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講會的題目是「宋明學案」。學案就是錄載學術的傳承、發展、演變，「宋明學案」就是把我們國學的宋元明這個時代的國學的主要形態和發展作一個大概的介紹。這裡「宋明學案」的學是指儒學，而儒學在宋明時期是以理學為主，其中又包含各個派別。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宋明學案」，是要從「宋明理學」來看看國學的發展在這個時期有什麼特色和它的發展演變。
一、宋明理學的起源
理學發端於11世紀，但是發展的苗頭可以追溯到中唐時期以韓愈為代表的早期儒學復興運動。韓愈的儒學復興運動有一個明確的背景，排佛。大家可能都記得幾年前曾經發生過的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法門寺的佛指舍利被迎到香港、臺灣，當時鳳凰衛視做了全程實況轉播，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行程，受到上百萬人的歡迎，後來這個佛指舍利又到泰國。懂一點歷史的就知道，這個佛指舍利正是和韓愈有關，這個佛指舍利在唐憲宗的時候曾要把它迎到宮中做一個短期的供奉，結果被韓愈知道了，韓愈寫了一個《諫迎佛骨表》，勸誡皇帝不要這麼做，不要迎這個佛骨到宮裡面來。韓愈認為佛教的進入，讓人們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教的教義和它的僧侶實踐違背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綱常倫理，因此任由其發展就會破壞這個社會的倫理秩序，使社會無法維持。所以韓愈非常有先見之明地把《大學》提出來，高舉《大學》旗幟，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來打擊和壓制標舉出世主義的佛教，通過這種方式擴大儒學影響，開始了儒學復興運動。
還有一個人是我們必須提及的，範仲淹。從唐代末期到北宋，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為主的經濟形態出現，他們的子弟通過科舉進入到國家政權隊伍裡面，成為士大夫的主體，成為儒學學者的主體，這成為這個時代的特色。因此這種社會出身的知識人，在倫理觀念、文化態度和思想傾向方面，跟中唐以前、魏晉時代，尤其士族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想法大異其趣。範仲淹兩歲時父親死了，困窮苦學。這樣的經歷在北宋理學很多重要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冬天學習困了的時候，用冷水洗面來刺激精神，沒什麼吃的就喝很稀的稀粥。範仲淹不僅有很多講學的成就，更是代表北宋前期儒家知識群體的精神人格，他提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每感論天下事，時至泣下」，關心國家大事，以國家大事、以民生為己任的那種情懷，可以說感染了當時一代知識分子，「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這影響了士大夫風氣的變化，也可以說代表了當時北宋儒家人格的發展方向。如果沒有範仲淹這樣的人物出現，沒有這種道德精神出現，那宋明理學的出現應該說是沒有前提的，也就是沒有可能的。討論理學，按照《宋元學案》的講法，得從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講起，而其中兩位重要人物，一個是胡瑗，一個是孫復，都是由於範仲淹的親自推薦才得以在朝中做官，才得以從事講學事業。
二、宋明理學的真正發端
我們先把這個發端追溯到周敦頤。因為周敦頤做過二程的老師，二程又是北宋道學真正的建立和創立者。周敦頤號濂溪、字茂叔，湖南道縣人。二程在回憶跟周敦頤學習時是這樣講的：「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就是說孔子跟他的弟子顏回他們即使很貧困地生活，在顛沛流離中也保持了一種精神快樂，「所樂何事，所樂何處？」這就是周敦頤讓二程兄弟經常尋求的問題。兄弟兩個就開始琢磨這個問題，當時有沒有琢磨通我們不知道，但是這個問題對他們後來的發展很有影響。「尋孔顏樂處」後來變成整個宋明理學一個內在的主題。
理學的發端的第二位，我們來看張載。張載號橫渠。張載對《易經》、《易傳》，特別是對《繫辭傳》的解釋發展出一種氣本論的哲學，特別講「太虛即氣」。為什麼「太虛即氣」在這個時候要被強調起來呢？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最初的動機是對佛道哲學，特別是對佛教挑戰的一種回應。佛教講「空」，有的時候也用「虛」這個概念，道教裡邊更多的講「虛」「無」，從魏晉到隋唐，佛教、道教的思想影響很大。張載為了反對佛老的這種虛無主義，首先建立了一個以「氣」作為主要載體的實在主義的本體論，回應佛道本體論的挑戰。
需要指出的是，張載和範仲淹也有關係。他21歲的時候去見範仲淹。史書講範仲淹「一見知其遠器」，即一見就知道這個人是有長遠大發展的人才。範仲淹對張載說「吾儒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就引導他去學習《中庸》。張載又盡讀釋老之書，史書說他「累年盡究其說」，看了很多年之後他覺得對佛教、道教有點了解了，了解之後「知無所得」，知道這裡邊沒什麼東西，然後「返而求之六經」。張載這個例子跟我們後面講的很多理學家的例子是一樣的，先有一個「出」，然後再來「入」，這樣學問才能夠最後堅定地確立起來。他通過對佛教、道教的學習，然後找到一個「他者」，這個「他者」給他提供一些思想的營養，也讓他看清了這些思想的一些特性。通過這樣的學習，能夠幫助他回來重新了解儒家的思想。你直接了解不一定能夠真正了解到，所以你需要一個迂迴，需要一個「致曲」。
張載還提出很重要的四句話，馮友蘭先生把它概括為「橫渠四句」，這四句也對後來理學有重要影響，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可以說不僅是對宋明的理學家，而且對宋明時代的很多知識分子都起到一種精神激勵作用，即使有些人不以理學發展為志業，也都會受到這種思想的感染和激勵。現在，大家對橫渠四句中的第一、第二、第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這三句話都能夠肯定，但對於第三句「為往聖繼絕學」以及它的現代意義往往有些疑慮。其實這第三句也可以有廣義的理解，「為往聖繼絕學」這個「聖」字不是僅僅講孔孟的，那是從堯舜開始的，從華夏三代文明開始的，三代文明的精華沉澱在六經，儒家則始終自覺傳承六經代表的中華文明的經典，所以說，「為往聖繼絕學」，可以理解為，是要接續、繼承、復興、發揚從堯舜周孔到以後的中國文化的主流傳統，所以這裡的「學」，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儒家文化的發展，而是我們夏商周三代以來整個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主流傳統，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努力復興中華文化。這代表了理學的一種文化的自覺。所以這句話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有深刻的文化意義的。
三、理學的建立
理學的建立主要講二程兄弟。以往學者比較喜歡講「北宋五子」，「北宋五子」包括我們前面講過的周敦頤、張載，還有二程、邵雍。其實，「北宋五子」裡邊核心是二程。為什麼呢？因為「北宋五子」是以二程為聯結中心的。周敦頤是二程的老師，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也是講學的朋友，而邵雍呢，和二程一起居住在洛陽，是一起講學討論的同仁，可見二程確實是理學或者道學的建立者。二程中的老大是程顥，號明道，人稱明道先生。程顥也是「泛濫於諸家，出入於佛老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
關於理學，程顥在思想上有什麼發展呢？他活的時候講過這樣一句話，說「吾學雖有授受，但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我們知道在中國文化史上，「天理」二字早就出現了。《禮記·樂記》裡邊講，「不能返躬，天理滅矣。」這是宋明理學最直接的一個來源。程顥有一個命題，說「天者，理也。」什麼意思呢？實際上是他在對以六經為代表的古典儒學進行新的詮釋。我們知道，在古典儒學裡邊，特別在《尚書》裡邊，它保留了作為神格的天的概念，所以就有「皇天震怒」這樣的語句出現。程顥認為，我們如今在《詩經》中看到的那個有人格的「天」，我們在《尚書》中看到的那個有人格的「天」並不是真正的有人格的「天」，那個「天」其實是「理」，是宇宙的普遍法則，這是「天者，理也」真正的思想。所以這樣的「天」的概念的確是以前所沒有的，理學家們把上古儒學中一些迷信的東西揚棄掉，「理」就被發展、詮釋為一個上古時代六經中「天」所具有的最高的本原性的概念，理學體系便從此具有了其真正意義。
史書記載，程顥這人具有一種「溫然和平」的氣象，對人很有感染力。有的學生跟從程顥學習幾個月後感嘆，如在「春風和氣」中坐了幾個月。一般而言理學家跟皇帝關係都不好，而程顥雖也批評皇帝，但是皇帝卻很被他感染。神宗本來是很信任王安石的，王安石跟程明道政見不和，可是在程顥見完皇帝臨走時，皇帝囑咐要程顥「可常來求對，欲常相見。」這樣的君臣關係是少見的，這就說明了程顥與皇帝的談話很讓皇帝受感染。程顥曾經跟皇帝說，我希望皇上你要常常注意防止自己人慾的萌發。同樣的話朱熹也曾對孝宗皇帝說過，但孝宗很不喜歡，可是神宗皇帝聽完程顥的話後，卻拱手對說：「當為卿戒之」。意為你這樣勸我，我當為你來提醒我經常警戒自己。
他的兄弟就不同了。二程中的另一位程頤，號伊川。程頤18歲時到太學求學，當時主教太學的胡瑗出題考學生，題目便是「顏子所好何學」。程頤於是寫了一篇《顏子所好何學論》，此文令胡瑗對他刮目相看，於是讓程頤參與教學，結果當時有的京中官員就把程頤做老師來對待。程頤也曾參加過科舉考試，但是考過幾次未中，就放棄了。後來家裡有推薦作官的機會他都讓給了族人，拒絕接受。所以直到四、五十歲依舊是個沒有任何出身的布衣。但是50多歲時他一下被提升為皇帝的老師，官銜為崇正殿說書，當時小皇帝即位，大臣都推薦他去給皇帝教書。但是程頤的性格與程顥有所不同，程顥是「溫然和平」，而程頤則是「嚴毅莊重」，對待皇帝、太后都非常嚴肅，要求給小皇帝講課時太后應在簾後同聽，垂簾聽講而不是垂簾聽政。在他以前，給皇帝講書的官員是站著的，皇帝是坐著的，而他說這不行，一定要讓講官坐著講，以此培養皇帝尊儒重道之心。此外程頤還提出了很多大膽的建議，不怕因此得罪皇帝、太后，但最後終因得罪人太多而被外派。他非常嚴謹，生活上也是如此，一生謹守禮訓。晚年有學生問他：「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意為先生視聽言動、待人接物什麼都是按禮來做，是不是太辛苦了？程頤答：「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意為我按著禮行事使我每日就像踏在安全的平地上，有什麼辛苦的，如果你不按著禮行事，那便使你每天都處於危險的地方，那才辛苦。
如程顥一樣，程頤也提出了理學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命題，就是「性即理」。「性」就是指人的本性，這句話跟程顥所提的命題「天即理」在理學中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都是非常核心的命題。以前學者講人性有講人性善、人性惡、人性無善無惡、人性三品等等，到北宋時如王安石也是受到人無善無惡的影響。程顥是用「理」來規定、界定天的概念，天是最高的本體。程頤則用「理」來規定、來解釋人的本性。
四、理學的發展
宋明理學的發展，其最核心的人物，最簡單的講法就是程朱陸王了，前面講了二程的階段，後面就講講朱和王。
同許多宋代知識分子一樣，朱熹也是出入佛老，泛濫百家，然後返求諸六經。前人說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他既吸收了二程的思想，還吸收了周敦頤、邵雍、張載的思想，揚棄了佛道的哲學，通過對《四書》的不斷地、終身地、死而後已地注釋，建立了自己的理學體系。在他的體系中，提出了關於「格物致知」的一套系統的理論解釋。《大學》的「八條目」裡面最基礎的就是「格物」，格物才能致知，致知才能正心誠意。可是，什麼是格物呢？漢人的解釋很不清楚，把「格」解釋為「來」。朱熹就通過解釋發展二程思想，把「格物致知」解釋為「即物窮理」。「即物」，就是不能離開事事物物；窮理就是要研究了解事物的道理。
朱熹講「格物致知」，最早是講給皇帝聽的。他34歲的時候，孝宗繼位之後召見了他。他就給孝宗講了「格物致知」，說帝王之學，必須要先「格物致知」。第二年，他又去見皇帝時說，大學之道，即「格物致知」。皇上沒有做到「即物窮理」，沒有做到「即事觀理」，所以就沒有收到治國平天下的效果。可見理學提出「格物致知」這些理論，不是用來約束老百姓的，首先是針對帝王之學的。朱熹要給皇上講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而孝宗皇帝是不喜歡別人批評的，所以他對朱熹的兩次奏對都不是很高興。又過了十幾年，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因為全國大旱，皇帝就召集學者多提批評意見。朱熹又寫信上諫了，講「天理人慾」、「正心誠意」，說皇上不能「格物窮理」，所以只能親近一些小人，沒有國法綱紀，不能治國平天下。皇上聽了很生氣。到了朱熹晚年的時候，他又入都奏事，走到浙江時，就有人對他說，你喜歡講「正心誠意」，但這是皇上最不愛聽的，這次你就不要提了。朱熹很嚴肅地說，我平生所學，就是這四個字，怎麼能夠欺君呢？他見到皇帝的時候，還是批評了皇帝，說皇帝內心裏面「天理有所未存」，「人慾有所未盡」。有人講，宋明理學宋儒講「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講「存天理、滅人慾」，是講給老百姓聽的，是用來控制老百姓的思想，這個是不對的。我們看朱熹的經歷，他一開始就是講給皇帝聽的，是向承擔各級職務的知識分子來宣講的。我們知道，古代對皇帝、士大夫階層沒有一個十分健全的監察監督機制，所以需要用道德的警戒、道德的修養來提醒、規戒、勸導他們，朱熹就用《大學》、《中庸》的思想來為所有的官員、士大夫確立規範。不僅僅是規範，他同時也指出一條怎樣發展自己的宗旨。一個士大夫，怎麼培養、發展自己，包括從科舉考試開始，包括成功或者不成功，或者進入到國家的官僚事物裡面，要有一個宗旨。這個為學的宗旨，就包含學習知識和發展德性兩個方面。我們也可以把朱熹的思想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強調「主敬涵養」，另一方面講「格物窮理」。這適應了那個時代整個士大夫階層的思想文化發展的要求。
在朱熹的同時，已經出現了和朱熹思想相抗衡的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思想。朱熹講要通過廣泛的學習了解來獲得「理」，可是陸九淵認為「理」就在我們的心中，只要返回內心，就可以得到「理」，這種思想經過元代、明代不斷地發展，總體來講，還沒有變成很有影響的理論。到了明代中期，新的思想運動興起，這就是明代中後期有重要影響的心學運動，心學運動的主導人物就是王陽明。而王陽明的思想，是全面繼承和發展了陸九淵的思想而來的，所以歷史上稱為「陸王心學」。然而我們看王陽明的思想發展，不是從讀陸九淵的書而來的，而是從讀朱熹的書而來的。
王陽明5歲還不會說話，等他會說話後，智力發展很快。因為不會說話的時候，他一直在聽他的祖父背誦那些經典，等他說話之後，就一下子成篇成章地把那些經典背誦下來。
王陽明在十五、六歲的時候，開始讀朱熹的書。朱熹講格物致知，天下萬事萬物都要去了解，這樣才能做聖人。於是王陽明找到他一個姓錢的朋友，一起來到他父親官署後的一片竹林裡面，打算對竹子進行「格物」。首先是他這位姓錢的朋友格竹子，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結果病倒了。王陽明當時認為是他這位朋友力量不夠，於是他自己去格，格了七天，結果也病倒了。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王陽明自己曾多次講到。我們可以看出，王陽明早年是多麼信奉朱子的學說。但是，他的方法不是很得當。朱熹並沒有讓他不吃不喝，坐在那冥思苦想。朱熹的格物方法，可能並不是讓人坐七天七夜，而是告訴學者應長期觀察事物生長的道理，並把生長的道理與自然界的道理進行比照、結合，由此延伸到人生的道理。顯然，青年王陽明太年輕了，不能全面了解朱熹的思想，可朱熹的思想對王陽明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一直到中年的時候，王陽明仍舊被這個問題所困惑，這個「理」究竟在哪兒？我們如何才能夠格到？在王陽明三十幾歲的時候，由於他上書要求制止宦官專權而被貶到貴州龍場做了一個驛丞。王陽明在此處生活困苦，於是他日夜靜坐，終於對這個問題有所覺悟。王陽明認為，從前他去格竹子的方法是錯的，真正的理是在自己的心裡。我們可以看到，王陽明格物的路徑是順著朱熹的路徑來的，但他所達到的結論是和陸九淵一樣的。這就是著名的「龍場悟道」。
此後，王陽明經常講學，不斷發展自己的思想。在貴州的時候，他就提出了一個口號，叫「知行合一」。何謂「知行合一」呢？真正的「知」，是一定能夠行的；真正的「行」，也一定包含了知。到了晚年，王陽明進一步發展他的這個思想，提出了「致良知」。「良知」就是「知」、「致」，就是行，發揮、實踐、擴充的意思。這個時候的王陽明認為，格物，就是要在每一件事物上，去把自己的良知發揮出來。
最後，我們做個總結。第一，宋明理學發展的內在理路。宋明理學的發展，首先是氣學，用氣學面對佛教和道教虛無主義本體論和人生觀的挑戰，建立一個實體性的哲學。可是僅僅講「氣」還不夠，還要了解作為實體的宇宙運行的普遍規律，於是出現了理學。理學是要盡力掌握世界的規律，包括自然的規律和社會、歷史、人生的法則。程朱理學把「理」當成最高的本體，把宇宙實體和宇宙規律與儒家倫理的原則結合起來，在道德實踐上「理」被強化為外在的、客體性的權威。雖然這個外在的、客體性的權威有其很強的道德範導功能，但對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有所抑制的。因此，理學的進一步發展，就有了心學。陸九淵、王陽明相信人心就是理的根源，也是道德法則的根源。他們提出「心即是理」，相信自己的內在價值更勝於外在權威，使人的道德主體性進一步發展。所以，從氣學到理學，再到心學，宋明理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邏輯的內在的展開。第二，宋明理學出現的原因。首先，宋明理學是和社會變遷相伴隨的，互為表裡。宋明理學與宋代以來的近世平民社會的發展趨勢相符合，宋明理學作為近世化的文化形態，可以被看作中世紀精神和近代工業文明的一個中間形態，其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它是脫離了中世紀精神、適應了社會變遷的「近世化」過程而產生的。第三，宋明理學與外來文化的挑戰有關係。中國本土的主流正統思想對待外來文化，需要經歷一個消化、接收和發展的過程，對於佛教的傳入，很多理學家都努力建立一個能夠吸收其精華的思想體系，於是就有了理學的出現。第四，從總體的文化流變來看，宋明理學的意義更廣泛，它不僅是儒家對佛教挑戰的回應，同時是儒家對魏晉玄學的挑戰的一種回應和消化，而宋明理學更直接面對的是自北宋初期以來的整個中國文化價值重建的時代背景，因為從唐到五代，中國文化的價值遭到了很大破壞，宋初人對五代的風氣非常痛恨。在這個意義上，理學的出現，承擔了重建價值體系的職能。通過對理論挑戰和現實問題的創造性回應，古典儒學通過理學而得以復興。可以說，宋明理學對漢代以後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有一個新的反省，並通過這種反省致力於儒學的復興。從儒家角度來看，漢代以來，作為中國本土主流思想的儒學發展出現了某種中斷，宋明理學是先秦儒家學說的復興，同時也是中國本土主流傳統的復興。宋明理學道統說的意義就在此。
從中古一直到現代，中國文化一直在和各種外來的文化因素的互動場域裡面不斷發展。儒家文化只有深入探討作為他者的佛、道思想，才能夠反過來深入地認識到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才能掌握自己的發展方向。所以，外來因素並不是儒家發展的障礙，恰恰可能為儒家思想的發展提供一些營養、契機，給儒家認識自己提供更好的參照。在19世紀後期以來，我們面臨著新的現代化社會變遷的時代，遇到了更廣泛的世界文明的環境，同樣也遇到了社會價值的重建的課題等，重新再看宋明理學的產生、建立和發展，也有可能為我們今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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