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做的大大小小的翻譯，字數加起來雖逾百萬，可稀奇的是，竟沒讀過任何一本專論翻譯的書。唏噓的同時，便匆匆翻開了這本入門級的《翻譯的基本知識》，作者是散文家、翻譯家錢歌川先生。
標題雖謂「基本知識」，卻是錢老先生的謙遜之辭。就翻譯一事，作者先是大處著眼，由今溯古，追根究底，漫談翻譯的大方向、總原則，而後又細處著手，從略到術，取譬引喻，對實際翻譯給出具體建議。只是，由於錢老先生從事的是英漢翻譯，舉例也都是英文句例。新加坡著名報人、作家連士升在評論此書時說道：「談理論並不難，最難的是取譬引喻。」於是我想，不妨拿些日文譯例出來，談談我讀罷此書的幾點體會，想必也是一種更為理想的筆記方法。
嚴復提出的「譯事三難：信、達、雅」是人人皆知皆說的，錢老先生更是稱「自唐玄奘以來，在中國的翻譯界，還沒有一個人趕得上嚴復」。可若說人人都能深刻理解其中的含義，卻不見得，好多時候是自以為懂罷了，我就是其中一個。這次重讀，學習到一點，卻也仍有一個疑問未得到解答。
先來談談學到的。錢老講了一個故事。相傳，歐陽修曾為宰相韓琦作過一篇文章，開篇兩句為「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文稿都已經送出去了，又派人追了回來，改為「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你覺得這是為何呢？原來，歐陽先生覺得，原句一連五個字全是仄聲，念起來不好聽，所以才在句中加入一個平聲的「而」字，使得聲調大不相同。原句侷促，改後舒暢，原句意直率，改後有了抑揚頓挫，音調上多了一個轉折，意思也加深了一重。試想，如果譯者未能體會到作者的這份「匠心」，譯文豈能真「雅」。正所謂，譯文之雅，除文字之美，更有聲調之美。
我也舉個例子。前不久，復旦大學的鄒波老師曾攜譯作《我是貓》來我校做講座。他說，夏目漱石的文字讀來都是極具韻律感的。比如，開篇「我輩は貓である。名前はまだない。」（wa ga ha i wa || ne ko de a ru. na ma e wa || ma da na i. ），讀來是五五四四的節奏，他在翻譯時為儘可能傳遞給讀者這分美感，特意譯作「在下是貓，名字嘛，還沒有」這種二二三三的節奏。節奏有了，箇中情緒語氣便也有了。
我想，文豪歐陽修、夏目漱石如能遇到鄒波老師一樣的譯者，對作者和讀者來說，是何其的幸事，對我這種功力尚淺的譯者來說，亦是一種極有力的激勵。
再說說尚有疑問的地方。在翻譯《我的兒子原來是猴子》時，有一處我的譯文是「谷端蹦蹦跳跳地出來了，還緊緊牽著一個男孩子的手。兩人蹦著跳著，有說有笑。他們壓根沒朝校門口看，就蹦蹦跳跳地走過去了。」R是第一個讀我譯文的人，當時他就提出質疑，「你這裡的蹦蹦跳跳也太多了點吧。」我當時生生攢出幾分理直氣壯，反駁道，「可是原文用的就是同一個詞飛び跳ねる啊，這裡多次出現，是想表達滿眼都是他們蹦蹦跳跳的身影，再看不到別的，很受傷的意思啊。」（原文如下：タニバタさんが出て來た。飛び跳ねながら。タニバタさんは男の子としっかり手を繋いで、2人で飛び跳ねながら笑っている。校門を脇見もせずに飛び跳ねながら通り過ぎて行った。）可說實話，我自己是不自信的。這種情形下，是要「信」，還是要「達」要「雅」呢？
錢老先生講到了廣義上的「信」。大意是：原文既達而雅，譯文不達不雅，不可謂信；反之，原文不達不雅，譯文卻既達又雅，亦不可謂信。譯者萬不可把一個流氓譯成一位紳士。若要這般說來，小孩子譯來也只能是小孩子，滿腦子亦只有「蹦蹦跳跳」這個詞，或許也說得通？
別急，我再舉一個例子。施小煒老師翻譯的《人間失格》有一處原文如下：「一から十まで作り物の感じなのである。キザと言っても足りない。軽薄と言っても足りない。ニヤケと言っても足りない。おしゃれと言っても、もちろん足りない。」施老師譯文如下：「一切都充滿了虛假感。說是作態自不夠分量，說是輕薄又意猶未盡，說是娘娘腔亦未足達意，說是刻意修飾，自然也不夠窮形極狀。」如果把四個「足りない」全譯作「不夠」，可讀性和美感必將大打折扣。原文固然用詞相同，可譯來似乎也是有必要變通的？
所以，此處仍是道未解之題，如有可能，也希望各位前輩給些指點和幫助。
生物學家赫胥黎將世間萬物分為兩類：自然物和人為物。自然物是人類共有的，不同語言叫法不同而已。對此，東方有荀子演繹為「名無固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實名」，西方則有莎士比亞演繹為「名稱有什麼關係呢？那個我們稱為玫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樣的芬芳。」總之，自然物的名稱是有隨意性的，只要知道所指為何物，翻譯起來是不易出錯的。可人為物則非全人類共通，處理時不可不特別謹慎。在此，我舉兩個《清史通論》的譯例：
日文原文：
我々が謂う詩といふものは、是は唐の時までで歌へなくなって來た。唐の初めまでは楽器に掛けて歌ふことが出來たのでありますが、唐の中頃から歌ふことが出來なくなった。其の代わり歌ふものが出來た。それが詞であります。是は日本の春雨とか黒髪とかいふやうなものは、元の端歌があって、それについて替歌を作るが、それと同じ事である。春雨なら春雨といふ調子があると、それに合わせて歌を作る。それが詞であります。例へば何か調子がある。ここに百字令といふものがある、これが春雨なら春雨とする。其の調子に依って新しく歌を作るのであります。
這裡提到的中國的「詞」、「百字令」，以及日本的「端歌」、「替歌」、「春雨」、「黑髮」都是赫胥黎所說的人為物。如若不夠小心，就極易出現問題。
我舉兩個譯本：
譯本1：唐初以前詩是配著樂器歌唱的，到唐代中葉，就不再能歌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詞。這就好像日本的「春雨」或「黑髮」等原來是端歌，後來有「替歌」的發展情況一樣。所謂春雨就是春雨的調子，依照此調子作歌，這就是詞。例如，有某一個調子，作一個百字令，如是春雨的調子就是春雨詞。依這個調子可以作許多不同的新詞。
譯本2：唐朝初期，詩都可以和著樂器的伴奏來唱，中期以後漸不入樂。代之而出的就是詞。日本有一種名為「端歌」的小曲，除原曲以外，還可以再配新詞，謂之為「替歌」。比如，《春雨》雖有《春雨》的曲調，《黑髮》有《黑髮》的曲調，但都可以重新填詞。中國的詞與此很像。詞中也有各種曲調，比如《百字令》就是一種曲調，詞人可以照此曲調重新進行填詞。
我以為，中國讀者讀到第一個譯本不免要發懵的。中國的人為物和日本的人為物混雜在一起不說，直接把「端歌」、「替歌」放在中國人面前的處理方式，遠遠不夠謹慎。第二個譯本（拙譯）雖然也有不少瑕疵，可我以為，至少在此處人為物的處理上還是更謹慎幾分的，這分謹慎應該保持下去，最好能形成一種條件反射般的迴路，隨時提醒自己，此處泥濘，不可大意。
本書有一章節的題目是「豈有此理必有誤」，是說譯文上遇到不合理的說法，就值得我們懷疑，我們就要說「豈有此理」。正所謂，邏輯是翻譯者的最後一張王牌，是他必須具有的基本要素。還是以《清史通論》為例。世面上一個譯本有一章節如下，荒唐不已，不合情理，便是未乞靈於邏輯之過。
「再次是聖祖，因為八歲就即位了，有輔政大臣，此人年輕時就富有謀略。對輔政大臣的得勢感到不安，對輔政大臣非常惱火，這是他孩子時的思考。到十三歲時，他找來一些力氣大的孩子，經常和他們一起玩摔跤的遊戲。有時，在自己不滿意的輔政大臣參朝時，他就命令孩子們突然把那大臣捆綁起來，予以毆打。他就是這樣一個少年時就富有謀略的人。」（原文：其の次の聖祖は、八歳で位に即いたので、輔政大臣があったのでありますが、この人は若い時から機略に富んだ人であります。それで、輔政大臣の勢力のあったものを虜に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れはこの輔政大臣といふものが非常に癪に障って居った。それで子供ながら考へて居って、十三歳の時に、非常に力の強いものを集めて、終始角力ををとって遊んだ。或る時自分の気に入らない輔政大臣が參朝すると、子供等に申し付けて忽ち縛って打ち懲らした。さういふように少年の時から機略があったのであります。）
稍有些歷史常識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這是在說聖祖康熙智擒鰲拜的故事。即使沒有這些背景知識，「動輒將自己看不慣的大臣毆打一通，如何談得上是個富有謀略的帝王」，稍微一想，便知必然有誤，這便是錢老先生所說的「豈有此理」。
拙譯如下，歡迎討論指正：「世祖之後，聖祖八歲登基，由大臣輔政當國。聖祖尚年幼時，便顯露雄才大略，智擒手握重權的輔政大臣。因對這位輔政大臣十分不滿，聖祖還是個孩子時，便想出一計將他除掉。十三歲那年，他召集一群身強力壯的孩童，終日陪他摔跤嬉戲。一日，他看不慣的這位輔政大臣來覲見時，聖祖便命令這些孩童將他捆綁起來，懲其罪責。如此，幼年時期便初顯才略。」
從事翻譯的人必須通曉兩種文字，這自不必說。可錢老先生指出，通法又有所不同，引我深思。他說，「對外國文的知識，必須是批評的(critical)，而對本國文的知識，就必須是實用的(practical)。」用我的理解來說就是，外文的最低要求是準確理解，而母語必須要能信手拈來。任何事物，會「用」都是比較高層次的要求和能力。做翻譯給我最大的挫敗就是，總覺得語文差，差得不得了。好多詞，最糟者，從未見過（比如，「急就章」一詞，是在讀茨威格的中譯本作品時才第一次學到的一個詞語）；次之者，不知何意；再次者，只知大意，信手拈來、為我所用便也無從談起了。
錢老舉了一個英譯中的例子。Poverty:The attainment of it,the retention of it when attained，譯為「貧窮：致貧與安貧。」能譯成此，足見中文功底。
我也舉一個日譯中的例子。「それこそ、鳥のようではなく、羽毛のように軽く」，施小煒老師將它譯作「這才是所謂輕似鴻毛，當然並非翩若驚鴻。」初次讀到時，真的很是驚豔。「驚鴻」就屬於我只知大意，遠不到實用層次的詞彙。所以，這一章給我的啟發就是，語文還得以「實用」為標尺，重新去學。
大的方面大體就是這些。除此以外，便是些細枝末節了。錢老先生還舉出了許多英文當中容易譯錯的字句，比如由誤解字義、疏忽、文句分析錯誤、望文生義、不解成語比喻等而造成的誤譯。我的一大感觸就是，這些都是需要積累的東西，是需要無數人探路、跌倒、爬起，並給後來要過此路的人留下標記的部分。而翻譯著作，整體上還是英漢為主，日漢資料鮮少，這正是我輩應當努力的地方。不過，也已有人在做類似的努力，比如日漢語境下特有的「日漢同形異義詞詞典」的編寫便是如此。我也稍舉兩個自己的經歷，一個是慶幸躲過的，一個是實實在在摔了跟頭的。
第一個例子還是《清史通論》的翻譯。原文有如下一節：「二貝勒は先の朝鮮徵伐の時に失敗をし、また支那の徵伐に山海関の裡の方から廻って長城の中に入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が、其の時に帰りがけに大変な失敗をした為に、此の人は其の地位を失ふやうになりました。」
世面上有一譯本譯為：「二貝勒既已在朝鮮徵伐中失敗，後來又在徵伐中國即從山海關背面進攻長城回師時遭大敗，所以漸漸失勢。」
在著手此處翻譯時，一看到【失敗】二字，我的腦中便亮起了「小心為妙」的紅色警示燈。我們知道，中日文中都有「失敗」一詞，意思卻並非完全相同。兩者都有的意思是遭遇挫折，未能達成目的。但除此之外，日文特有的意思還有一層，那就是「失誤」，中文特有的意思還有一層就是「比賽或打仗敗北」。於是，我便多了個心眼，沒有想當然地認為此處就是指打了敗仗，而是去翻查資料。果不其然，二貝勒阿敏在徵戰朝鮮時，非但沒有兵敗，而且攻勢猛烈，打得朝鮮直派人來求和。所以，這裡的【失敗】指的是因他有了二心，想在朝鮮自立為王，而釀下大錯的意思。第二處【失敗】則指他棄城而逃，屠殺降兵，洗劫財產等過錯。因此，這裡我便譯為「二貝勒先是在出徵朝鮮時犯下過失，之後徵伐中原時雖曾繞道山海關後方，攻入長城，卻在歸途釀下大錯，最終漸漸失勢。」
第二個例子是不久前，日本大學生代表團來我校訪問，我做隨行翻譯時犯的一個錯誤。再有五分鐘代表團就要來了，突然接到一個臨時追加的任務，就是要負責介紹一下中方的在座領導。這本就是我的薄弱地帶，又沒有準備時間，慌亂不已。校長、黨委書記倒還好說，全國友協、省友協也匆匆忙忙查出了全稱，其他的實在無暇顧及，我便索性一股腦按照中文原本的叫法，用日文音讀念了出來。其中，就踩到了一個雷區，那就是「學生工作部」，我也直接譯成了「がくせいこうさくぶ」。後來，一位老前輩私下提醒我，日文中的「工作」一詞不能亂用，它特指背後活動、暗中活動，比如「工作員」指的是「特工人員」，所以，不如索性不譯，直接譯為「學生部」也好。這一跤摔得沉吶！現在想起來都心有餘悸。我雖然知道日文和中文的【工作】有一定區別，卻也只知它在日文中有「加工、施工」之意，不知「間諜、特工」之意，才導致犯下如此錯誤。不可不深刻反省啊！
以上，便是我讀《翻譯的基本知識》的一些體會。最後，我想以連士升先生的話作結，亦作為日後學習翻譯的座右銘。「研究翻譯，儘量採用別人的長處，如發覺別人翻譯有錯誤，就應以『哀矜勿喜』的態度，提高警惕，免得重蹈覆轍。」
2018年8月28日
作於太原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