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在乾清門前舉行了隆重的開院典禮。故宮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國博物館事業走上正軌的開端。
易培基從1928年9月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至1933年辭職，歷時五年,前三年是兼職。易培基於1931年3月到北平，專理博物院事宜，視故宮博物院為自己的「終身之事業」。每天來院，同秘書、總務一室辦公，悉心籌措，事必躬親。易培基從社會上延請了大批專家、學者，成立了各種專門審查委員會，開始從文物的品質、名稱、時代、真偽等方面對故宮的收藏進行系統的審核與鑑定。修建了「延、北、保、壽」四個庫房，集中整理宮內零亂收藏的文物，並逐步建立起嚴格、周密的文物保管制度。開始進行有計劃的陳列，增闢了大量的專門陳列室，按時對外開放、陳列古畫、瓷器、玉器、鐘錶、儀仗，並開闢景山公園和太廟。設立了照相室與印刷所，自己拍攝，印刷出版了各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出版了大量的墨跡、畫集和珍善本書目及各種史料叢編、檔案集、文件集。這時期故宮博物院的出版物是民國文化出版的一道亮麗風景。全院同仁齊心協力，奮發工作，使故宮博物院的各項業務均獲很大發展。這是故宮博物院歷史上的第一個「鼎盛期」。故宮博物院今日的恢弘局面顯然與這一時期所奠定的良好基礎緊密相關。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東三省被佔，平津震驚，華北告急。北平危在旦夕，高等學校部署南遷，為確保文物安全，當時的故宮博物院理事會鑑於日軍侵略者氣焰方熾，一旦入侵華北，故宮文物就有在戰火中被毀或被劫的危險，決定選擇院藏文物中的精品，遷往上海儲藏。國民政府批准了故宮的這個計劃。
故宮文物南遷，大家都比較熟悉了，從2月5日夜起運第一批古物，分五批共運出19557箱(其中有古物陳列所、太廟、頤和園和國子監的文物6066箱)。這些南下文物，先存上海，再運到南京，還成立了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
為了保護這批國寶，南京政府命令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立即將古物分三路西遷到大後方。三路西遷，歷經坎坷，幸古物有靈，炸不到，摔不碎，經常是文物前腳剛走，日寇的飛機轟炸就跟著來了；載運文物的車輛也曾翻下橋去，如果車裡裝的是瓷器之類易碎的東西也就完了，裝的是檔案圖書之類的紙製品，並不怕摔，車子雖是翻到河裡，這裡卻沒有水，而且橋不高，箱子受的震動不大，也沒有什麼損壞。總之，文物有驚無險，安然無恙。這批文物從1937年11月開始西遷入川，到1947年6月全部東歸南京，在後方整整過了10年。在這10年間的分散保存時期，文物沒有大的損失，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的奇蹟。
全國解放前夕，蔣介石下令將故宮博物院南遷存京的文物全部運往臺灣。從1948年12月22日到1949年1月29日，共有三批文物運臺，總計2972箱，約佔1933年南遷文物19557箱的1/6，大都是南遷文物中的精華。1965年11月在臺北市士林外雙溪建成故宮博物院臺北新館。
未及運走的文物留在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解放以後，這批文物的絕大部分從1951年起陸續運回北京故宮博物院，輾轉十幾年的國寶又終於回到了它們原來的家。
故宮文物南遷及南遷文物運臺已為人們所熟知。不少人以為，當年故宮博物院的文物都南遷了，而其中的精品又都運到了臺灣,這自然是個誤解。南遷古物，當時決定儘量挑選精品，事實上未能完全做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故宮博物院入藏了國家撥交、個人捐獻和收購徵集的24萬餘件文物，其中多有國寶級精品。
故宮博物院是個藏寶之府，經過7年文物清理，我們已經對社會公布可移動文物數量達1807558件(套)。有陶瓷器、貨幣、玉石器、甲骨、青銅器、封泥璽印、玻璃器、刻石文物、雕塑、碑帖、書法文物、繪畫文物、敦煌與吐魯番文物、宗教文物、漆器、琺瑯器、織繡與服飾、金銀器、銅錫鉛器、竹木牙角器、匏器、工藝盆景、筆墨紙硯、成扇、滷簿儀仗、樂器、武備文物、科學儀器、鐘錶、醫藥器具、戲曲文物、照明用具、日用雜品、娛樂用具、近代交通與通信用具、圖書、書板、圖樣、輿圖、檔案文書等，這裡我即使只是蜻蜓點水，恐怕也不僅僅是掛一漏萬。故宮博物院已經出版《故宮博物院文物精品全集》60卷，現在又在出版《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估計將達600卷,全是精美圖錄。
鄭欣淼先生著的《天府永藏——兩岸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不僅對兩岸故宮博物院藏品的數量、類型、品質提供了翔實的數據資料，而且對故宮文物的來源、構成、流播也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分析，最後還從故宮學的角度進行了一些理論探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故宮只有一個，故宮博物院卻有兩個(瀋陽故宮是另一個意義上的)。北京故宮博物院過去對藏品的整體整理、研究不夠，尤其是宣傳不夠，致使一般人不明白內裡的真相。該書對故宮文物的聚合、流散和回歸作了清晰的敘述，理清了兩座故宮博物院皇家舊藏的來龍去脈與現狀，全面論述了兩岸故宮博物院文物來源、構成、流播、現狀、分類、數量及相關史實。文字雖然不多，卻有巨大的容量。分述兩岸兩院藏品的動態，把兩院藏品分為12個類別，清點比較各自的來龍去脈，各自的特點特色，多少有無，將同源分流、龐大繁雜的故宮文物梳理得清清楚楚。北京故宮藏品的85%和臺北故宮藏品的92%均來自於原清宮舊藏，這正是兩岸故宮博物院同名的根源；北京故宮在藏品總量上大大多於臺北故宮，而且文物精品從總體上也大大多於臺北故宮，並非像有些人以為的「文物南遷已經把北京故宮搬空了」；在類型上，雖然北京故宮更為豐富，但兩岸故宮的藏品都涵蓋了我國古代各種藝術瑰寶，同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華文化藝術寶庫。作者並未計較兩座故宮的收藏孰勝，而是把故宮作為一種整體文化來看待，客觀地把本屬於故宮文物卻由於上述原因而分別庋藏於兩處博物院的藏品一併加以整理介紹，以求這份文化遺產首先在故宮學的理論框架內進行介紹和探討。
《天府永藏》不是一般的資料梳理，不是公布文物的清點帳目，而是研究型的文化整理，是清理文物的研究，其意義遠超出文物藏品清點的範圍。明顯的特點有三：一是客觀、準確。以大量第一手材料為依據，實事求是地建立起一個故宮、兩個故宮博物院根根脈脈、根脈相連的文物文化譜系。資料的索取與考證翔實，結構完整、嚴謹，文字精練，數字準確，必將深化人們對故宮的價值、意義及地位的認知。二是大歷史大文化的文物視野。全書用一半的篇幅對兩岸故宮博物院的藏品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分類論述和比較。除傳統的書畫、陶瓷、玉器、青銅器等外，更重視發掘更具宮廷特色的宮廷類、宗教類、建築類文物的歷史文化價值。如宮廷類文物，就梳理出帝後璽印、滷簿儀仗、宮廷服飾、科學儀器、戲曲、醫藥、地毯等16類。三是體現著作者本人首倡的「故宮學」研究的整體性。雖然主體是可移動文物，但始終置於與不可移動之紫禁城的關係、與宮廷歷史文化藝術的關係的框架之中，即置於以「故宮學」為標誌的故宮文化整理與研究的整體中。因此，不僅為讀者清晰地解析了故宮藏寶，更能從歷史文化藝術的視角，而不是從所謂藏寶的視角引導人們看待最引人注目的故宮珍藏，從而真正理解「國寶」對於國家、民族、人民及對於世界的意義。
最後，作者對故宮及其藏品的價值從歷史、科學、藝術等角度進行分析，指出當代人對故宮及其藏品作為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的典守職責，提出通過各方攜手開展包括對紫禁城建築、文物典藏、宮廷歷史文化遺存、明清檔案、清宮典籍、故宮博物院歷史等的系統研究，對以故宮為代表，以皇帝、皇權、皇宮為核心的皇家文化的系統研究，建立故宮學，並希望以故宮學統籌和推動故宮及其藏品的管理、科研、交流、展示、弘揚等工作上升到一個新的更加自覺的高度。
1924年，溥儀剛被逐出紫禁城，故宮博物院創始人之一的李煜瀛在商組「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時，就明確提出要「多延攬學者專家，為學術公開張本」，後又提出，故宮博物院「學術之發展，當與北平各文化機關協力進行」。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原因，北京大學已成為當時全社會在思想與新學科研究方面的先導，在點查清宮物品及後來故宮博物院的業務建設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力最大。當時參加故宮工作並從事研究的學者，有馬衡、劉半農、錢玄同、陳垣、孟森、容庚、沈兼士、沈尹默等。故宮博物院成立後，主要精力用於清點、整理清宮藏品，包括文物、檔案、圖書，同時注重向社會公布，出版公布文物、文獻檔案資料。1925年開始出版《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為學術研究的需要，1935年又成立了書畫、陶瓷、銅器、美術品、圖書、史料、戲曲樂器、宗教經像法器、建築物保存設計等10個專門委員會，專門委員分特約及通信兩種，除本院人員，還聘請社會上頗有名望的專家學者。從研究人員的陣容上，可見故宮博物院的學術研究一開始起點就較高，並且具有開放性、社會性的特點。
故宮是學術的故宮，故宮學人薪火相傳，特別是1977年以後，老專家、新學人的學術論著不斷推出。故宮博物院的學者，在清史研究、中國古代書畫研究、古陶瓷研究、金石考古研究、工藝研究、宮廷圖書文獻研究、古建築研究、故宮博物院歷史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
「故宮學」提出的一個重要基礎，是累積已久的相關研究成果。時任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鄭欣淼立足於對故宮及故宮博物院的認識和定位、對故宮學術研究的現狀以及80餘年來故宮研究歷史的調查與考察，形成了故宮學的思路。他認為，故宮與故宮博物院密切相關，對故宮價值認識的程度，影響著對故宮博物院內涵的理解與功能定位。通過對文物認識的深化、對古建築的重視、對宮廷歷史文化的挖掘、對無形文化遺產傳承等四個方面的探討，認識到故宮不只是「中國最大的文化藝術博物館」，而且是世界上極少數同時具備藝術博物館、建築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宮廷博物館等特色，且符合國際公認的「原址保護」「原狀陳列」基本原則的博物館和文化遺產，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中國歷史文化寶庫。這是一個全新的學術理念，將故宮的研究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極大關注。「沒有長達80年的故宮研究的實踐和成果，就不可能準確提出故宮學概念，而故宮學的提出並確立將使故宮學研究進入自覺階段，將從整體上提高故宮研究的水平。」在鄭欣淼看來，故宮不單單是一座皇家宮殿，也不單單是中國最大的博物館，它是將建築、文物、典籍等多種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整體，是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結晶。對於「故宮學」，鄭欣淼的解讀是：它不是經院式的繁瑣論證，也不是從書本到書本的刻板研究，它直接面對故宮的文物、古建築、檔案、文獻等，是一門把故宮當做一個文化整體的綜合研究。鄭欣淼坦言：「故宮學」內容的物質載體，當然首先是故宮的博大收藏。
對故宮價值的認識需要從故宮學的視野來看故宮，不僅認識到故宮古建築、宮廷文物珍藏的重要價值，而且看到歷史遺存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古建築、文物藏品、歷史遺存以及在此發生過的人和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文化整體。這一認識是故宮學得以產生的重要依據，也有利於進一步挖掘故宮的歷史文化內涵。故宮文化的這一整體性，也使流散在院外、海外的清宮舊藏文物、檔案文獻有了一個學術上的歸宿。研究「故宮學」的目的就是不斷推進對故宮的綜合研究，挖掘故宮文化的深邃內涵。（原文14800字）
原文載於《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