動機：一是發現。歷史上法國一直認為與中國具有文化差異，包括語言文字差異，正是因為差異，才需要發現。白樂桑說當初到中國的時候，中國沒有現在這麼高的發展水平，他們根本考慮不到學習漢語的實用性。「我們只憑興趣，下意識地繼承了伏爾泰的意識——異國情結。最想去了解的，是最不一樣的國度，有特性才有意思」。二是傳統。無論是漢學水平還是漢語教學，法國在世界上都位列第一。在他看來，法中有一個共同之處，都非常重視語言文字，因此從2012年起有了兩年一次的「中法語言政策與規劃研討會」。三是漢語學之不盡，越學越有意思。
中國有句老話「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實不然。白樂桑坦言，中國具有一些獨一無二的美好事物，由於一些原因沒有傳播出去，很長時間西方對此不太了解。
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存在文化不自信。白樂桑直言不諱：從1973年第一次到中國算起，我到中國近乎300次，有一件事每次都令我感到神奇，就是晨練。晨練完全是中國獨特的一道風景，在我看來太有意思了，也很有意義，但在中國人眼裡是再平常不過的了。有人甚至認為晨練落後，因為西方沒有，不夠國際化，所以跟不上時代。這是不是一種文化不自信？法國人從不覺得具有法國特色的東西是落後的，比如法國人愛吃蝸牛。法國人很注重保護自己的歷史與遺產，巴黎也有類似北京胡同般的古舊街巷，雖然交通不便，但還是原汁原味地保存下來，因為它具有歷史感。
在文化上，中國不僅不應該自卑，而且應該自豪。了解中國文化的西方人常被中國獨特的文化魅力所傾倒。「比如中國的書法藝術，書法作為一門藝術，這是中國特有的，西方沒有。一個國家比世界其他各國多了一門藝術，這可不是小事啊！」白樂桑由衷地感嘆。為此，白樂桑建議應該在巴黎著名的藝術展覽中心，如羅浮宮或大王宮等地舉行專門的中國書法藝術展，讓熱愛藝術的法國人有機會盡情領略中國書法藝術。
作為語言學家，白樂桑發現，相對而言，西方是聽覺文化，基礎是拉丁字母，字母標音。中國則是視覺文化，基礎是漢字，漢字標意。因此放眼全球，只有中國詩歌擁有非凡地位，這是其他國家，包括法國所無法企及的。這是漢語本身的特質所帶來的。
「對全人類來說，幸虧既有中國，又有西方，中國+西方才成為一個整體」，白樂桑總結道。
（駐法國記者 李永群）
英國漢學家麥可·狄龍——
熱愛中國的赤誠之心
80年前，一部由美國著名記者愛德加·斯諾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又稱《西行漫記》）向西方社會推開了一扇了解中國的窗口。賡續這一歷史傳統，中譯出版社「外國人寫作中國計劃」發布的新書，包括德國漢學家顧彬的《憶當年》、印度漢學家狄伯傑的《中印情緣》（中英文版）和英國學者麥可·狄龍參與撰寫的《簡明中國歷史讀本》等。
用「著作等身」這四個字來形容英國著名學者麥可·狄龍，一點都不為過。狄龍給記者在郵件後面所附的他的主要著作，有長長的一大串，整頁屏幕都放不下。在這些有關中國著述的背後，是狄龍一顆跳動著的熱愛中國之心。
「我想讓儘可能多的英語讀者，能更好、更準確地了解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談起自己剛剛出版的《簡明中國歷史讀本》一書，狄龍深有感觸地說。記者注意到，在不久前舉行的第四十六屆倫敦書展上，狄龍的這部書廣受好評。
據了解，《簡明中國歷史讀本》是節略本，原著洋洋灑灑多達6卷，狄龍負責的英語版本則在新的視角下，對中國歷史進行全面闡釋、深入解讀。「讓英語讀者了解中國人看待他們歷史的方式，以及這種方式如何影響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態度，甚至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態度，是我的願望」。
事實上，狄龍還在小學念書時，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興趣，20世紀60年代，英國廣播公司推出了一檔學習中文的系列節目，他一直跟著學。「正是在那時，我做出了到大學學習中文的決定」，狄龍說。
此後，狄龍進入了英國北部利茲大學學習中國歷史，並獲得了中國歷史的學士和碩士學位。畢業後，他一直從事有關中文和中國歷史的教學及研究工作，如今，狄龍擔任杜倫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
杜倫大學是英國頂尖學府之一，其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成立於1999年，是英國國內研究當代中國的「佼佼者」。在這裡，狄龍潛心研究中國，撰寫、翻譯、編輯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書籍。此外，他還在不少一流的世界刊物上，發表有關中國的論文，並常常出席有關中國的國際學術會議和論壇等。狄龍說，自己與中國的接觸越多，對中國的感情也與日俱增，他熱愛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熱愛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熱愛中國的一切。
最近狄龍正在加緊撰寫《周恩來傳》一書，編纂工作即將接近尾聲。「周恩來講究實事求是，『實事求是』翻譯成英語，就是『從事實中尋覓真理』，我也在努力這樣做」。狄龍說。
（駐英國記者 黃培昭）
印度漢學家狄伯傑——
「中印情緣」未了時
漢學家狄伯傑和他的中國妻子王瑤，相識於北大，兩人的愛情結晶漢斯和傑伊已經上小學。狄伯傑笑著告訴本報記者：「我和中國的情緣不只是愛情和親情，我的整個成長經歷和未來發展都與中國分不開，很慶幸能見證並親身參與到中印兩國的共同發展中來。」
「一開始中國出版集團找我約稿，我覺得可能就是說說而已」，剛過50歲的狄伯傑捋捋頭髮，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覺得我還沒有老到要寫回憶錄，不過後來知道這是一套系列叢書，約有20位外國學者都要寫他們和中國的故事，就籤了約」。
狄伯傑撰寫的《中印情緣》分為九章，包括「在北大的日子」「馬拉松愛情的開始」「返京見證中國崛起」「中印跨文化交流」等，既有自身的學習及情感經歷，還涵蓋了自己對中印古代交流史的研究，以及與多位中印文化研究大家的交流經驗。印地語專家姜景奎教授為這本書寫序，兩人都認為這不只是一本局限於個人情感的書，希望中印讀者從中也能感受到兩個國家經歷的情感碰撞。
「我的家鄉在印度北部山區庫魯，在小鄉村長大的我對中國的認知來自於詩歌和民謠」，狄伯傑對兒時的經歷記憶猶新，「父親給我讀的《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中都有對中國的描寫，我至今還記得一首兒歌的歌詞：尊敬的女士，請你認真地告訴我，去中國走哪條路？」狄伯傑告訴記者，這是上世紀50年代的歌曲，可見在那之前印度北部地區和中國的邊貿來往非常頻繁。
在尼赫魯大學完成本科及碩士的學習後，狄伯傑於1991年前往北大歷史系學習。他對記者說：「那時的北京和新德裡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從那時兩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對比來看，也是不相上下的。但我此後多次回到中國，卻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發展變化很快。」
對狄伯傑而言，北大的3年學習收穫頗豐，他在排球場上認識了妻子王瑤。「我倆剛談戀愛時她已快畢業了，之後10多年的交往聚少離多，經歷了不少波折」，說到這兒，狄伯傑有些不好意思，「一開始她的父母也有些意見，覺得女兒嫁老外就罷了，怎麼還是南亞的。不過後來我和他們接觸多了，彼此之間都覺得還不錯，很多話題能說到一塊兒去。就像現在，我們一家四口主要生活在印度，我出差去中國的機會比我太太還多，每次都會到嶽父嶽母那裡坐坐，從毛澤東到『一帶一路』，都是我們感興趣的話題。」
《中印情緣》的中英文版已經出版，印地語版也將於近期定稿。在狄伯傑看來，這種「回憶錄」當然還有續篇，畢竟自己的情緣待續，中印攜手發展的路還長。他指著電腦對記者說：「我新翻譯完成的《四書》也即將出版，另外一直在忙的『一帶一路』的書也快完成了，我們兩國太多的故事值得書寫。」
（駐印度記者 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