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24年，大唐盛世，24歲的李白決定仗劍走天涯。他告別親人，乘舟沿著長江順流而下，人生第一次離開巴蜀故鄉。
船還在蜀地境內，年輕的詩人對著月色，已經開始想念他的朋友。但外面的世界很大，他終歸要去看一看。他寫下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表明他不曾因為思念故鄉故人而停下腳步：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長江的水土滋養了這名曠世詩人，而他從此刻起，才真正感受到了來自長江的神採丰姿。歷史註定，要讓他來為這條偉大的母親河留下震古爍今的文字。
也是從此刻起，李白的命運，和大江大河永遠地勾連在了一起。
1
在李白之前，古老的長江已經靜水流深千萬年。
雖然在楚辭漢賦中出場，在魏晉詩文裡留下身影，甚至在本朝詩人前輩張若虛的一嘆一詠中投下了「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經典設問，但是，長江實在太長太長了，以至於過往的文人墨客，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裡，只是截取了長江的一面：也許是川江的怒濤，也許是楚江的瑰奇，也是是揚子江的詩情畫意……
直到等到了李白的長江之旅。
這個被認為出生於西域的詩人，成長於巴蜀，24歲出蜀，61歲卒於當塗。來自長江上遊，歿於長江下遊。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在長江流域度過，雖然在長安達到他一生聲名的頂點，但始終把長江流域作為自己的安身之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飛」。
當他在北方成名以後，他寫過一些歌詠黃河的詩句。像「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等等，是氣魄雄渾的千古絕唱。然而，他一生寫得最多的，還是關於長江的詩。
黃河在李白的心中，充滿氣勢恢宏的莊嚴感，只能眺望，而難以親近。他對長江的感受，恰好相反——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
他把長江當成了故鄉水。
24歲的長江行，以及此後人生無數次在長江的航行，使得李白對這條大江的每一段都相當熟稔。他留下的詩，幾乎覆蓋了長江的每一段。他應該是史上第一個把長江寫滿、寫全、寫好的大詩人。
那年乘舟東行，到了現在的重慶忠縣、萬州一帶，他寫了真摯淳樸的《巴女詞》：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
十月三千裡，郎行幾歲歸。
自萬州以下，就是激流險灘的長江三峽段，可經夔州（奉節）直到峽州（宜昌）。這段水路是巴渝通往關中和長江中下遊的主要通道。李白年輕時對三峽無比嚮往，曾在成都登上散花樓，賦詩說：「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幻想著三峽的奇景。而他一生最痛苦和最快意的時刻，確實也都留下了與三峽有關的文字。
他最痛苦的是晚年被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一帶），從九江逆流而上，走了很久很久才到達宜昌，隨後進入三峽，寫了《上三峽》：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
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
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
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
三峽確實是長江中最艱險難走的一段，但詩人藉此想表達的是他在逆境中鬱悶到極點的心情。他說船在黃牛峽走了三天三夜還沒走出去，自己因為船行如此緩慢而愁白了頭，誇張的寫法讓人秒懂他的內心痛苦難熬。這哪裡是在寫三峽，分明是在寫他悲劇的人生。
等他行到夔州（奉節）白帝城，忽然收到赦免的消息，驚喜萬分，隨即乘舟東下江陵（荊州）。這次，他的船走得有多麼快：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裡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船出三峽之後，崇山峻岭就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寬闊平坦的荒野。「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水浩浩蕩蕩，來到了荊江段。24歲的李白，目睹江水出了懸崖峭壁，從江漢平原漫漫流去，一去不返。在荊江上，他看見月影倒映江面，仿佛天鏡飛下，跌入江中；雲生天際，連接江上的海市蜃樓，一派雄渾闊大的景象。詩意從他筆下流過：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
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
仍憐故鄉水，萬裡送行舟。
27歲那年，李白在湖北安陸成家，住了有10年之久，成為長江中遊的常駐人口。公元730年，春天，李白得知好朋友孟浩然要去廣陵（揚州），便託人帶信，約孟浩然在江夏（武漢市武昌區）相會。幾天後，孟浩然乘船東下，李白親自送到江邊，送別時寫下了著名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武昌當時已是長江流域重要的商業城市，商人上下長江，貨物都會堆積在城外的南市和鸚鵡洲。鸚鵡洲——武昌城外江中的小洲，因此成為長江旅客與商人的駐泊之地，並成為唐代詩人經常吟詠的對象。比如崔顥寫黃鶴樓順手帶紅的名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據說李白被崔顥這首詩震懾到了，不敢再寫黃鶴樓，但他還是寫了一首詩，專詠不遠之處的鸚鵡洲：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
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
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
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長江從武昌往東南一直流，在江西湖口接納鄱陽湖水系後，就進入了下遊。在長江下遊的重要城市——金陵（南京），李白用一首詩，對他的長江之行做了一次回顧式的全景描繪：上遊之秀麗，三峽之急險，中遊之宏闊，下遊之浩瀚，在他筆下匯成一幅極其宏偉的萬裡長江風光圖卷。這首詩就是《金陵望漢江》：
漢江回萬裡，派作九龍盤。
橫潰豁中國，崔嵬飛迅湍。
六帝淪亡後，三吳不足觀。
我君混區宇，垂拱眾流安。
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
大意是說，長江綿延曲折長達萬裡，在潯陽（九江）分作九條支流，如同九龍盤踞。江水四溢，濫觴於中國，波濤洶湧，迅疾奔流。六朝帝王沉寂淪亡之後，江南已沒有了昔日之盛，無足稱賞。我朝聖明之君統一天下，垂衣拱手無為而治。如今，《莊子》中垂釣大魚的任公子，也就罷竿隱居不出了。
當詩人一路遊覽一路吟唱，終於要結束長江之旅的時候，他已經不再局限於對這條壯美河流一時一處、一鱗一爪的描述，而是寫出了縱橫萬裡、跨越古今的圖景。
當然，我們也不難從他的這首名詩中，讀出一個盛世才子的些許惆悵之情。
過了金陵，長江繼續奔騰東流，直到入海。而我們追隨李白的足跡，到此告一段落。
終其一生，李白的精神性格之中已經嵌入了長江的某些特徵。這不僅影響了他的詩，也影響了他的命運。
2
其實，李白詩歌的奔放與奇詭的想像力，就是長江文明滋養的產物。但是，相比黃河，中國人對長江及其文明的致敬，整整遲到了兩千多年。
歷史上，長江一直是被遺忘的華夏文明之源。直到最近幾十年，人們的認知才逐漸有所改觀。
按照傳統的歷史觀，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被認為是天下之中，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而且是唯一的發祥地。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崛起於中原地區，並以中原地區為中心不斷向周邊地帶作單向度的傳播、輻射和擴散。中原以外的「四夷」之地，包括整個的長江流域地區，直到漢代還是不開化的蠻荒之地。而居住在長江流域的原住民，被認為是「斷髮文身」的蠻夷，只是在漢魏以後不斷接受中原文化的傳播和教化，才逐漸開化和文明起來。
由中原地區開啟的地圖炮模式——南蠻、北狄、東夷、西戎，從先秦一路延續下來，固化了國人的歷史觀和文明觀。
早在商周時代，來自長江流域的楚部落就備受中原歧視。楚子熊繹建立楚國後，歷經幾代人的隱忍和奮鬥，到熊通上位以後，發動了討伐隨國的戰爭。他讓隨侯給周天子傳話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周天子雖然已經衰微，但仍對「蠻夷」自居的楚國人保持了文化優越感。隨侯帶回了否定的答覆。熊通大怒說：「王不加位，吾自尊耳。」於是自封為楚武王，相當於另立山頭，與周天子平起平坐。到了楚莊王熊旅在位時期，楚國擊敗晉國，問鼎中原。春秋末期，長江下遊的吳國和越國也相繼崛起，稱霸一時。在一個常見的「春秋五霸」榜單中，來自長江流域的諸侯國佔了三席，可見實力不俗。
但是，無論任何時候，標準都是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定的。當長江流域道家發源、楚辭興盛之時，黃河流域跟你講武力。當長江流域武力崛起的時候，黃河流域跟你講文化。長江流域從那時起，就陷入了後發區域的話語權困境。秦朝統一中國以後的帝制時期，由於中原文化和政治上的既有優勢，以及對先秦典籍的遵奉，導致長江流域無論如何發展、如何超越中原，在道德上依然總是「低人一等」。
可惜啊，兩千多年來長江流域的人們，對自己腳下的土地還是了解太少了。否則，來自黃河流域的「中原中心論」不可能錯誤地流傳，並長時間地壓制長江流域呀。
錯誤的歷史觀受到顛覆，已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了。歷史學家藉助田野考古的調查和發掘，終於發現中國大地散布著7000多處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而新石器文化的發達，不僅把中國文明的歷史大大前推，同時也證明早在距今約10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農業革命已經在長江、黃河兩河流域的中下遊地區同步發軔。
另一個驚人的事實也被揭示出來：在距今約5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時代，在長江中遊的江漢平原、下遊三角洲地區，已經出現了一批文明的古國。
長江流域文明的出現，植根於獨立的文化譜系——上遊的三星堆文化，中遊的石家河文化，下遊的良渚文化。進入歷史書寫時代後，這種獨立性在長江流域的內部仍然很明晰地體現出來——上遊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中遊江漢平原的荊楚文化，下遊三角洲的吳越文化。
更有意思的是，中華文明號稱禮樂文明，但考古發掘成果顯示，中原文化核心的禮制，其實是良渚文化發明出來，並逐漸走向規範化和制度化的。夏商周三代王朝作為立國重器的鼎、鉞，以及三代統治者祭祀天地的玉琮、玉璧和玉璜等基本禮器，也大多是良渚文化的先民社會首創。
這表明，長江流域文明發展並不比黃河流域晚，甚至比黃河流域早。華夏文明的歷史源頭，是多元複合，而不是單線的，是在江河相濟、南北互補中融合鑄造的。以往建立在「中原中心論」歷史觀上的種種定論，是對長江文明的無知和偏見。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也應該破除中原地區的文化偏見，承認當時的華夏文明已經有明顯的二元格局：
南江北河；
南炎北黃；
南道北儒；
南鳳北龍；
南水稻北粟麥；
南《離騷》北《詩經》；
……
古代長江流域人不了解史前文明發源的狀況，以至於被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單方面宣傳蒙蔽，吃了兩千多年的大虧，今天我們再不能罔顧歷史事實了，既要說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母親河，也要說長江是中華文明的母親河。這兩者並不互相排斥。黃河文化樸實的理性光華，與長江文化瑰麗的浪漫色彩，共同構成華夏文明的兩大源頭。
長江作為文明源頭長期被忽視的現實，就像是長江本身河流的源頭難以確定的一個隱喻。
在漫長的歷史中，人們認定儒家經典《尚書》的表述——「岷山導江」，並把長江的源頭定在了岷山。直到明萬曆年間，知名驢友徐霞客萬裡探源，才明確地指出長江的上源在金沙江，而非岷江。但這仍不是長江真正的源頭。又過了大約400年，直到1976年，長江的源頭最終被確定在唐古拉山脈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側的沱沱河。長江全長6380公裡。
長江源頭的確立，也使得長江正式成為世界第三長河流，僅次於非洲尼羅河、南美洲亞馬孫河。
3
在歷史上，長江是一條溝通東西、界分南北的重要航線。明朝人楊慎說，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歷史的感慨，更是每一個當下的真實。
三國時期，曹操為了統一中國，制定的戰略是先佔領荊州，然後順江而下，消滅東吳。雖然他後來在赤壁被孫劉聯軍擊敗，但「順江而下」的戰術是正確的。這給後來的朝代的統一大業提供了借鑑，「順江而下」成為歷史上常見的經典戰術。
到晉武帝時，採用了「順江而下」的戰術，終於消滅東吳，實現了暫時的中國統一。之後，隋朝滅南陳，唐朝滅梁國，北宋攻入南唐，晚清曾國藩撲滅太平天國運動，等等，都是這一戰術的成功實踐。
這就帶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長江號稱天險，雖然有寬闊的江面和險要的江岸，可以據江自守，但歷史上所有劃江而治的時代，如果真的以長江為界，基本就離被徵服不遠了。這是為什麼呢？
比起北方平原，古代南方因為山地、丘陵眾多，陸路系統並不發達。維持南方交通運輸特性，基本以水路為主，從湘江到贛江，再到新安江和錢塘江，是一張整體的水網，人員通行、運糧運兵、信息傳遞等都要依靠與長江的連接。如果以長江為界，整個運輸體系在北方的攻擊下暴露無遺。
而且，江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基本分布在長江邊，或離長江不遠處。長江一旦被北方突破，南方政權立馬缺少必要的政權緩衝地帶，一下子就感受到兵臨城下的統治危機。
所以，歷史上的南方政權，自東吳之後都堅守「守江必守淮」的原則，力圖把防禦重心北推到淮河流域。南方政權念念不忘的北伐事業，大部分時候都是為了奪取淮河防線，確保長江防線的安全。正如清初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所言，南方政權的盛衰，「大約以淮南北之存亡為斷」。南宋和南明兩個政權，一個堅持150年成為正統朝代，一個存在20年只算流亡政權，就是前者有江淮之間的緩衝地帶，而後者很快就喪失了江北防線。
公元757年，57歲的李白入夥永王李璘的隊伍，兵敗，在潯陽（九江）入獄，後被宋若思、崔渙營救出獄，並成為宋若思的幕僚。期間，他替宋若思寫過一篇奏章《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在這篇奏章裡，李白提出他的政治主張——遷都金陵（南京）：「臣伏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盤虎踞，開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
他接著說，唐玄宗留在成都，唐肅宗遷都南京，一旦國家再出現安史叛亂，「北閉劍閣，南扃瞿塘，蚩尤共工，五兵莫向，二聖高枕，何憂哉？飛章問安，往復巴峽，朝發白帝，暮宿江陵，首尾相應，率然之舉」。
可以看出，李白一生對長江情有獨鍾，但他對歷史大勢卻十分含糊，才會提出遷都金陵的建議。正如我們前面所說，金陵緊靠長江，有險難守，歷史上定都於此的都是偏安短命王朝。這樣的建議，對於希望抗擊安史叛軍奠定個人權威、穩固帝位的唐肅宗來說，顯然是犯忌諱的。
不久之後，李白就被追究站隊永王李璘的問題，收到唐肅宗的命令：流放夜郎。
詩仙終於為他的天真付出了代價。
到了晚唐，人稱「小杜」的杜牧面朝長江，寫了一首歷史觀透徹的詩作《西江懷古》：
上吞巴漢控瀟湘，怒似連山靜鏡光。
魏帝縫囊真戲劇，苻堅投棰更荒唐。
千秋釣舸歌明月，萬裡沙鷗弄夕陽。
範蠡清塵何寂寞，好風唯屬往來商。
杜牧在滾滾東逝的長江西江段，想起一代梟雄曹操妄想以布袋裝沙填塞長江而輕取荊州，真是可笑；前秦苻堅幻想朝江中投鞭以截斷江流，實為荒唐。不管這些帝王如何狂妄自大，最終都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有清風明月中的聲聲棹歌，遼闊江天中迎著夕陽翱翔的沙鷗，亙古如斯，它們不曾為歷史上的狂妄之徒作絲毫改變。哪怕是足智多謀、富可敵國，最後功成身退的範蠡，也逃脫不了化作一抔黃土的命運，讓人徒生寂寞與傷感之情。此時此刻，長江上的無邊風月，歷史上的曹操、苻堅和範蠡都無福消受了，這些景色，永遠只屬於頻繁往來於江上的商人。
什麼是永恆，什麼是瞬息？杜牧看得很清楚，英雄終成過往，而凡人的日常，才是亙古不變。
比起作為戰爭防線的歷史，長江更為日常的功能，其實是商旅往來，船隻不絕。唐代是長江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當時流行的諺語——「揚一益二」，說明以長江下遊揚州和上遊益州（成都）為兩個中心，經濟地位已經超過了傳統中原名城長安和洛陽。
唐詩中不乏反映長江水面商旅繁榮的詩句。像大詩人杜甫寫的，「門泊東吳萬裡船」，表明吳地的商船通過長江把生意做到了益州。他晚年在夔州看到經商的胡人沿長江水路去往揚州，不禁心嚮往之：「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
公元751年，揚州江面突然颳起大風，聚集在長江口岸的船舶躲避不及，沉沒多達數千艘；
公元763年，鄂州失火，火勢猛烈，波及江邊，逃離不及的船隻被燒了三千艘；
公元775年，杭州大風，海水翻潮，船隻損失了千餘只；
……
這些史料，正如史學家嚴耕望所言：「今就唐時實情論之，水運之盛，大江第一，運河次之，黃河又次之……荊、揚、洪、鄂諸州，每失火，焚船常數千艘，大江水運之盛可知。」
唐代史料記載，當時長江流域最大的航船，人的生死嫁娶等大事，都能在船內完成，船上連整支樂隊都有。而操駕的船工竟多達數百人，航程更是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往往一行駛就是一整年。
這就是長江，一條流淌在戰爭之外的日常的大江，有詩人們深情的送別，有船夫們悲壯的號子，有商人們致富的渠道，更有改寫中國經濟版圖的低調崛起……
在永不枯竭的生命力背後，是奔流不息的長江水。
4
有一點可以肯定，包括李白在內的唐代人，他們看到的長江景象，跟後來不同時代的人隨著時間推移看到的長江，是絕對不一樣的。
儘管我們不願承認，但不得不承認，任何時代文明的發展總是以生態的破壞為代價的。生態的改變，給人類帶來文明的曙光，也絕對會留下斑駁的陰影。
唐代恰好是長江生態維持與人類開發的一個分界點。
在唐代以前，關於長江流域經濟情況的經典記載，出自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楚越之地，地廣人希(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一個自然饋贈充沛，而又地廣人稀的區域，儘管會被後人解讀為生產技術落後，但生活在那裡的人們，不貧不富，無需為了爭奪生存資源而拼命，這其實是幸福感蠻高的事情。
在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同步發源的過程中，後者曾被前者在生產技術上反制，這或許恰能說明長江流域生態比黃河流域良好。反過來說，長江流域廣闊的土地，暖溼的氣候，豐饒的物產，使人們有足夠的空間從漁獵和採集中獲取所需的生活資料，正是因為自然資源的豐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滯緩了整個長江流域農業發展的速度。
促成南北文明交融的一個歷史因素，我們現在稱為「衣冠南渡」，從西晉末年永嘉南渡，到北宋末年的宋室南渡。而唐代安史之亂後的北人南遷，恰好在一個中間點上，史學家認定南方超越北方，正是肇始於此。
衣冠南渡的直接原因是戰爭，無論是外族入侵，抑或內部戰亂。但是，一個隱形原因也許影響更大，那就是黃河流域的生態破壞太嚴重了，已經難以承擔過量的人口，只能通過遷移來舒緩內部環境壓力。
歷史上，黃河流域的水患特別多，特別大。以黃河中遊的洛陽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唐代洛陽共發生大小水害22次。而造成黃河水患的主要原因，是過度採伐森林，致使生態系統紊亂，洛陽及其周圍地區水土嚴重流失，河道嚴重壅塞，結果有雨必溢，無水不災。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唐代長江流域山青水秀，沒有黃河那樣層出不窮的自然災難。長江水的清澈，幾乎是所有唐朝人的共同觀感。大詩人杜甫晚年長期漂泊於長江流域的巴蜀與荊湘之間，一年四季，不分晨昏，每當提到長江水，不是「清」就是「澄」，而無一句提到「渾」「濁」「黃」。
「江清心可瑩，竹冷發堪梳。」
「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
「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
……
唐代以後，過了不到兩百年，南宋時期長江的水土保持就明顯大不如前了。當時有關川江和三峽地區的水文歷史記述變得糟糕起來，經常出現「黃」「濁」和「渾」的記載。南宋詩人範成大對長江水的描述往往是這樣的：
「暑候秋逾濁，江流晚更渾。」
「雨後漲江急，黃濁如潮溝。」
……
長江水土生態的進一步惡化，是在明清時期。當時的記載是「江水皆濁」。這個歷史大勢，到了最近的一個世紀，就更為嚴重了。如今的長江大部分江段，常年黃流滾滾，完全「黃河化」，以致被一些學者稱為「第二黃河」。
除了水質，長江生態的變遷，在動植物方面也有典型的體現。
南宋時，詩人陸遊入蜀，乘船路過湖北，他描述眼中的山景說：「群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陸遊所見「二三百年」的「古木」，顯然生長於唐代，可見唐代長江的森林植被保護得比較好。與此同時，南宋的長江下遊，由於人類活動，一些山已經被砍伐得「有山無木」了。明清時期，對森林的破壞沿著長江上溯，連秦巴山地都無土不墾，時人記載說「山漸童矣」。隨著山體植被的惡化，唐代詩人過三峽，寫詩一定會寫到的「猿啼」現象，也逐漸消失。長臂猿、白猿步步退隱不見。
這一切的背後，是長江流域在安史之亂後持續的人口遷入與經濟發展需求。這次人口南遷，促成了中國人口地理分布的一次突變，此後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成為人口分布的重心。特別是在16世紀玉米和甘薯傳入中國後，因其適應性強、產量大，很快在長江流域得到廣泛傳播，成為山地丘陵地區的重要糧食作物。由此使得長江森林植被的破壞無可逆轉。藉助外來物種催生的人口大爆炸，則在清初變成了「百病以人多為首」的熱議，至此長江的人口與環境矛盾已經明顯激化。
如果說前現代時期長江的生態變遷是緩慢累積的結果，進入現代以後，長江的生態負擔在人類的欲望面前，迅速增加。過度開發，江水汙染，物種滅絕，已經是長江不能承受之重。
唐代詩壇的雙子星——李白和杜甫，最終都死於長江流域，一個死於安徽當塗，一個死於駛往湖南岳陽的小舟中。他們的詩，告訴世人那個時代的長江景觀與風貌，以及生命之嘆。而他們無法預料的是，恰好在他們的時代，長江開始了跨度長達千年的歷史與生態變遷史。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裡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杜甫《登高》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參考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06年
[唐]李白：《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張正明：《兩條中軸線的重合——長江文明的歷史和現實》，《長江流域經濟文化初探》，1997年
陳剩勇：《長江文明的歷史意義》，《史林》，2004年第4期
周宏偉：《長江流域森林變遷的歷史考察》，《中國農史》，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