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二十餘年來，我國英語教學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以往以應試教育為重心的教學體系所具有的嚴重弊端，尤其是對語言實際運用能力的忽視，亦已得到愈來愈充分的顯現，促使多層次英語教學改革如火如荼地展開。許多大、中、小學均摒棄了以灌輸語法知識為軸心的傳統教學體系而採用側重實際交際能力、能使學生在實際語境中學習英語的體系。筆者在承擔南京大學非英語專業博士生英語教學工作中，也進行了適應博士生需要的、以國際學術交流實用英語教學為重心的教學體系改革。經過9屆的教學實踐，取得了一定成效。正是在從事這種最高學歷層次上的英語教學改革實踐的過程中，筆者逐步認識到我國英語教學迄今仍普遍存在著一個重大問題，即「中國文化失語」現象。
由於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語用學與跨文化交流等學科的興起與發展，外語教學「不僅僅是語言教學，而且應該包括文化教學」這一理念，已逐步成為我國外語界的共識。加大外語教學的文化含量，已成為我國外語教學特別是英語教學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是非常值得歡迎與肯定的。然而，縱觀我國多層次英語教學，在增大文化含量上卻有著一種共通的片面性，即僅僅加強了對英語世界的物質文化、制度習俗文化和各層面精神文化內容的介紹，而對於作為交際主體的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國文化之英語表達，基本上仍處於忽視狀態。
的確，對一種自然語言所負載的文化意蘊及其多層面背景有相當的了解，是成功地習得該種語言並運用其進行文化交流的必要條件。但是我們不應忘記，無論是漢語「交流」，還是英語的「communication」一詞，其所表示的交際行為都是「雙向」的。跨文化交流決不能僅局限於對交流對象的「理解」方面，而且還有與交際對象的「文化共享」和對交際對象的「文化影響」方面，在某些情況下，後兩者對於成功交際則更為重要。如果說，由於以往英語教學西方文化含量的缺乏，導致了我們在國際交往中的多層面交流障礙（主要是「理解障礙」），那麼英語教學中中國文化含量幾近於空白的狀況，對於國際交流的負面影響則更為嚴重。我們不難觀察到，許多有相當英文程度的中國青年學者，在與西人交往過程中，始終顯示不出來自古文化大國的學者所應具有的深厚文化素養和獨立的文化人格。當西方同行懷著敬意探詢Confucianism／Taoism（儒／道）的真諦時，我們的學者卻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顧左右而言他。更有甚者，為數不少的中國學者不知令西方人也十分崇敬的孔夫子的英文譯名是Confucious，還有人鬧出把Mencius（孟子）奉為異國聖者而譯為「門修斯」的笑語。在筆者從事博士生英語教學過程中也發現了如下絕非個別的現象：有些博士生有較高的基礎英語水平，也有較高的中國文化修養，但是一旦進入英語交流語境，立即呈現出「中國文化失語症」，在日常漢語交流中所表現出的中國文化底蘊就顯得蒼白，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基礎英語教學的一大缺陷。
近年來，在南京大學博士生英語教學中，我們正在逐步把博士生英語閱讀課程之重心改為有關中國哲學、歷史、宗教及文學藝術的英文文獻閱讀，並將其作為國際學術交流實用英語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此舉受到廣大博士生和博士生導師的普遍歡迎。但是，這種「亡羊補牢」之舉的作用自然是十分有限的。要真正克服我國英語教學的上述缺陷，就應當把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教育貫穿到各層次英語教學之中。我國英語界和中國文化界同仁應攜手研究有關教學內容的合理配置，使學生使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水平與基礎英語水平的提高及對西方文化背景的了解呈同步增長之勢。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學者與國人在使用英語進行交流過程中具有堅實的文化主體性和文化操守。
許多中外學者都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文化發揮愈益重要作用的世紀。然而，在短期內使漢語成為國際交流的主體語言，顯然是不可能的。面對英語作為實際的「世界語」的現實，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無疑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在新時代發揮其應有作用的必經途徑。所有從事國際交流的中國人，尤其是各界學者都應擔負起傳承中國文化，與世界人民共享人類寶貴精神財富的責任。在多層次英語教學中系統引入和加強中國文化教育，既是成功地開展跨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全球化大趨勢下文化互補與融合的時代需求。唯有如此，才能為世人所期盼的一批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師在新世紀的產生提供必要的文化積澱。因此，中國文化英語表達之教學，無疑應成為我國各層次英語教學共同擔負的重要任務。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