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道是中國古代帝王所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思想家們為治理國家和平天下所確立的一個重要政治信仰。這一信仰的根本宗旨，就在於確立「以民為本」的政治取向，藉由得人心以得天下。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之。樂民之所樂，己後天下之樂者，必得民為之同樂，而未有不得天下者。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之。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必得民為之憂，則不憂天下之不可得。
愛民以為父母者，民也樂推之。愛民者民必愛之，譽之而不倦，樂推而不厭，必然為天下王。
這一政治信仰在告訴治國之主或統治者：最有效的治理在於民心歸順，最大的力量在於得道多助，最好的成王之道在於民眾樂推。
踐行王道而成為王者，是古代先哲為人主、國君所確立的一個最高政治價值目標，也是有志於道者所要達致的內聖而外王之人格理想。天下歸往謂之王，王者必為天下人所樂推。成為王者，不在於自取，而在於百姓與之。「立在天下推己，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文子·上仁》）王者必是與民同憂樂者，而與民同憂樂方可為王。這一信念和信仰，成為王道的核心內涵，已化作施行仁政和善治的強大動力和嚮導。藉由這一信仰價值，就可評定：一國政治的善與不善，是王道還是霸道？是名垂千古，還是過眼雲煙？是崇高人性體驗，還是假仁義之偽？雖然，真正的王道在春秋、戰國之後的歷史長河中並未曾出現，但無疑在塑造明君和推動開明政治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樂民之樂，民亦樂之
樂民之樂者，就是與民同樂。與民同樂，就在於以民為本，而為民之父母。「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孟子·梁惠王下》）樂民之所樂，民也樂其所樂，則上下同樂。
（一）與民同樂。與民偕樂，則民樂其為樂者。得民之樂己，豈能不王乎？「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孟子·梁惠王上》）文王與民偕樂，則民能樂其樂，故使天下歸往而成王。文王樂民之所樂，而民也樂其樂的史實，在《詩經》中已有所記載：「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詩·大雅·靈臺》）文王與民偕樂，雖用民力而民歡樂之。樂民所樂，必施行仁政。使民「養生送死無憾」（《孟子·梁惠王上》），就為王道之始。「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王者若能無失其時、勿奪其時，而無罪歲，則天下之民至。「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說苑·談叢》）以道德蒞民，施行仁政，天下民歸往之，豈可不為王？
（二）與民偕亡。不與民同樂，而獨樂其樂者，則民與之偕亡。此從否定的意義上，論證了與民同樂而成王的必要性。「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孟子·梁惠王下》）失國忘身者，必有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就歷史史實的確證來看，夏桀獨樂其樂，不與民同樂，故民也不樂其樂，而欲與之偕亡。「《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梁惠王上》）民與之偕亡，則必喪身滅國。獨樂樂，不若與民同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則天下也以己為樂。申天下之樂者，民亦報之以樂。
（三）好民所好。樂民之所樂，就在於好民所好，而為民之父母。王者為民之父母，就是「民之所好好之」（《大學》）。好民之所好，就是樂民之所樂。王者好勇，若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是「民惟恐王之不好勇」 （《孟子·梁惠王下》）。王如好貨，若是「與百姓同之」，使民富足，則於王天下何難？王如好色，若能「與百姓同之」，使民「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於王天下何難？樂好者，上下同之，則無有獨樂獨好。好民之好者，民必以之為父母。「今與百姓同樂，則王矣。」為民父母，以天下人之樂為樂，則未有不能王者。
二、憂民之憂，民亦憂之
為民父母，也當憂民之所憂。「聖人恆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憂民之所憂，則民也憂之，故能保身而存國。憂民之所憂，就在於先天下之憂而憂，與民同苦而惡民之惡，故能憯怛於民。
（一）憂民之憂。聖王非以得天下、私天下為樂，而以天下人之憂為憂。若以私天下為樂，伸己以屈天下之憂，則天下必以之為憂。聖人不恥身之賤，而惡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而泛濫於天下，五穀不登而禽獸逼人。「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孟子·滕文公上》）使益掌火，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災害得除。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熟而民人育。聖王憂人無教而近於禽獸，則教以人倫。憂若能上下同之，則無為獨憂。憂民之所憂，民必憂其所憂。憂以天下，則未有不王者。仁人之於民，可以「便之」，而「無不行」。「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呂氏春秋·愛類》）王者之事雖有不同，然一同於「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
（二）與民同苦。憂民之所憂，必與民同甘苦。自任天下之重者，當思天下之民不被仁政之澤，則若己推之於溝中，心生不忍而急切予以救濟之。「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說苑·君道》）苦民之所苦，方能憯怛於民，而能博德廣化。大禹用民力以疏河，民之所以勞而不怨，就在於利歸於民。「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饑寒之患。」（《文子·上仁》）憂民之所憂，方能「自養有度」，而必「取下有節」，取奉有度。「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與民同其苦樂，哀天下之哀民，則天下必無哀民。反之，若是「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又奪民時使「男女不得耕織之業」，則必是「力勤財盡」，而民怨聲載道。「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文子·上仁》）。苦民之所苦，則必急欲解除其苦，而使天下無哀民。
（三）惡民之惡。憂民之所憂，又在於惡民之所惡。「民之所惡惡之」（《大學》），同樣是為民父母之心。惡民之所惡，則民之惡猶己之惡。「舜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孟子·離婁下》）思天下有溺者猶由己溺之，有飢者猶由己飢之，就是「民之所惡惡之」。「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呂氏春秋·愛類》）以民為本，為民父母，必然天下歸往。王天下有道，非必在於「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以及「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而要在急當世之所急，亦即是「憂民之利，除民之害」。以民為務，則必惡民之所害而除之。凡牧民者必知其疾，因為「不知其疾則民疾」（《管子·小問》）。知民之疾而急欲除之，就是除弊、除害之仁政。
三、愛民者，民樂推之
樂民之所樂，憂民之所憂，就在於為民父母而愛民，以民為本而施行仁政。愛民而行仁政者，民必愛之，譽之而不倦，樂推而不厭。
（一）保民者王。愛民者必保民，而保民者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為民之父母，民也視之為父母。為民父母而保民，就必不會「率獸而食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為民父母，必施行不忍人之政。「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盡心下》）治國之道，愛民而已。「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尚書·皋陶謨》）愛民者，就在於「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說苑·政理》）。相反，害民者使民失所務，重賦斂而多徭役，有罪者重其罰。「積德成王」（《文子·道德》），而「積怨成亡」。君人者，欲王天下則莫若積德平政貳愛民。
（二）裕民富國。愛民而子民者，必然以政裕民。裕民而民富，乃是仁政愛民的核心內涵。「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荀子·富國》）裕民則民富，而上以法取，下以禮節用之，故能「餘若丘山」。節用以裕民，必有富厚丘山之積。國富，則民無災年。以政裕民，就要「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度人力而授事，稱數而出入，「輕田野之賦，平關市之徵，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而裕民。民有恆產則有恆心，有恆心則天下樂平。
（三）親民民親。愛民如子，則以民為親。親民如子者，民必親之如父母。愛民而親民，「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荀子·富國》），就能使百姓皆「愛其上」，而「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管子·形勢解》）。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使民親愛之有道，就在於「民愛之則親」。人主能安其民，則民親之如父母。親民者，「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先民之樂而後己之樂，故能使民親之、歸之。堯舜，之所以「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就在於「有使民不忘之道」，也即是有使民親之之道。欲為王，必使民親己。欲民親己，必本於親民。求諸己而親民，方是為民所親的來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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