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參的本草考證之四
評《圖經本草》潞州人參圖
袁俊賢
【摘要】通過對《圖經》皇帝詔書、《圖經》注文及潞州人參圖進行反覆對照、比較和考察,結果認為《圖經》潞州人參圖並非根據潞州地產植物樣本描繪,而是按邊關榷場徵詢的文字資料,即《圖經》注文繪製的近似圖,由蘇頌按當時的認知冠名的,因而把五加科人參的一些顯而易見的最基本的特徵都畫錯了,是《圖經》在編纂上的一個瑕疵和失誤。該圖完全不能作為上黨人參即是五加科人參的依據。
【關鍵詞】圖經本草 潞州人參圖 人參 上黨人參 本草考證
在人參的本草考證中,上黨人參究竟是五加科人參還是桔梗科黨參則是爭論的主要焦點。其中涉及到宋·蘇頌《圖經本草》的一幅「潞州人參圖」。該圖李時珍作過「《圖經》所繪潞州者,三椏五葉真人參也。」的評語。因此,這幅圖就成為持人參觀點的主要依據。而持黨參觀點的則認為這幅人參圖問題很多,未必可信。但至今未見深入評述的報導。有鑑於此,本文首次評述如後。
《圖經本草》於宋·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由皇帝下詔全國徵集藥圖和標本,詔文如下:「下諸路州縣應系產藥去處,並令識別人子細辨認根莖苗葉花實形色大小,並蟲魚鳥獸玉石等堪入藥者,逐件畫圖,並一一開說著花結實,收集時月,所用功效。其番夷所產藥,即令詢問榷場市舶客商,亦依次供析,並取逐味各一二兩,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齎,送當所投納,以憑照證,畫成本草圖,並別撰圖經。」最後圖與注都匯集京都由蘇頌加以編輯。書成於嘉佑六年(1061年)10月,經時三載,次年12月鏤版頒行。[1]
對《圖經本草》及其編者蘇頌的歷史功績與得失,歷代名家均有評述。李時珍的評價為:「考證詳明,頗有發揮,但圖與說異,兩不相應。」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材料由各地而來,但書由一人編輯,故難免造成圖與說異的現象。
對於該書存在的某些藥品重複,考訂錯誤之處,李時珍也曾予以指出,如江州菝葜乃仙遺糧,滁州青木香乃馬兜鈴根,俱混列圖。棠毬子即赤木瓜,天花粉即栝樓根,乃重出條之類。
該書已佚,其內容見於《證類本草》所附藥圖及《圖經》曰以下的小字注文。
《圖經本草》的人參圖計4幅,即潞州人參、兗州人參、滁州人參及威勝軍人參。本文經考證認為清四庫全書《證類本草》[2] 的潞州人參圖較為接近原始圖樣,現附後:
人參的本草考證之四——評《圖經本草》潞州人參圖
以上4圖,一般評述認為潞州人參近似五加科人參;兗州人參、滁州人參近似桔梗科植物,但非一種;威勝軍人參近似蓼科植物。
注文的主要內容為:《圖經》曰人參,生上黨山谷及遼東,今河東諸州及泰山皆有之。又有河北榷場及閩中來者,名新羅人參,然俱不及上黨者佳。其根形狀如防風而潤實,春生苗,多於深山中背陰近椴槭下溼潤處,初生小者三四寸許,一椏五葉;四五年後生兩椏五葉,末有花莖;至十年後生三椏;年深者生四椏各五葉,中心生一莖,俗稱百尺杵。三月、四月有花,細小如粟,蕊如絲,紫白色,秋後結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紅,自落。根如人形者神。二月、四月、八月上旬採根,竹刮去土暴幹,無令見風。泰山出者,葉稈青,根白,殊別。江淮出一種土人參,葉如匙而小,與桔梗相似,苗長一二尺,葉相對生,生五七節,根亦如桔梗而柔,味極甘美,秋生紫花,又帶青色,春秋採根,不入藥,本處人或用之。
現將有關圖經人參注文與附圖存在的問題評述如下:
一 緣何有圖無文,有文無圖。
人參附圖4幅,滁州人參、兗州人參及威勝軍人參,均為有圖無文。泰山及江淮出者皆有文無圖。特別是江淮土人參,也是桔梗科植物,已聲稱不入藥,或僅本處用之。但敘述頗詳,不見附圖。值得一提的是,按《圖經》所載河東諸州均產人參,而今唯獨潞州有圖,且宋代潞州轄區包括上黨、潞城、銅鞮等,威勝軍就在銅鞮,現人參名下附圖僅有4幅,潞州及其轄區竟佔去2幅,而且是絕然不同、極不協調的2幅,豈能如此「厚此薄彼」,怎不令人生疑。
不僅如此,注文所述,人參產上黨及遼東,又有河北榷場及閩東來者名新羅人參,說明在公元1061年《圖經》成書時,尚有新羅人參從榷場及閩東進入中國,那麼原產高句麗,當時已是遼統治區所產的高麗人參或遼東人參,通過河北榷場進入的,應比新羅人參更直接,更多,那麼它的圖注資料到底有沒有?如有,又到哪裡去了?為什麼不見它們的蹤影?而時隔50多年後,寇宗奭在《本草衍義》中,帶糾正意味地指出:「人參今之用者,皆河北榷場、博易到,儘是高麗所出,率虛軟味薄。」絕非無的放矢。對此,我國植物學家夏緯瑛曾提及「《圖經本草》中潞州所上的人參圖,亦可能轉抄於高麗的。」[3] ,此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二 黨參之根怎能長出人參之苗
《圖經》注文對人參根、苗的描述,顯然地下部分為桔梗科黨參的根,地上部分為五加科人參的苗。出此問題有其歷史緣由。原來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中說到藥材性狀時稱上黨人參「形長而黃,狀如防風,多潤實而甘」,在另處講到植物形態時,除「人參生一莖直上,四五葉相對生,花紫色(桔梗科)外,又記載了高麗人三椏五葉的《人參贊》。而唐·《新修本草》在進一步肯定上述上黨人參藥材性狀的同時,又指出陶說薺苨亂人參謬矣,並稱」人參莖圓,有三、四椏,椏頭有五葉「,從此,人們大多認為唯有三椏五葉才是真正的人參。這已給後人增添了諸多誤解。但是人們理解陶是南方人,由於歷史條件所限,可以見到實際應用的上黨人參的藥材,而無法見到它完整的植株。再說陶氏畢竟將根與苗分別敘述,明眼人可資分辨。但蘇氏則不同,硬把兩者合在一起,成為一株「完整」的植物,不由得令人驚訝,黨參的根怎麼長出人參的苗。但是在了解了上述歷史原由後,不僅不會感到驚訝,反而認為蘇頌如此編寫倒是符合當時的認知的。但畢竟是一項錯誤。
三 重申薺苨苗、莖都似人參,豈不自相矛盾
蘇頌在《圖經》薺苨項下的注文中說:「薺苨舊不載所出州土,今川蜀江浙皆有之。春生苗、莖都似人參,而葉小異,根似桔梗,無心為異。」在此需要特別提出的是,蘇頌在唐·《新修本草》注云:「人參苗似五加,陶引薺苨亂人參,謬矣」之後401年,仍稱薺苨苗、莖都似人參,是否可說蘇是同意陶「薺苨亂人參」的觀點的。更使人費解的是蘇已在人參項下把它的地上部分,三椏五葉的植株寫得栩栩如生,為什麼又說薺苨的苗、莖都似人參,如此自相矛盾,真不知蘇頌筆下孰是真人參,孰是假人參?在其心目中,人參應是三椏五葉呢?還是狀如防風而潤實的黨參,均不得而知。
四 潞州人參圖剖析
人們推崇《圖經》潞州人參圖,主要在於根據皇帝詔書,大家有理由相信該圖是真實地按照當地出產的人參的原植物標本寫生繪製的。但事實又是怎麼樣的呢?且看詔書徵集藥圖和標本的辦法,以植物藥而論,「本土藥」與「番夷藥」的主要區別在於:本土藥必須以植物標本為基礎,繪圖注文;而番夷藥則可通過榷場市舶客商詢問有關植物來源和植株狀況,沒有強調一定要取到產地的植物標本繪圖,取樣一二兩,或一二枚,主要是藥材樣品,送京繪圖注文。由此可以發現一個很大的漏洞和問題,即不僅徵詢植物形態可以不憑實樣,而且與商品藥材可以兩相分離,互不搭界,因而難免矛盾百出。以此來考察潞州人參圖(參見下圖),該圖根本不是按照人參的植物標本繪製的。因此,該圖把人參的一些最基本、最顯而易見的特徵都畫錯了。最突出的如人參不論3複葉或5複葉均輪生於莖頂,而花莖(習稱百尺杵)再從莖頂長出。只要見到植物標本,均可一目了然。而圖上所見複葉為互生,非輪生,亦非長於莖頂,花莖與主莖連為一體,似有一莖直上之意,看不到五加科人參特有的花莖(百尺杵)。又如人參葉似五加,5小葉分生十分明顯,屬掌狀複葉,而圖上沒有一片小葉可以見到葉柄。如按實樣畫圖,亦應有所表現的。
為什麼會繪成如此不倫不類,這決無苛求責怪古人之意,也非繪圖技術問題,主要是畫師沒有見到植物標本,無法按實樣繪圖。那麼畫師憑什麼畫呢?主要是憑《圖經》的那段注文。那麼,那段注文又從哪裡來呢?答案是從榷場等邊稅機關徵詢而得的。請看那段有關人參植物形態的注文,複葉怎麼長法,是互生、對生或輪生;花莖(百尺杵)是什麼形態、怎麼長法等都沒有交代清楚。附圖恰恰就在這些十分顯現的地方出了問題。畫師沒有植物標本作對照,確實勉為其難了,憑想像作畫,怎能與實物相符呢?時過500多年之後,李時珍雖說「潞州者真人參也」,但是無可諱言,李氏也未見過真人參植株的模樣,在編寫《本草綱目》繪製人參圖時,只能以《經史證類備急本草》(見參考書目)所載的《圖經》潞州人參圖為藍本,把地下部分改畫成人形人參,而地上部分雖作了修改,但從4複葉的葉序和位置以及花序的形態等細加觀察,仍可浮現《圖經》原圖的影子,線條是更清楚了,錯誤的特徵則是更明顯了。
五 對現行4幅潞州人參圖的對比和評述
《圖經》潞州人參圖,現今所見正式刊行的有如下不同的4幅。那麼哪一幅比較接近原圖,有必要進行認真的對比和鑑別。為便於評述,另將《本草綱目》人參圖及五加科人參圖附後,供對照比較。
人參的本草考證之四——評《圖經本草》潞州人參圖
圖1,原載清·四庫全書《證類本草》,根據編纂提要,該書由明萬曆翻刻元大德版大觀本草與明成化翻刻金泰和晦明軒版政和本草互校而成,並以泰和著錄大德。因此,該書可稱為大觀、政和合併本。該圖以往一般多視為大觀本草圖。其特點為4掌狀複葉分列莖的兩側;互生葉序明顯;一莖直上而無人參特徵的花莖(百尺杵)。對照《本草品匯精要》的《圖經》潞州人參圖,雖經精心繪製和著色,但與圖1的特徵相符。再看《本草綱目》人參圖,根部已經改畫,但地上部分仍未改變圖1的基本特徵。據此,該四庫全書《證類本草》潞州人參圖可認為較接近原始的圖樣。
圖2 尚輯《大觀本草》潞州人參圖[4]
該《大觀本草》由著名本草學專 家尚志鈞教授以1211年刻甲本《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為底本點校而成。在人參項下所列潞州人參圖,除4複葉分列莖的兩側和頂生花序與圖1無明顯差別外,最大的問題是4複葉在莖上的著生點及其排列即葉序頗有模糊不清之感。自根頭至花有一細梗連接,只能作為莖,無五加科人參特徵的花莖(百尺杵)。該圖葉序與花莖存在的問題,與圖1相類似。足以說明它們均非按植物標本寫生,而是根據注文繪製,而注文恰恰對葉序和花莖的生態未予說明。值得探討的是,《圖經》注文固然未曾說明葉序和花莖的生態,但在作圖時難道刻意將葉在莖上的著生點和葉序畫成如此模糊不清?總之,對該圖的原始性,有待進一步考證。
圖3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潞州人參圖[5]
該書據稱是《政和本草》現存各種版本的祖本、孤本。翻印前經過精心校正,使之成為《證類本草》現存最好的刊本。
書中所列《圖經》潞州人參圖(圖3),孫文採先生曾將其與圖1作過對比研究,認為「兩者雖然略有工拙之不同,但根莖葉花基本相似,與長白山人參相比較,亦是如此」。[6] 對此需要指出的是,孫先生在列圖對比時,有意把圖1互生的葉序模糊了,因而,其結論帶有很大的隨意性。
對此圖有人更認為從植物分類學觀點來看,也是一幅非常典型的人參圖譜,根、莖、葉、花、果實、全株都符合植物學特點,是世界上最早見於文獻的人參圖譜,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真可謂是推崇備至。實在不敢苟同。
現經仔細觀察,圖3已將圖1原本互生的葉序,改為輪生的模樣,複葉形態也作了精心加工;在輪生的葉序上出現近似人參的花莖(百尺杵),完全改變了圖1一莖直上的原貌。如此一改,使原本只有掌狀複葉略似五加科人參,而且問題多多的潞州人參圖,乍看與長白山人參很接近了。因此,不由得使人懷疑圖3是否以圖1或圖2為基礎,參照五加科人參圖進行刻意修改的,值得進一步探究。
圖4 《本草品匯精要》潞州人參圖[7]
《本草品匯精要》是在酷愛書畫醫藥的明孝宗皇帝的關注下,由太醫院劉文泰等精心編纂而成,堪稱我國古代最後一部藥典,也是我國本草史上現存最大的一部彩色藥物圖譜。書成後因故未曾頒布天下,現由曹暉校注出版。
該書在每藥之前均配繪精美的彩色藥圖。在人參名前刊載經過精心彩繪但又不失原貌的《圖經》4幅人參圖,其中潞州人參圖的地上部分,可以清楚地見到4掌狀複葉分列莖的兩側,葉序互生,無五加科人參特徵的花莖(百尺杵)。與圖1相比,雖有工拙之別,但植株的基本特徵相符。
圖5 《本草綱目》人參圖
李時珍以《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為藍本,編纂《本草綱目》,其所附人參圖,當然是參照該《證類本草》的。現將該圖與圖1相比較,雖然植物形態已大不相同,根部已改畫成人形人參,但地上部分互生的葉序,一莖直上而不具人參特徵的花莖(百尺杵),以及4複葉在圖中的位置均與圖1相符。
圖6 五加科人參(Panax ginseng C.A.Mey)供對照。
小 結 與 討 論
1、本文通過對皇帝詔書、《圖經》人參注文及潞州人參圖的仔細對照與考察,認為潞州人參圖並非根據潞州地產的植物樣本描繪,而是按邊境榷場提供的那段三椏五葉的注文,由畫師參照繪製的近似圖,並由蘇頌按當時的認知冠名的。該圖將五加科人參的一些顯而易見的基本特徵都畫錯了。如將頂生、輪生的複葉畫成了互生,且無人參特徵的花莖(百尺杵)等,而這些正是注文未予說明的,是為明證。因此,《圖經》潞州人參圖絕不能成為上黨人參即是五加科人參的依據。
2、蘇頌讓桔梗科黨參之根長出五加科人參之苗,重提薺苨亂人參。雖有歷史原由,但恰反映蘇氏對人參在認知和編纂上存在著嚴重的混亂和矛盾,應屬《圖經》的一個瑕疵和失誤。
3、在現今刊行的《證類本草》諸版系及相關本草中,可以見到不盡相同的4幅潞州人參圖,經對比研究認為《四庫全書·證類本草》者,較為接近原始的圖樣。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潞州人參圖,除複葉的形態已經作了「精心加工」外,互生的葉序已成輪生的模樣,並出現近似花莖(百尺杵)的細梗。因而使原本只有掌狀複葉略似五加科人參,而且問題多多的潞州人參圖,乍看很接近五加科人參圖。對此,是否存在「刻意修改」之嫌,值得探究。這不僅有違於維護「孤本」、「範本」的原貌,而且鑑於該潞州人參圖長期存在著爭論,因此,任何帶有傾向性的修改,更是十分有害的。
參 考文 獻
[1] 尚志鈞林乾良等。歷代中藥文獻精華(M)。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210—213
[2] 欽定四庫全書,證類本草,人參篇
[3] 夏緯瑛。什麼是真人參(J)。.中國植物學雜誌,1951,5(4);147—148
[4] 宋·唐慎微著尚志鈞點校。 大觀本草(M)。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
[5] 宋·唐慎微著。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M)。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19;145—146
[6] 孫文採等。中國人參文化(M)。上海新華出版社,1994,116—117
[7] 明·劉文泰等著,曹暉注。本草品匯精要(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卷七,草部,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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