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不止一次在各種場合澄清過「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說法系被誤讀，但「垃圾論」仍幾乎成為德國漢學家顧彬的身份標籤。
但顧彬並沒有放棄針對中國當代文學持續發聲。從「中國作家應該沉默20年」、「中國作家當編劇很墮落」「中國當代作家慷慨激昂讓人受不了」，到「中國小說在德國是遭排斥的庸俗文學」，再到2013年因為批評莫言而引發和劉再復的論戰，儘管其中充滿不少誤讀和曲解，但是仍然可以明確看出，顧彬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總體上是持批評態度的。
顧彬（Wolfgang Kubin）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顧彬，系德國著名漢學家、詩人和翻譯家，1966年起學習神學，之後又轉學漢學，兼修哲學、日耳曼學及日本學，並於1973年以《論杜牧的抒情詩》一書獲波鴻魯爾大學博士學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學以《空山——中國文人自然觀之發展》一書獲得教授資格。自1995年起，顧彬出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至今，現還擔任汕頭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中國海洋大學德語系首任系主任等職。其研究領域以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及中國思想史為主，著述、譯作頗豐。主要作品和譯著有《中國詩歌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魯迅選集》六卷本等。同時，顧彬還擔任《袖珍漢學》和《東方·方向》兩份重要德文漢學/亞洲學期刊的主編。
9月19日，顧彬來到上海長寧區圖書館，與復旦大學德語系教授魏育青對談「翻譯對社會發展的意義」。他以德國現今圖書市場上70%都是譯文書為例證，並援引一位美國漢學家的說法——歐洲哪一個民族開始翻譯，就開始發展——說明翻譯對於一個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
當主持人問中國翻譯目前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時，顧彬肯定地回答說，是「在母語」——也就是中文水平的問題。
顧彬為什麼不待見中國當代文學顧彬對於當下中國文學的「不待見」，很重要的一點是他有兩個對比：縱向的是與過去對比，橫向是與世界對比。與過去對比，他更欣賞中國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這構成了他批評的一個主要動力。顧彬開始對中國文學著迷也是從李白的「日照香爐生紫煙」「故人西辭黃鶴樓」開始的。《德國之聲》記者艾柯說，在波恩，人們笑傳顧彬是早晨五點起來讀《論語》的那種人：「他愛的是中國的古代。」
與過去的比較，除了遙遠的古代外，還有就是現代文學。顧彬對中國的現代作家評價甚高，「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可以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學相媲美，像法國、義大利、西班牙，沒問題。」
從顧彬對現代文學的評價可以看出，他對當代文學的批評另一個立足點都是站在世界文學的立場和標準上而言的。這種對比，難免讓顧彬這個對中國文學充滿熱情的德國人感到失望。但是顧彬對中國當代詩歌的評價一直很高，認為是中國文學中僅有的仍可以跟世界對話的部分。
「四十年來，我把自己全部的愛奉獻給了中國文學。」顧彬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序言中動情地說。很難認為，這種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熱情是假的，那麼如此激烈和犀利的批評，如果用庸俗一點的說法，就只能是「愛之深責之切」了。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當代作家的外語不好影響其豐富自身表達」在長寧圖書館，主持人提到了顧彬對於中國當代作家不懂外文的批評。 顧彬曾說過，「中國當代文學的語言有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還是我一直說的，中國作家的外語不太好，無法讀原著，就無法吸收其他語言以豐富自身的表達。」
這次，顧彬依然堅持，但顯得比較克制，看來真像他說的，「學會了中國人的圓滑」。他認為，會很多語言，就像有了很多的家，「這種感覺和只在一種語言裡是不一樣的。」
對於顧彬的判斷，魏育青部分同意，他認為，「六十年代前後，（中國作家的外語水平）相對（三十四年代的作家）差很多，而現在更年輕的一代就好得多」，因為有更多的條件和機會。但魏育青特別贊同顧彬對語言的看重，「一種語言重要的並不是傳遞信息的工具，而是對思維的影響。」
說到當天的主題，顧彬試圖從側面解答。「為什麼中國『文革』時期文學落後？」在顧彬看來，一個原因就是翻譯作品的匱乏。他拿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德國來比較，當時德國禁止了很多外來作品的翻譯，顧彬認為那是很大的損失。中國也是如此，直到1979年中國開始大量引入翻譯作品後，才同德國一樣有了很好的改變。
顧彬說的這點，很多1980年代的作家肯定會心有戚戚。當時中國引入了大量西方經典，比如海德格爾、黑格爾，一時間形成了「文化熱」，1980年代的作家幾乎都受到過這批譯著的影響。
顧彬援引一位美國漢學家的說法：「『歐洲哪一個民族開始翻譯，就開始發展了。』所以我們可以想想，如果馬克思的作品不翻譯過來，中國怎麼有今天的發展？」
1980年代中國引入了大量西方經典，一時間形成了「文化熱」。「我翻譯的北島比北島本身好得多」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他的瑞典譯者陳安娜受到了特別關注，甚至被稱為莫言背後的「無冕之王」。由此可見翻譯家對於作者走向世界的重要性。在翻譯界有種說法，一個壞的翻譯家翻譯一個好的作品會毀了一個作品，而好的翻譯家去翻譯一個中等水平的作品可能會成就這部作品。所以在翻譯過程是再創造，有可能對一個作家升華或者是貶低。
對此，魏育青認為西方翻譯更傾向於鼓勵譯者的創造，而中文世界不太喜歡對原作進行改動。顧彬就是這樣，他舉了一個可能會被認為是吹牛的例子：「不少會德文的中國人告訴我，翻譯成德文的北島，比北島本身好得多」，「是我翻譯的。」
魏育青覺得，在翻譯過程中，「完全做玻璃人（翻譯者個人意志隱匿）是不可能的，我個人沒有這個水平。這個在中國爭論很多，老一輩有『競賽論』，如果我認為我的審美觀我的水平比你高，那我就要改動。就像錢鍾書說的，如果我比較好，何妨出他一頭。往往提倡這種做法的先生功底都很好。」
那麼現在的中國文學翻譯面對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呢？顧彬斬釘截鐵地說，是「在母語」。「我們（翻譯）最大的困難不在外語，困難在於母語。」在顧彬看來，翻譯是需要經驗積累的。
他最近看到《China Daily》（《中國日報》海外版）上的一篇文章，覺得非常有意思，是說基本上在中國搞翻譯的人都是年輕人，20歲開始做翻譯，30歲之後再去做別的。顧彬的言外之意是，這批年輕的翻譯者缺乏經驗的積累，而這個經驗並非是外語水平問題，而是母語的功力。「如果從德國看我會發現一些有名的譯者年齡都很大，我發現我今年七十歲才覺得自己會翻譯，母語是我最大的問題。」
顧彬譯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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