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童謠是這樣唱的：
蔣介石扒開花園口，
一擔兩筐往外走，
人吃人，
狗吃狗，
老鼠餓得啃磚頭。
這首童謠唱的是黃河在花園口決堤之後給人民造成的慘重災難，這個災難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應該為此負責的人正是當時的領袖蔣介石。
這件事情造成的慘狀可以用「人間地獄」來形容，因而在國際上的影響很大。在臺灣，直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人們都不能公開談論花園口事件，很多檔案到80年代後期才得以解密。
在軍事方面，黃河決堤使中日兩國軍隊在黃泛區形成對峙，客觀上延緩了日軍的進攻勢頭，暫時緩解了緊張局勢，同時也使武漢的淪陷推遲了幾個月時間，這對中國的持久抗戰是有積極意義的。
然而，在軍事方面，這一次的「水攻」也只能算是「下下策」。
為什麼非要決黃河之水來退敵呢？不得已而用之？為什麼會出現「不得已」的局面呢？
如果你不了解這件事情發生的背景，就會被「以捍衛國家之名」的理由說服，認為不應該苛責這件事情的主導者，甚至認為應該原諒其決策者。
相反，如果你了解了當時戰場上的情況，就會對國軍中的某些高官怒不可遏，就會對蔣介石這個國軍的總司令大失所望，就會明白為什麼他們最終被趕出中國大陸。
1938年6月，為了阻止日軍的進攻，「只剩下一個選項」的蔣介石按動了「以水代兵」的恐怖按鈕，下令扒開鄭州附近黃河南岸的趙口和花園口兩處堤壩，造成黃河的改道。
恰逢上遊連日暴雨，黃河之水終於一瀉千裡，阻擋了敵人，也殺死了人民。
那麼，在這之前，都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1938年5月，日軍佔領徐州，國軍及時撤出戰場，得以保存了實力。不得不說，國軍此次
撤退是成功的，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嘛。
只不過，這一撤不要緊，竟然撤出了「慣性」，不該撤的時候也撤了。後來明明打得過的時候也變成了不戰而退，終於為戰局的被動埋下了隱患。
日軍精銳第十四師團在土肥原賢二的帶領下，孤軍深入，人數是2萬人。
此時，在徐州以西嚴陣以待的是國軍的近20萬主力部隊，躊躇滿志的蔣介石打算以10比1的優勢兵力把敵人吃掉，倒黴的土肥原賢二看起來只有切腹的命了。
然而事情的進展卻令人大跌眼鏡：
先是國軍第27軍抵擋不住日軍的猛烈衝擊，被打潰了，也被打怕了。蔣介石的愛將桂永清竟然帶頭跑路，他留了張紙條給88師師長龍慕韓，要求他固守蘭封。
結果，龍慕韓不知什麼原因直接放棄了蘭封，導致日軍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就輕易佔領了蘭封。據他自己解釋，是桂永清命令他撤退的。
這樣的故事，在後來的解放戰爭期間時常上演，不戰而退，互相推諉，高級軍官帶頭跑路。在抗戰時期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些「優良作風」了，這樣的軍隊焉能不敗？
負責阻擊援敵的第8軍102師受到日軍的猛攻，損失很大。
5月25日晚，師長柏輝章收到第8軍軍長黃杰的命令居然是「碭山不必守，碭山不可失」……
這是猜啞謎呢？
如此莫名其妙、模稜兩可的命令也是令人醉了。柏輝章為了給102師留下點種，冒著軍法處置的風險下令放棄陣地，導致碭山失守。
這個柏輝章，咱們可以說道說道。他指揮的102師原是黔軍——在國軍裡面算是雜牌軍，如今歸屬第8軍序列——第8軍的軍長黃杰看起來倒是個混球。102師在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中英勇抗戰，部隊傷亡慘重，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補充一句，咱們遵義會議的會場借的就是柏輝章的豪宅。
5月27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命令黃杰的第8軍死守歸德，但是該命令沒有得到執行，黃杰和桂永清是一個套路，三十六計走為上，只留下187師進行防禦。
這個黃跑跑和桂跑跑，以後的命運會怎樣呢？當然是一路青雲直上、官運亨通。這在國軍內部是見怪不怪的現象，體現出蔣委員長的用人之道。
5月29日，第187師師長彭林生率部撤離，歸德於是變為一座空城，被日軍佔領。
歸德古城位於今天的商丘地區，是河南省的東大門。
歸德失守，河南門戶洞開，戰局被日軍扭轉。本來想著吃掉日軍第14師團的國軍被日軍反包圍。
在此情況下，國軍喪失了戰場主動權，再次開始全面撤退，這才有了後面的黃河決堤。
國軍有10比1的兵力優勢，卻被日軍「神奇」逆轉，結果以國軍倉皇撤退收場。
對日軍來說，這是一場典型的「以少勝多」的戰役；而對國軍來說，這場戰役已經註定要成為「千古笑柄」。而「千古笑柄」這個詞恰是蔣委員長自己提出來的。他認為此戰志在必得，因此在戰役進行過程中他曾發出這樣的手令：
蘭封附近之敵，最多不過五六千之數，而我以十二師兵力圍攻不克，不僅部隊複雜，彼此推諉，潰敗可虞；即使攻克，在戰史上亦成為一千古笑柄。……
蔣介石的意思，用12個師的兵力去圍攻五六千個鬼子，就算勝利了，也是一個「千古笑柄」。
沒想到，這次國軍計劃外的、本來可以撿個大便宜的「蘭封會戰」果然成了「千古笑柄」。
我們發現，上述臨陣脫逃的兩個最高級別的將領都是蔣介石的「嫡系」，他們在往後的日子裡終於功成名就：
桂永清，黃埔一期生，解放戰爭期間任海軍總司令，海軍一級上將，1954年病逝於臺灣。
黃杰，黃埔一期生，到臺灣後曾任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1996年病逝於臺灣。
這兩位在「蘭封會戰」時有個共同點：遇到強大的敵人，自己先跑路，然後吩咐手下一定要堅守，不過他們的手下都「不約而同」地沒有堅守。
這些中央軍，在此次戰役中的表現不如柏輝章的黔軍，而在國軍「尊卑有別、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的體系中，雜牌軍在關鍵時刻給自己保存一點實力，我覺得倒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柏輝章的102師在作出巨大犧牲後在最後時刻放棄陣地的行為，比之以上兩位中央軍高級將領的「腳底抹油」戰術，要光彩得多。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國軍內部，「腳底抹油」者有時候升得更快，桂永清和黃杰只是其中兩個較為典型的例子。
這是因為，蔣公用人主要考慮三點：一是黃埔出身，二是浙江老鄉，三是對他本人絕對忠誠。由此可見，蔣公的「江湖氣」很足，但胸襟卻不夠開闊。
當然，但凡發生大事，背鍋者必不可少。第88師師長龍慕韓因為臨陣脫逃被押回武漢執行槍決。
那麼，蔣委員長本人又要承擔什麼責任呢？
不得不說，蔣介石要決黃河之水來退敵，完全是因為他不能知人善任，完全是因為他的軍隊不能高效協同作戰的原因。
蔣委員長用兵不行，因而只能「用水代兵」。
我們須搞清楚，因為他的軍隊錯失了殲敵的最好時機，才讓「要不要決黃河之水」這樣殘酷的命題擺上桌面。
如果當時國軍在10比1的絕對優勢兵力之下把土肥原賢二的第14師團給吃了，那麼給日軍的打擊是非常大的，對振奮國人抗日的信心也是大有幫助，戰局或將發生轉變。
土肥原賢二是日本侵華戰爭策劃者之一，是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日本第三代特務頭子，1945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後被處決。試想一下，如果當初就把他活捉了或者逼迫他切腹，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國軍其實是一支臥虎藏龍的軍隊，能徵善戰者非常多，他們在十四年抗戰期間作出了巨大的犧牲。然而，作為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是問心有愧的，他對不起這支軍隊，他甚至不配領導這支軍隊。
蔣委員長最終選擇「用水淹」，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心中始終沒有人民。
這或是他的階級屬性決定的，他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他不可能把普通民眾的死活放到第一位置來考慮。
對民眾的愛惜之心，蔣委員長或可以學習一下三國時期的劉備。曹操大軍壓境，走投無路的劉備帶著荊州的十萬百姓一路逃亡。《三國志》有如下記載：
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裡……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像劉備這樣的封建軍閥，尚且知道以人為本的重要性，但蔣介石卻因為失去人民的支持而最終丟了江山。
為了避免下屬在執行掘堤命令時有所顧慮，蔣介石曾親自打電話給第39軍軍長劉和鼎：
這次決口有關國家民族命運，沒有小的犧牲，哪有大的成就。在這緊急關頭，切戒婦人之忍，必須打破一切顧慮，堅決幹去，克竟全功。
花園口決堤之後，北方大片國土淪為「黃泛區」，這場人為製造的慘案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受災地區包括河南、安徽、江蘇三省的44個縣市，共有1993萬畝農田被淹。安徽省有將近50%的耕地被淹。
據統計，在「黃泛區」形成後，有超過89萬人死亡，佔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原有人口的4.7%；共有391萬人外出逃荒，佔三省原有人口的20.3%。
參加掘堤的第39軍參謀處處長黃鐸五如此描述：
起伏的波浪卷流著木料、用具和大小屍體。孩子的搖籃隨著河水漂浮，還可以斷斷續續地聽到啼哭聲，全家葬身洪水者不知凡幾，甚至有全村、全族、全鄉男女老幼無一倖免者。
國軍在掘開黃河大堤之後，根據事先的計劃，編造虛假材料在媒體上發表，聲稱是日軍的飛機轟炸導致了黃河決堤。對此，日本媒體進行了駁斥，並稱蔣介石為「人類永遠的敵人」。
如果窮兇極惡的日軍在侵華戰爭中背過什麼黑鍋的話，這恐怕是唯一的一個，因為這件事真不是他們幹的，而是國軍自己幹的。
當然，國軍也可以這樣說：這都是日本人逼的，這也是為了捍衛國家。
說起花園口事件，我們不得不提到發生在決堤之後四年——1942年的河南大饑荒，因為這兩者之間是有因果聯繫的。
1942年的河南，還沒從黃河決堤的災難中緩過來，而這一年居然整年沒有下過一場像樣的雨，莊稼歉收，因而百姓的日子無以為繼。
與此同時，國軍將領湯恩伯的軍隊對農民強徵30%到50%的糧食稅，有的時候甚至會把農民所有的糧食拿走。當3000萬農民填不飽肚子時，軍隊的倉庫裡卻堆滿了糧食，有些軍官則通過倒賣糧食賺錢。
1942年的河南，因為飢餓，發生了一幕幕人間慘劇，而沒有什麼事情比「易子而食」更令人絕望了。這是當時外國記者的報導：
許多家庭賣掉了他們的孩子，逼良為娼者買走了女孩；投機商則趁機趕來以低價掠奪土地。據說有些母親互換嬰兒吃，「你吃我的孩子，我吃你的」。
面對一起起人間悲劇，某位國軍的軍官曾說過這樣的話：
如果老百姓死了，這塊土地將依然是中國人的。但是如果士兵們挨餓，日本人就會佔據這塊土地。
這話聽起來好像沒錯，但是從國軍嘴中說出來卻聽著刺耳，因為他無形之中使軍隊和百姓形成了對比，形成了對立。
與此相反，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卻不是這樣的，從來沒有我軍的任何一名軍官作出以上這種露骨的描述，從來沒有出現 「士兵的生命比百姓的生命更寶貴」的謬論。我軍是一支為窮人打仗的隊伍，因而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
不管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韓戰期間，人民群眾寧可自己忍飢挨餓，寧可自己傾家蕩產，也要盡全力支持我軍的前線作戰。
陳毅元帥有一句名言：
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我軍是如何發動成百上千萬的群眾不怕流血流汗來支援前線作戰的，這是我軍最核心的「秘密」，也是國民黨部隊永遠無法破解的「密碼」。
形容我軍和人民關係最貼切的一句話就是：軍民魚水情。
這種軍民之間的親密關係，蔣委員長和他領導的軍隊，是不可能理解的。
花園口決堤之初，由於當局一邊忙於賑災，一邊誣陷是日本人幹的，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民眾的抗日熱情。隨著真相的披露，民意轉換，「黃泛區」人民變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憎恨國民政府，這使得國民黨越來越不得人心。
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在調查河南大饑荒後認為，國民政府正在聽任這些人死去，或者無意之中把他們活活餓死。
作為一個美國人，白修德說，蔣介石不僅對美國毫無益處，而且對他自己的老百姓也毫無益處，他最終得出這樣的結論：
在1942年饑荒之後，歷史已經拋棄了蔣介石。
當我們回顧歷史時，總能驗證一句至理名言：
得人心者得天下。
記得小時候，語文老師解讀毛主席的《沁園春》，說全詞最後一句的「風流人物」指人民，我當時不相信，不理解，甚至覺得老師這樣解讀很做作。
隨著閱歷的增長，隨著對歷史了解的深入，現在的我越來越覺得：把「風流人物」解讀為人民，是無比貼切的。人民軍隊的勝利，是因為人民。
俱往矣，
數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