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石鑫 性別研究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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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前所未有地衝擊著人類社會，國際經濟和政治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引發了對全球公正和社會正義、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資本主義本質等一系列重大議題的廣泛關注和反思，而這些事關人類世界發展圖景的重大議題，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畢生的探索。在恩格斯誕辰200年之際，重溫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婦女解放和婦女發展的理論，深刻感悟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在新時代中國婦女運動的火熱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具有重要的特殊意義。本期推出「重溫經典：定位中國婦女理論研究的新坐標」系列文章第三篇：「性別不平等的起源與再生產機制——馬克思主義的闡釋」
婦女作為人類整體的一半，對於人類的生產和再生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她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中的作用卻長期沒有得到認可，處於屈從的弱勢地位。對於性別不平等的起源和再生產機制，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進行了深入討論。其中，生產資料私有制和性別勞動分工是兩個核心因素。
私有制——性別不平等的經濟基礎
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在西歐帶來的階級矛盾開始顯現，工人運動已從經濟鬥爭發展到獨立的政治鬥爭。法國裡昂工人的武裝起義和英國的憲章運動都具有鮮明的政治鬥爭性質。馬克思主義理論正是形成於這一時期。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階級觀念是理解包括壓迫婦女在內的所有社會現象的關鍵。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女性被壓迫現象的構成、形成原因以及終結方式的解釋也從階級分析出發。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婦女所受壓迫代表最早的階級壓迫，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詳細論述了家庭形式及所有制對婦女地位產生的影響。這本書對婦女和家庭問題的分析，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婦女問題」的經典觀點。
依據歷史唯物主義和進化論的相關思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最初兩性勞動分工是根據男女生理差異。男子因體力較好從事捕食打獵並製作相應工具，女子因體力缺少優勢從事採集種植、做飯等家務活動，男女都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勞動。在蒙昧時代和對偶婚制、群婚制盛行年代，「民知有母，不知有父」，母系血緣成為維持氏族存在的紐帶，婦女經常扮演的是氏族領導者角色，婦女也因採集、種植所得收入比較穩定，社會地位普遍較高，受到高度尊敬。馬克思也認為，「性行為」方面的差異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分工，在此基礎上逐漸產生了「自然形成」的分工、「真正的分工」和「自由分工」四個階段。而「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1]
恩格斯認為，在生產方式的歷史性演變過程中，人類的婚姻關係也隨之變化，原始的生產和家務勞動的分工、原始家庭共產制經濟制度以及群婚制這些現實的條件，使得在血緣家庭和群婚家庭中辨認孩子的生父十分困難，世系只能從母親方面來確定，這是女性地位受到尊敬的原因。然而，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原始共產制家庭經濟逐漸瓦解，新的社會關係產生。男子從事家畜的馴養和畜群的繁殖，開發出前所未有的財富的來源，由此氏族內出現了剩餘產品，私有財產隨之形成。這些累積的財富在催生出家庭經濟的同時，也賦予了男子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這些財富，一旦轉歸家庭私有並且迅速增加起來，就給了以對偶婚和母權制氏族為基礎的社會一個強有力的打擊。」[2]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社會地位隨之下降，女性群體的社會權力逐漸喪失。「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慾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婦女從屬地位的出現意味著母權制的瓦解。恩格斯認為，人類的這個轉變是極其關鍵的，「母權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3]男性憑藉他們掌握財產的事實，依據手中的經濟權力來支配新的家庭秩序，開啟了男子的統治時代。婦女則開始處於被男子支配、統治和奴役的地位。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女性則淪為資本的奴隸。馬克思指出，在機器工業時代之前，工人即使貧窮但仍擁有自己的勞動工具，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人，可以對僱主實行反抗。而現代工業越發達，對技巧和力量的要求越少，男工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擠。「對於現代的工廠工人來說，對於婦女和兒童來說，這種自由已經不存在了，他們成了資本的奴隸。」[4]「無產者的一切家庭聯繫越是由於大工業的發展而被破壞，他們的子女越是由於這種發展而被變成單純的商品和勞動工具」。[5]
由於兩性的不平等是伴隨著階級壓迫和剝削產生的，因此，女性要擺脫受壓迫的歷史命運，只有從根本上消滅私有制才有可能。
性別勞動分工——性別不平等的再生產機制
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除了在勞動力市場內作為有償勞動者受到和男性工人階級相同的壓迫外，還在家庭領域內作為無償勞動者受到特殊性別形式的壓迫。這是性別不平等得以再生產的重要機制。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家務勞動的組織形式是早期生產形式的殘餘。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生產商品的一部分勞動往往是用一種屬於以前的生產方式的方式進行的，而在以前的生產方式中事實上還不存在資本與僱傭勞動的關係，從而與資本主義觀點相適應的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範疇在那裡是完全不適用的。」[6]恩格斯認為，在前階級社會，家務勞動本屬於社會勞動，女性的勞動由所有女性合作共同完成，她們的產品，包括孩子是被整個團體共同享有，而不是為單個個體服務的。但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剩餘產品出現，家庭和私有制隨之產生，家務勞動才脫離社會勞動最終變成女性在家庭內部的專門工作。一夫一妻制的產生使「家務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質。……它變成了一種私人的服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僕，被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7]因此，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家庭主婦所受的壓迫並不是資本主義異化勞動者的壓迫，而是來源於夫妻關係中丈夫一方的建立在經濟地位上的統治性壓迫。恩格斯認為，由於在大多數情形下，丈夫是贍養家庭的人，這就是丈夫佔據一種無需有任何特別的法律特權的統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於無產階級，家庭婦女被看作「生產資料」。
丈夫的統治地位還表現為對女性在性方面的強制。女性尋找一個能夠扶持自己的丈夫的需要迫使許多女性出於經濟安全而非情愛的原因而結婚。恩格斯認為，「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處，只在於她不是像僱傭女工做計件工作那樣出租自己的身體，而是把身體一次永遠出賣為奴隸。」[8]這種建立在經濟方面的統治地位是對夫妻性道德的雙重標準，以及虐待妻子等暴力行為的根源。
恩格斯指出，只有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現代大工業，才能改變家務勞動私有化的問題，使家庭勞動成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隨著生產資料轉歸公有，個體家庭就不再是社會的經濟單位了。私人的家務變成社會的事業。孩子的撫養和教育變成公共的事情」。[9]而現代大工業的發展，使婦女可以大規模地參與社會生產。因此，他認為，「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佔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10]
女性主義的反思
隨著時代的發展，20世紀中葉以來，女性在有償勞動力中的數量迅速上升，然而，她們在性別方面的不平等狀況依然存在。這促使女性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反思性別不平等的機制。
女性主義者提出，應把性別制度和階級制度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而不僅把性別壓迫作為階級壓迫的一種形態。海蒂·哈特曼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出現以前，男性就通過父權制實施了對女性的支配和控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男性通過性別勞動分工堅持了父權制帶給他們的優勢地位，維持了對婦女的優勢。按性別分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機制，它堅持在勞動力市場中對婦女實行較低的工資，低工資使婦女進一步依賴男性，加劇了她們在家庭中的從屬地位。
瑪格麗特·本斯頓和科斯塔等人以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對家務勞動重新做了政治經濟學分析。她們提出，女性的家務勞動不僅是為自己、丈夫和孩子工作，更是為資本家服務。依據政治經濟學理論，資本主義包含兩種不同性質的生產，即商品生產價值的生產和僅有使用價值的生產。然而，在貨幣表現價值的社會，由於家務勞動無法像商品一樣在市場上進行自由交換，使生產者的價值難以體現，從而導致生產者的地位低下。女性的勞動因非工資性質不僅在客觀上完全貢獻於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掩蓋了她們自身所受的真實壓迫。美國女性主義者薩克斯根據當時民族志的最新發現，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結論進行了發展，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社會性成人」的概念，認為女性在階級社會中不能參加「公眾社會勞動」，因而沒有社會地位，算不上「社會性成人「，因而沒有社會地位，導致了階級社會中女性的從屬地位，而要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就在於女性要參加公共社會生活。女性主義的這些深入思考對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發。
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闡釋了性別不平等的起源和再生產機制，為被剝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婦女指明了獲得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道路，具有鮮明的革命性、實踐性和政治性。在當今世界，儘管一些福利國家的公共政策日益完善，階級矛盾有所緩解，但總體來看，貧富差距仍在不斷拉大，貧困現象仍然沒有消除。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婦女獲得一系列法律權利後，發現社會現實中仍存在大量的婦女問題，與此同時，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婦女解放則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這使得一些女性主義者開始重視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乃至出現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這兩大流派。這些都提示我們，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框架仍然有效，而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普適性。
作者：石鑫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4頁。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頁。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7頁。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3頁。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頁。
[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5頁。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1頁。
策劃：杜潔，楊玉靜
原標題：《【重溫經典：定位中國婦女理論研究的新坐標（三）】性別不平等的起源與再生產機制——馬克思主義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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