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中國近代的「革命元勳」和「國學大師」，魯迅稱之為「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畢生致力於「光復中華，振興學術」，他將重構中國文化的努力，寓於革命事業之中，從早年提倡排滿革命到後來「猝然成為儒者宗」。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太炎先生主張立足中國傳統文化，批判地接受西方文化，並在此基礎上重構中國文化，提出了「國粹」的概念。這裡的「國粹」是指傳統的中國文化，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跡、文學和諸子學等內容。可以說，章太炎對中國文化的復興有自己的獨特視角和深刻闡述，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提倡古文經學，批判今文經學
章太炎被稱為「清代古文經學的殿軍」，他的學術淵源出自乾嘉學派中戴震-王念孫、王引之-俞樾一脈，承乾嘉學統，以古文經學為學術根底。太炎先生早年對古、今文經學並沒有明確的區分，直到師從俞樾 「始分別古今文師說」。此後，為支持維新變法，雖然在學術上與康有為「論學派，輒如冰炭」，但並未排斥，甚至還加以援引。變法失敗後，太炎先生還曾撰文聲援康有為，其初刻本的《訄書》也帶有明顯的改良傾向。庚子事變後，清政府的賣國本性暴露無遺，太炎先生發表《正仇滿論》開始批駁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改良派。以《訄書》的重訂為標誌，章太炎徹底走上排滿革命的道路，並對康有為以今文經學為理論基礎的改良變法進行駁斥。
章太炎對今文經學的駁斥，除了為學根底不同，還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借批駁今文，動搖康有為以《公羊》「三世」、「三統」說提倡變法的理論基礎，將六經回歸於歷史文獻、孔子還原為六經刪述者，藉此提倡排滿革命；二是隨著將六經歷史文獻化，太炎先生提出「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將傳統學術中「通經致用」分割為「求是」與「致用」，讓學術回歸「求是」，反對借學術以「幹祿」，他認為學者應當「辨名實，知情偽，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並應學為「匠者」，這是太炎先生對於傳統學術的總結和對現代學術的設計，也是對乾嘉學術傳統的繼承。
以「國粹」激發民族自信，增進愛國熱情
章太炎除在理論上批駁康有為借今文經學提倡「盡革舊俗，一意維新」，還提出用「國粹」來激發民族自信，增進愛國熱情，抵制全盤西化，重構中國文化。
太炎先生認為全盤西化會導致亡國滅種。在《國學講習會序》中，他認為在中西競爭的時代，固守中國傳統雖不足以立國，但若不能復興國粹，同樣也是不能自立的，「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1910年，他在《教育今語雜誌》上再次表示了對西化的擔心：「歐學東漸，濟濟多士，悉舍國故而新是趨，一時風尚所及，至欲斥棄國文，芟夷國史，恨軒轅、厲山為黃人，令己不得變於夷。」並認為當時的許多學者是以「偏心」去看待國學，只佩服別國的學說，對本國的學說，不論精粗美惡，一概不採，甚至還要加以詆毀。當然，章太炎所反對的是全盤西化，正如他所說：「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他對於西學是批判性的接受的，比如他吸收西方進化論所寫作的《俱分進化論》，就是反對單線的庸俗進化論，而提出了進化的兩面性，即好的方面進化，壞的方面也會進化，其結果就是 「進化之實不可非，而進化之用無所取」，並藉以批駁了康有為以《公羊》「三世」、「三統」說和「進化論」為理論基礎的「三世進化論」。
針對歐化主義，太炎先生提出以「國粹」激發民族自信，增進愛國熱情。他認為「國粹」若亡，人就不能知道自己的歷史，那麼人與犬馬無異，人如果沒有自覺，就會被他人所欺壓而不能自存；民族如果沒有自覺，就會被其他民族所欺壓而不能自存。他所提倡的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而是要讓人愛惜漢族的歷史。他認為歐化主義者之所以覺得中國人比西洋人相差甚遠，而自暴自棄的認為中國必定會滅亡、黃種必定被剿絕，是因為不了解中國的歷史，而覺得中國文化「別無可愛」，以至於「愛國愛種」的心日益衰薄，最終認為只有歐化才可以拯救中國。如果讓歐化主義者了解中國的歷史，必定能激發他們「愛國愛種」的心，增強對於民族的自信。所以，太炎先生提出「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
太炎先生認為爭取民族獨立，需要以研求國粹為主，而國粹則必須以歷史為主。如何由歷史以通國粹？如前所述，太炎先生認為廣義的歷史（即「國粹」）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跡，但特別強調「惟語言、歷史為亟」，這裡的歷史則是指狹義的歷史，即史書、史籍，他認為史書是民族主義的依託所在。而民族主義像稼穡一樣，需要不斷地依靠史籍所載的人物、制度、地理、風俗為之灌溉，才能蔚然以興。語言之所以重要，太炎先生認為是「國故之本」，是研究國故的基礎，「以為學問之道，不當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語言，當進而求之語言。語言有所起，人仁天顛，義率有緣。」同時太炎先生也是為了論證中國各地的方言都蛻變自中國的古語，他在《新方言》中就說：「今之殊言，不違姬、漢，既陟升於皇之赫戲,案以臨瞻故國,其惻愴可知也。」因此，中國的語言出於同源，民族出於同源，以此激發民族的自覺。
章太炎極力反對西化，提倡國粹，其深層原因在於民族主義思想蘊含於國粹之中，只有通過國粹樹立民族的自信，才能激發民族主義的思想，才能立足於傳統去重構中國文化。
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章太炎畢生致力於「光復中華，振興學術」，所涉獵的範圍極廣，如語言文字學、文學、史學、經學、諸子學及佛學等，現撮要進行介紹，以見其對中國文化之貢獻：
語言文字學。語言文字學演變自傳統的「小學」，太炎先生的學術出自乾嘉戴震一系，秉承清初顧炎武所提出的「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學方法，所以，對語言文字學特別重視。太炎先生認為小學是「國故之本，王教之端」，「小學」同史學一樣，是倡導「國粹」的重要內容，也是他所說廣義的歷史中三要之一，因此，「小學」也與太炎先生倡導民族主義緊密相連。太炎先生在語言文字上的貢獻體現在《文始》、《小學答問》、《新方言》和《國故論衡》中：《文始》探討語言文字的本源及形聲的流變，是近代第一部漢語語源的著作；《小學答問》則為回答弟子關於小學的疑問而作，以《說文解字》為基礎探明本字、借字的流變；《新方言》則是探究各地方言的本源及其不同時期的流變；《國故論衡》的上卷則被視為「語言文字學的總綱」。此外，中國第一套注音符號也是創自太炎先生。
文學。宋衡曾稱讚太炎先生的文章是「天下第一」，他中年以後倡導文學復古，認為義大利的中興，以文學復古為先導，中國文化的復興，同樣也應該以文學為先導。他提倡的復古，不是越古越好，而是提倡魏、晉時期的文章，他認為魏、晉的文章「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反映太炎先生所倡導的平實、邏輯性強、簡明和富於說理的文風，而這正與革命時期太炎先生的文章相契合，所以魯迅說：「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
史學。太炎先生倡導民族主義，認為歷史是民族主義的寄託所在，所以對史學尤為重視。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太炎先生秉承乾嘉以來「精研故訓，博考事實」的為學宗旨，主張研究歷史應當實事求是，不可牽強附會以「幹祿」。其次，在研究範疇上，他在《自述學術次第》中就指出當時的史學研究過分拘泥於地理和制度，並提出應當加強「姓氏之學」、「刑法之學」、「食貨之學」、「樂律之學」的研究，認為這四門都是「實事求是之學，不能以空言淆亂者」。再次，對於近代學校的文科教育，他認為必須加強史學教育，而且不能僅靠課堂講授，還要研習史書，這樣才能避免「尚文辭而忽事實」、「因疏陋而疑偽造」、「詳遠古而略近代」、「審邊塞而遺內治」、「重文學而輕政事」的弊端。最後，太炎先生在學術史上的貢獻也是為人所矚目的，侯外廬先生稱他為「中國近代第一位有系統地嘗試研究學術史的學者」，特別是對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更是「闢除榛莽」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文字獄」說則是清代學術史研究的經典範式之一，甚至梁啓超對清代學術史的論述也是啟發自他的《清儒》篇。
經學及諸子學。經學和諸子學是傳統學術的兩端，六經原非儒家所獨有，自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六經成為儒家經典、孔子日益神聖化，而諸子則日漸居於異端的地位，宋以後更甚。針對康有為借今文經學鼓吹變法，太炎先生則以經古文學家的立場進行駁斥，並接續章學誠「六經皆史」說，提出六經在古代為官書，因史官掌之，所以也是史書。隨著六經的歷史文獻化，章太炎也將孔子從「改制聖王」還原為史家和教育家。在剝去儒家經典和孔子獨尊的地位的同時，太炎先生致力於諸子學的研究，他認為中國學術源於先秦諸子，儒家只是諸子之一，而諸子學說相對「獨尊儒術」後的中國學術，無「援引攀附」之弊，而且能各自獨立，成一家之言。通過將諸子的學說與儒學相互闡發，使儒學回歸本真，諸子與其對等。太炎先生對諸子學的倡導與其維護中國傳統文化也是密切相關，他認為各國的文化傳統不同，在學習西方時，不可將一切中國傳統文化加以「輕鄙」，仍然應當立足傳統，如「今中國之不可委心遠西，猶遠西不可委心中國也」。
此外，太炎先生在佛學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提出「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這裡說的宗教就是佛教。他認為佛教提倡平等有助培養堅定的革命信念；道德是民族的根本，「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恨極」，而佛教「一切以利益眾生為念」，除了可以培養社會道德外，更重要的是培養革命者的道德。在學術上，太炎先生將佛學和西方哲學、老莊玄學融合，其中《齊物論釋》就是以佛釋莊的著作，梁啓超稱為「石破天驚」之作。
章太炎站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既不盲從西化，也不固守傳統，而是立足於中國傳統，選擇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契合中國傳統的內容，以此來改造中國文化，這在中西文化密切交流的當代更具有借鑑意義。他在語言文字學、文學、史學、經學、諸子學及佛學等諸多方面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也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太炎先生所提出的學人為學應當實事求是，而不借學術以謀求私利，在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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