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風東漸，所到之處，無不風靡於一草一木」，「文明猶如麻疹之流行，……我輩斷乎不具（治癒）其術。有害無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擋其勢，何況利害相伴且常以利為主之文明乎！」，
「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
「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依吾之見，以西方文明猛擊東方之勢，此兩國（清國與朝鮮）誠不能存活矣……此如一城以愚昧、法斁、暴橫與無情而惡名昭彰，一義者居於此，其德鮮有人知，此為鄉人醜行之所蔽也」。
經過明治維新，隨著留洋知識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紛紛引介西方文化與典章制度，「文明開化」在日本蔚然成風。與東方鄰國朝鮮等國相比，日本不只物質需求與生活習慣上紛紛西化，在教育系統與社會組織的廣泛推行下思想觀念更是大規模西方化，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成為普通日本國民的美德。可以說，正是19世紀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動和促成了「明治維新」，奠定了日本持續至今脫亞入歐國策的思想理論基礎。即便後來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挫敗這樣的戰略性錯誤，日本很快就扭轉了這一局面。而不像朝鮮等東亞國家，在夜郎自大，一錯再錯，失去了全面向西方學習的意願和能力。大約在中國唐朝，日本學習的是中國的「中華法系」。中華法系的特徵之一就是儒法並用、尊卑有別。到了現代工商業時代，中華法系就甘拜下風；中國在晚清實際上就拋棄了中華法系。日本則在「明治維新」中主動拋棄了中華法系。即便如此，同為實行中華法系的國家，由於嫡長子繼承制實際上被落實，日本在國家文化方面總體上迥然有別於中國。
今天有中國學者認為賣淫嫖娼僅僅涉及到私德問題。這是錯誤的。就社會關係而言，賣淫嫖娼涉及男女兩性關係；夫妻是最簡單的共同體。兩性關係下產生的嬰兒則會進一步通過家庭的方式進入到繼承制度中去。古代頗多國家允許一夫多妻制，或者認為賣淫嫖娼合法；在這種社會狀況下，為了避免財產繼承上的混亂局面，正常國家普遍實行嫡長子繼承制。
對這一繼承制度，最為經典的總結在於六十六卷的基督教聖經。申命記21:15-17說，「人若有二妻，一為所愛，一為所惡，所愛的、所惡的都給他生了兒子，但長子是所惡之妻生的，到了把產業分給兒子承受的時候，不可將所愛之妻生的兒子立為長子，在所惡之妻生的兒子以上；卻要認所惡之妻生的兒子為長子，將產業多加一份給他，因這兒子是他力量強壯的時候生的，長子的名分本當歸他。」
上帝用嫡長子繼承制等制度保守了指向耶穌基督的「亞伯拉罕之約」，使得王位、土地和人民這三個大衛王朝的關鍵性元素無一混亂。
作為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項原則，嫡長子繼承制規定王位和財產必須由嫡長子（嫡妻即正妻所生的長子）繼承。中國古代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長子繼承，其他庶子作為「別子」被分封到各戰略要地。同為「封建制」的古代歐洲也實行嫡長子繼承制，客觀上維護了貴族傳統。然而，奉行「聖王創世，天命靡常」的中國，很快就在皇位繼承等一系列環節上破壞了嫡長子繼承制。根據歷史學家譚平在其基於數理化分析的經典論文《中國古代皇位嫡長子繼承制的計量分析》，（載《成都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所得出的結論，從秦到清兩千年間，只有2/5的帝王是依據嫡長子繼承制繼位的。加之不斷發生的各種爭鬥，種種亂象直接導致了歷屆政府權威的迅速失落。
對比中國，日本罕見針對中央權威（天皇）的底層革命與高層爭權鬥爭。
產權是制度經濟學和政治科學的基礎命題。其交接程序更是政權組織形式的核心話題。由於規範了經濟和政治「產權」的交接秩序，單在政體方面，歷經千年未曾中斷的日本皇室血統，塑造了幾乎完全有別於所有東方國家的制度體系。日本的民間社會井然有序，絕對不會如中國式「眾子繼承制」中幾個兒子為了繼承家族式企業的主導權而「富不過三代」。進一步地，神道教下對兒童早期教育中的社會化和「山上大君的監控」，在如此雙重監控和抑制下，日本國民的人格被高度同構化。
「切腹」這種殘忍的自殺方式頗有思想文化的考察價值。中國戰國時代韓國刺客聶政即如此自殺，但在中國，切腹自殺並未流行起來。而在日本，切腹是平安時代才廣泛流傳。一般認為藤原南家出身的藤原保輔是日本最早記載切腹的人。被主君賜死，相比斬首，切腹被視為是武士最光榮的死法。明治時代撰寫《武士道》一書的新渡戶稻造則認為，古代日本人認為「腹部乃是人靈魂、情感寄託之處」。而從生理學構造上說，腹部乃是人體神經密集之處，勇敢、凜冽地切腹自殺，最能夠彰顯武士道精神。然而，這個方法避免中國知識分子那種「說了就等於做了」的「因言稱義」邏輯和「雙軌道德」局面。與某種形式的背叛出賣的「無恥文化」相比，日本形成了一種明顯區別於西方「原罪」意識、以功名為評價標準的「恥文化」。由此，一代一代的日本人，確立起了一種獨具日本特色的「分工合作秩序」和精英治理體系。
由此，每次國家發展到了危機關頭，日本都很容易達成全國性的共識。對國家轉型來說，無論是明治維新，還是「二戰」戰後和平憲法體系之建立，只要天皇發話，整個日本高度達成共識。這正是日本走向強大的根本保證，也是這個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品質所在。
嫡長子繼承制在日本有個演變過程。為了將該制度推向全國各領域，根據1873年太政官布告263號和1875年太政官指令，嫡長子具有絕對的優先繼承權。昭和22年，修訂後的民法規定各子女繼承權平等。在古代，「別子」們組成通曉武藝、以戰鬥為職業的「武士」；在軍國主義時代，這個職業軍人團隊則策劃多次軍事政變，直接推動了「二戰」的爆發。換言之，這種繼承制和特色的「恥文化」的代價是日本普通國民成為了經濟動物和軍事動物。
而在英國，對比日本，由於全民的基督教化，尤其是國家政權受基督教的強有力制衡，進入修道院反而有利於制衡政府權力。不僅基於個體內在上的信仰性，而且在外在的政治博弈之均衡中，除了納粹等特殊時代，歐洲的職業軍人頗受制衡。
基督教的修道院、尤其是基督教會，是歐洲傳統教育體制的一部分，嫡長子繼承制則使歐洲的貴族傳統得到了繼承。正是教會與貴族相對於中央集權的博弈之均衡，使歐美憲政成為必然。對這些國家而言，只要再次確認福音性的人與人在位格上的絕對平等，創新與自由就成為可能。
所謂再次確認福音的過程，根據基督教思想史與教會史的一般考察，人們一般將其功勞歸於路德和加爾文在16世紀所掀起並被一代一代人繼承的宗教改革的精神。道成肉身的耶穌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們的罪，也正如主禱文所呼求的，「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馬太福音6:12），而不再是做心靈的上訪者。
這一顯然區別於日式清算方法論的赦罪事實，所帶來的不再是死亡，不是對律法的懼怕和轄制，而是在基督裡的重生與復活，「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借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羅馬書8:10-11）。只要確認這種精神，歐美民族在經濟發展上、在制度創新上就能源源不斷地被開發出新的動力。
與歐美的「復活」相比，日本堅持東亞性的「萬物有靈論」和「祖先崇拜」。這固然繼承了祖先的文化，卻容易導致墨守成規。這從他們對「靖國神社」的態度可見一斑。這是一種對基督教社會的人來說很難理解的「死亡崇拜」。
總結：且不說美軍主導的民主化改造，日本現代化三部曲中基督教元素是如此地不可忽視
日本缺乏歐美意義上的新教改革，卻有東亞其他民族絕不具備的對「行為規則」的敬畏意識。也是這種固執，當韓國、臺灣等東亞經濟體越來越重視制衡權貴資本、保障中小企業發展的時候，日本人對本國的權貴資本主義似乎毫無招架之力。原因在於，對和平憲法保障下的日本而言，在這個時代，只要東亞大陸都是一窮二白的國家，日本國家不至於陷入到多少深重的外來危機，因而各屆內閣的「改革」總難引起全國性的反響。
不過，一旦具備民主的框架，日本就很容易從一個阻礙生產力發展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國家飛躍到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對探索「中國向何處去」來說，這足以讓仁人志士羨慕了。
從「制度經濟學」所特別關注的「社會分工合作體系」之形成這個角度來說，日本的發展充分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只要一個民族確定了行為規則的至上性，無論這個規則多麼不近人情，總比中國古代朝廷不斷變換那種「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見《聖經》「士師記」）的局面要「好」很多很多。
也正是這樣，在近年來以智能化和自動化為特徵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之中，日本軟體遠遠不如美國，由於制度性文化性強調「工匠精神」，以硬體為代表的日本製造仍能在全球範圍內居於領先地位而與同樣強調「工匠精神」的德國相媲美。就文化科技界最高獎項諾貝爾獎得獎而言，美國絕對是當之無愧的大贏家。在美國獲諾獎的人裡，移民佔據了半壁江山。按照「在本國受教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條件來看，新世紀以來，截止到2017年，美國在本土受教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為23人；而日本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則為17人。按人均獲獎比例看，日本絕對是當之無愧的諾貝爾獎「黑馬」。當代日本的富裕和科技發達，儼然已推翻了那種「北朝鮮不信耶穌所以貧困專制，南朝鮮人信耶穌所以富裕民主」之類的簡單結論。事實上，當我們說日本人有「律法」而無恩典時，這裡的「律法」，就其內容而言，顯然並非是聖經裡所說的「律法」，既非作為道德律的摩西十誡，亦非被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民事律和禮儀律，同樣也不是耶穌在四福音中所賜下的「新命令」，而是日本民族自己的「人造律法」。「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裡，使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歸給那信的人。但這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裡，使我們因信稱義」（加拉太書3:22-25）。就自身功能來看，日本式的人造律法顯然並不具備聖經中神聖律法那種基於救恩的功能。即便這樣，哪怕僅僅沾了基督教文明一點光，日本民族就煥發出了其他非基督教國家絕無能力發揮的青春絢爛。這對朝鮮等東方國家來說，正如昨天公號文章《不閱讀《聖經》這本經典，我們怎麼不對人類命運戰略性誤判？》一文所說，的確是值得深刻反思的。也就是說，日本並不認識真神，卻越來越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神，而是人，就有了打破一切偶像崇拜的可能。最後的建議是給基督徒弟兄姊妹的。在傳福音過程中，一些基督徒喜歡說基督教如何使歐美國家發展起來，也就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進路。從原生憲政角度來說，這是很有道理的。即便到了派生憲政，以韓國為例，因為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基督徒，仍然大有道理。
但這種離開「永生永死」和「天國地獄」的傳福音方式，到了日本這裡就被那些能言善辯的對手給反駁得啞口無語。這說明傳福音，還是要有聖經自己的思路。又可以說，這種傳福音的方法論，因為是一種文化進路，需要更為強大的裝備；如果沒有認真裝備，還是要謹慎為好。這裡的裝備，既是知識上的，更是說，傳福音首先就是要明白福音，也就是區分真福音和社會福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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