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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應該是載入史冊的一個年份。從年初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全球經濟形勢被徹底改變。雖然目前疫情還沒有被徹底消滅，可以很明確的結論是人類今後的發展方向將會和過去幾十年完全不同。21世紀的20年代，很可能將是開啟一個大變革的年代。
信任缺失威脅原有產業鏈全球貿易面臨結構性下滑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對全球貿易的衝擊極為巨大。筆者認為，過去高度有效，各國分工，低冗餘度的產業鏈結構很有可能會一去不復返了。
從1992年柯林頓當選美國總統以來，全球經歷了近30年的自由貿易大發展。其中比較標誌性的事件包括1994年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建立後，美國農產品大量進入墨西哥市場，而墨西哥的製造業接收大量美國和加拿大轉移出去的就業和投資。這對於三國的宏觀經濟都是有正面作用的，但也導致大量墨西哥農民和美國、加拿大的產業工人失業。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後的十年，外貿佔美國宏觀經濟的比重由19%躍升到30%。而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也是極為重要的事件。從此，全球大量製造業產能開始轉移到中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經濟總量開始高速增長，從城市化速度到減少貧困人口，都創造了人類經濟史的奇蹟。
但是新冠疫情暴發後，為了檢疫、控制病毒傳播等種種原因，全球各國之間的交通運輸基本上陷入癱瘓。全球跨國航空運輸量下降97%。即使到了疫情暴發半年後，絕大多數國家之間都沒有實現正常的客運和貨運。今年二季度全球貿易總額下降30%以上，目前看來下半年也沒有快速改善的跡象。不管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面對面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在長期無法實現有效溝通的情況下，很難實現全球貿易的復甦。
全球貿易目前面臨更大的問題是信任缺失。高效的產業鏈、零庫存、專業化分工的前提是高度信任。新冠疫情暴發後，各國之間發生多起限制關鍵原材料、中間產品以及產成品的進出口，嚴重影響了貿易體系的互相信任關係。比較嚴重的是醫療健康產業，現在多個國家開始提出重要藥品和醫療器材實現本地化生產，確保不再發生短缺問題。食品、電子器材、汽車配件等行業也發生了產業鏈中斷的案例。
實際上，全球目前各大行業的通病是產能過剩。國際貿易過去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全球分工，根據各國的比較優勢實現高效率生產。但在各主要經濟體都在推進本地化生產的趨勢下，全球貿易面臨長期結構性下滑。世貿組織總幹事、巴西前外交官羅伯託·阿澤維多今年5月辭職，主要國際組織負責人史無前例地在任期中期辭職，代表了他對國際貿易前景的悲觀失望情緒。
圖說：受疫情影響，新加坡樟宜機場第五航站樓項目暫緩兩年。
大規模減稅已難以為繼 財政政策將有根本變化
過去三十多年，全球各國財政政策的核心就是減稅。美國裡根總統上臺後開始的大規模減稅，被各國政府效仿。美國最高收入人群的個人所得稅從上世紀70年代峰值接近90%不斷下降。裡根、柯林頓和小布希任內都大幅降低了個人所得稅。川普上臺後略微有所上升，目前是40%左右。
過去三十多年，各國也競相給企業減稅。歐盟的愛爾蘭成為發達國家中稅率最低的國家，從1982年的50%直線下降到12.5%，吸引了大量跨國公司把稅務總部放到愛爾蘭。美國2017年年底的稅改也直接把企業稅從38%降低到21%。全球各國都有大量經濟特區，維持極低的稅率。筆者看到的研究報告中提到，全球很多跨國公司實際稅率接近於零。比如美國的亞馬遜公司，市值超過一萬億美元，但是基本上繳納的所得稅接近於零。
大規模減稅政策有助於企業股東獲得極高回報，但付出的代價就是各國財政收入不佳，長期出現財政赤字，政府債務率都居高不下，而且不斷上升。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最近提出的經濟綱領核心就是給企業加稅。他計劃將企業所得稅從21%提高到28%，同時點名提出對於亞馬遜這樣過分避稅的企業，設立最低稅率15%。
新冠疫情暴發後，各國政府都開始大規模增加政府支出，用於醫療費用、失業救濟等。目前很多西方國家低稅率高支出的財政結構不可持續。在疫情導致各國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很難實現降低財政支出。唯一的出路就是政府提高稅率，同時提高個人和企業的所得稅，提高消費稅、遺產稅、關稅等。因此，今後我們面臨的可能是各國不斷提高財政收入的政策。
長期負利率太貪婪極端 貨幣量化寬鬆已到極限
和財政政策一樣，新冠疫情暴發後，過去40年的全球貨幣政策也面臨根本性的轉折。上世紀80年代初期，美聯儲有史以來最強硬的主席沃爾克推行的超高利率「打斷了通貨膨脹的脊梁」，也給後來40年降息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國債利率從兩位數到一位數，再從一位數到零，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從債權人到債務人的財富轉移。但是，多國中央銀行仍然貪得無厭，把利率降低到了負數。實際利率，也就是存款票面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是負的情況，屬於金融壓抑，屬於懲罰儲蓄者，幫助借款人。在票面利率降到負數的時候，可能就是西方諺語裡說的「走出太遠的一步」。
筆者一直認為，過去十幾年的宏觀經濟學界，包括多國央行的經濟學家推動的貨幣政策太貪婪、太極端，結果就是物極必反。在日本央行、歐洲中央銀行推出負利率後，歐洲和日本的保險箱銷量大增。儲戶們的樸素邏輯就是「我可以把現金放在家」。2009年比特幣發明後，各種加密貨幣大行其道，核心原因也是力圖避免各國央行的金融壓抑。實際上，歐洲的某些不道德的經濟學家甚至在實行負利率後，鼓吹現金非法，希望強制把社會資金擠入負利率的銀行存款。人類5000多年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負利率，筆者相信這種違反最基礎的經濟邏輯的政策一定不會成功。目前對於歐洲經濟的回顧研究也證實，實行負利率弊大於利。
除了負利率，各國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已到達極限。不管是美聯儲的「無限量貨幣供應」，還是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的數萬億美元購買股票、債券、房地產信託基金等，都沒有能夠幫助實體經濟增長。日本實行零利率後，二十多年經濟停滯，已經證明寬鬆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用接近於零。歐盟的零利率政策除了導致金融機構殭屍化，對於實體經濟有害無利。數據顯示，過去二十多年，隨著各國央行大規模釋放流動性，貨幣流通速度不斷減緩，發達國家經濟體都面臨通貨緊縮的困境。
可以說，量化寬鬆除了創造股市和債券市場的泡沫化，加大社會貧富差距以外，沒有太多正面效果。而股市長期牛市，除了創造少數富豪以外，對社會民粹主義愈演愈烈也有很大的助推作用。從英國「脫歐」到各國的社會動蕩，很難說沒有貨幣發行泛濫的副作用。美國有一項研究比較過去50年美國最低工資可以購買標普指數基金的份額，結果是拿最低工資的美國人可以購買的股票投資份額長期下降，可以說金融市場的牛市和低收入人群的關聯度越來越低。
各國分工合作模式終結 新增長點來自科技創新
總結來看，新冠疫情後，全球各國經濟都將面臨非常嚴重的挑戰。過去全球高度分工的產業鏈架構必然會被重置。各國政府在追求經濟安全的同時，很大程度上將犧牲一些跨國產業鏈的效率。因此，預計今後國際貿易額將會下降，各國精細分工合作生產的發展模式也將終結。下一步的經濟模式很大程度上將會圍繞「當地生產，當地消費」的模式。從財政政策上看，發達國家的低稅率、高福利、高債務的財政模式將結束。今後各國很可能會紛紛增加稅率，擴大財政收入。從貨幣政策來看，靠降低利率、擴張資產負債表、釋放流動性來刺激經濟的做法已經到達極限。
實際上，目前從經濟學界到華爾街已經有了大量的反思。有一種新的研究認為，由於各國的零利率政策，導致殭屍企業長期不破產，從而引發的產能過剩也是目前通貨膨脹率低迷的一大原因。也就是說，中央銀行的放水實際上導致了通貨膨脹率下降。
從正面因素來看，在新冠疫情暴發後，全球科技企業整體業績極為優異。比如疫情中微軟公司客戶兩個月內對於技術應用的需求增長速度已經超過正常情況下兩年的增量。從雲計算、人工智慧到在家辦公、遠程學習、遠程醫療的應用，新冠疫情成了科技革命的導火索，觸發快速增長。除了軟體，疫情暴發後的硬體需求也相應帶動了晶片產業的全球快速增長。最後，疫情的嚴重程度也觸發了各國政府對於醫藥、疫苗等醫療產業的大規模投資。可以說在經歷了過去五年的低潮期後，全球藥品行業的創新和研發將出現又一輪爆發性增長。數億人的免疫需求，數千萬人的治療需求都將對生物科技行業有巨大的刺激。
筆者認為，走出新冠疫情後，全球經濟的新一輪增長的核心將來自科技創新，希望是來自於生產力的增長，而不是各種刺激政策。
人物簡介：
陳凱豐 美國匯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負責宏觀對衝策略的合伙人和首席投資經理。紐約大學兼職教授及教授理事會理事，並在哈佛大學、紐約福坦莫大學、佩斯大學、西班牙IESE商學院紐約中心授課。目前是紐約經濟俱樂部會員，瑞士沃德科學學會會員，荷蘭經濟研究中心會員，美國風險管理協會會員，紐約金融論壇副秘書長，美中國際商會金融經濟委員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