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李翔
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來時，茅于軾正坐在鐵道部的辦公室內抄寫文件。門外傳來了一陣凌亂的腳步聲，還有人們哭泣的聲音。
一直以來的隱約傳聞由此得到了證實——紐西蘭總理馬爾登在1976年的4月份見過毛澤東之後說：「我明白，他將不久於人世了」；5月12日同毛澤東做過簡短會晤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承認，他沒有聽明白毛澤東在講什麼，而隨後毛澤東就經歷了一次輕微的心臟病襲擊；6月末，毛澤東又經歷了一次嚴重些的心臟病發作。不過在這個死亡時刻表進行的期間，人們已經習慣了悲痛。在此之前有周恩來逝世帶來的全國性的巨大傷痛；7月6日，另一位建國之父朱德逝世；三個星期之後，距離北京不遠的工業城市唐山發生了1949年之後中國最為嚴重的地震；9月初，毛澤東又一次被心臟病襲擊，而且這一次要嚴重得多。
1976年9月9日，電臺播放了毛澤東去世的消息。震驚、空虛與不知所措頓時籠罩了整個國家。失去了一直以來的牧羊人之後，人們像盲目的羊群一樣驚慌失措。
茅于軾放下筆，「文件也不抄了，班也不上了，我直接回家去了」，「這是我迄今為止聽到的最大的新聞，我知道中國要巨變了」，他回憶說。但是在另外一個場合，他承認，自己感到了空虛，「空虛中也夾雜著悲哀」。
一個時代結束了。這個國家得到了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而茅于軾個人長期以來的低沉情緒，也開始扭轉、上揚。他的命運也是如此。
1949年5月27日，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上海時，二十歲的茅于軾是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名大三學生。這支軍隊表現出的驚人自律讓許多人震驚。他們冒著小雨露宿在上海街頭，而且一連三天都是如此。後來的一張照片記錄下這些年輕的士兵們如何把步槍靠在弄堂的牆上，然後一排一排地蜷縮在地上入睡。三十三歲的建築師陳佔祥——著名的「梁陳方案」的提出者之一，在他位于衡山路的居所內目睹了這一幕，然後撕毀了離開的機票。白天的時候，行進的軍隊得到了一陣陣的歡呼聲，青年們高呼著 「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穿著旗袍的上海女孩把花掛到士兵們扛著的步槍上。在這些興奮的青年中，也包括茅于軾，一位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的身材瘦高的年輕人。他和上海的許多高校學生們一樣，走上街頭，發表演講，向市民們宣揚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那一代的許多青年一樣，他是這個新生政權的最熱烈支持者之一。他們年輕、懵懂、天真、純良，內心充滿著對光明與美好的嚮往。「那時的年輕人和現在的年輕人很不一樣，大家考慮的東西很少，人都很簡單」，茅于軾回憶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熾熱的情感逐漸消逝。但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且因人而異。對於茅于軾而言，他最初的冷靜和隨之而來的懷疑產生於1952年。新生的政權開始了對自己過去的敵人的清算，「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無論如何解釋，血、哭泣和死亡都不能被理解成光明與美好的事物。
此時他的身份是齊齊哈爾鐵路局的一名技術員。1950年畢業之後，在建設祖國的熱情鼓舞下，茅于軾選擇到中國東北工作。他在這裡生活了五年，曾經做過檢修機車的實習生、火車司機和工程師。也是在東北，茅于軾染上了難以治癒的風溼症。1955年，和夫人趙燕玲成婚後，茅于軾回到北京。兩年之後，他被打成「右派」。當他在八十歲回憶往事時，他說自己是「準確地被打成右派」，「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右派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這已經是一個以「右派」為榮的年代。不過在當時，這意味著工資下調兩個級別、強迫接受教育、放逐到郊區做養路工人，以及未來的更多的麻煩，其中包括可能被餓死。在他能夠回憶起的「錯誤言論」中，包括「豬肉買不到，豬肉就應該漲價」、「如果毛主席要見一個科學家，是毛主席去見科學家，還是科學家去見毛主席」。後來，他評價自己是一個「天生的自由主義者」，在那個年代，這種自由主義氣質足以讓一個人難以生存。
「過去的歲月多半是挫折和沮喪」，在七十歲時，茅于軾這樣寫道。從他被打成右派開始，就是無休止的苦痛和磨難，是抄家和流放。被下放到山東滕縣後，他曾親眼看到人被餓死，自己也被餓得浮腫，連鞋子也穿不上。「文革」開始，茅家被抄，他的夫人趙燕玲必須把家裡所有可以禦寒的東西都蓋在身上，才能讓自己和兩個孩子入睡。
1976年之後，短暫的迷惘迅速被變化的政局打破，知識分子和這個國家之間重新開始了一段蜜月旅行。而茅于軾也從工程學轉向了經濟學研究。1984年，茅于軾出版了《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作為「走向未來叢書」的一種，這本書暢銷一時。也是這一年，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的支持下，茅于軾從鐵道部研究院調任社科院美國所。當時，他對李慎之說，自己最大的興趣是「中國經濟改革」。
在接下來的中國經濟改革中，茅于軾成為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這首先是因為他對西方經濟學常識的普及，也因為他以民間立場對經濟改革的推動。八十歲的茅于軾說，自己從未想過要成為政府的智囊，他更願意選擇的身份，是一名獨立的民間知識分子。這同大多數樂於參與決策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同。直到今天，茅于軾仍然認為，中國進一步變革的推動力量主要來自於兩個群體，其中之一是來自於體制之內的改革力量，另外一部分則是知識分子，儘管後一群體總是難以擺脫權力的誘惑和公眾輿論的壓力——政治權力和公眾輿論，都會對知識分子的獨立產生威脅。
1993年，離開了社科院美國所的茅于軾發起創辦了民間學術機構——天則經濟研究所。也是在這一年，茅于軾開始參與慈善事業。他與亞洲開發銀行的湯敏一起在山西的一個小村莊開始了小額貸款試驗——十年前，也就是1983年，孟加拉國的一位大學教授穆罕默德·尤奴斯創建了專門向窮人提供小額貸款的格萊珉銀行。茅于軾開始了自己更為徹底的民間嘗試，儘管他的種種努力看上去似乎是意義大過於實質，但是對於那些受到影響的個體而言，卻可能是他們整個人生的轉折。
不過，在未來更會被人銘記的，或許是茅于軾擔當的道德角色。他是一個知識精英作用於社會的典範，也是當代中國的道德榜樣。在一個迅速變動的社會中，這位老人始終堅持著自己內心的道德準則，而這正是大多數人難以做到的。儘管他總是在宣揚「自私」對於社會的好處，但在實際生活中他是一位真正的無私者。比如曾經有人描寫說，他去超市買食物，總是挑那些最接近保質最後期限的，因為如果他不買，很可能這些無人問津的食品就會被浪費掉。而他在慈善事業上的作為——比如他在山西進行的小額貸款試驗，還有旨在為農民的孩子提供職業技能培訓的富平學校——也是這種道德楷模角色的最佳註腳。
他變得越來越溫和，他不再是那個在上海街頭演講的青年，也不再是那個險些被餓死的憂鬱的右派知識分子，而是作為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之中。他對這個國家的情感也正變得溫和而理性。只是這種對國家和時代的審慎情感仍然在不斷變化著。2005年，當我問到他對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的態度時，茅于軾說，儘管他一直保持樂觀，但在本質上，他一點也不喜歡這個時代。那個時期針對他個人的一些事件讓他越發尖銳，儘管他是個生性平和的人。他想要發起成立的一家慈善基金會碰到了幾乎是無法逾越的障礙。有關方面要求，這個民間性質的基金會必須募集到2000萬人民幣的資金才能夠被批准——2000萬和800萬，這是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對非政府所有的私募基金會和公募基金會的註冊資金底線。儘管這個基金會的發起人包括了吳敬鏈、柳傳志和任志強等社會名流，他們仍然無力改變政府劃定的邊界（最終成立基金會的想法宣告失敗，妥協的方案是將之變成一個投資基金）。他個人的言論和作品也一時難以發表。他嚴厲地評論我們現在是 「利益代替了理想」，「法律在道德之前，道德只是底線，可是我們現在首先是法律得不到保障」。說完這些之後，他又大聲宣稱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原因很簡單，也讓人有些沮喪——「因為從長遠來看，人類總是要進步的」。
三年過去之後，他沒有再直白地表達自己對國家和時代的個人情感。只是，他說自己已經看到了進步。如果說楊佳之死讓很多憤世疾俗的人看到了種種問題，卻讓茅于軾看到我們越來越關注人的生命，而這在漫長的視平民生命為草芥的中國歷史上，是難以想像的——這樣說時，他揚了揚放在面前的唐德剛著作《晚清七十年》；與此同時，政治鬥爭也不再以失敗者付出生命為代價。
但是青年呢？這個世界的青年已經和那些在1949年走上街頭的青年們不再相同。他們搖擺著，一會兒給人希望，一會兒又把希望他們能創造新世界的長輩們打入絕望之境；時而表現得機智、勇敢，時而又陷入狂熱和非理性。「年輕人總是太容易受到影響」，茅于軾說。在最近的關於18億畝土地紅線的爭論中，他被這些青年們怒斥為「漢奸」，而這種謾罵在此前已經多次出現過。這真讓人感到尷尬：一個國家的道德楷模，總是因為自己的勇敢言論而被這個國家的年輕人辱罵。
在2009年的1月14日，他要度過自己的八十歲生日。他曾經目睹了這個國家的分裂和統一，經歷過戰爭和死亡，也曾見證一個新政權的挫折與重生。舊世界的年輕人已然老去，曾經熾熱的情感也開始變得溫和。世界終於還是要變好，它依然應該值得我們用1949年那位二十歲青年的情感去熱愛。
一個知識分子和這個國家之間的情感變遷
李翔
402
20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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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
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來時，茅于軾正坐在鐵道部的辦公室內抄寫文件。門外傳來了一陣凌亂的腳步聲，還有人們哭泣的聲音。
一直以來的隱約傳聞由此得到了證實——紐西蘭總理馬爾登在1976年的4月份見過毛澤東之後說：「我明白，他將不久於人世了」；5月12日同毛澤東做過簡短會晤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承認，他沒有聽明白毛澤東在講什麼，而隨後毛澤東就經歷了一次輕微的心臟病襲擊；6月末，毛澤東又經歷了一次嚴重些的心臟病發作。不過在這個死亡時刻表進行的期間，人們已經習慣了悲痛。在此之前有周恩來逝世帶來的全國性的巨大傷痛；7月6日，另一位建國之父朱德逝世；三個星期之後，距離北京不遠的工業城市唐山發生了1949年之後中國最為嚴重的地震；9月初，毛澤東又一次被心臟病襲擊，而且這一次要嚴重得多。
1976年9月9日，電臺播放了毛澤東去世的消息。震驚、空虛與不知所措頓時籠罩了整個國家。失去了一直以來的牧羊人之後，人們像盲目的羊群一樣驚慌失措。
茅于軾放下筆，「文件也不抄了，班也不上了，我直接回家去了」，「這是我迄今為止聽到的最大的新聞，我知道中國要巨變了」，他回憶說。但是在另外一個場合，他承認，自己感到了空虛，「空虛中也夾雜著悲哀」。
一個時代結束了。這個國家得到了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而茅于軾個人長期以來的低沉情緒，也開始扭轉、上揚。他的命運也是如此。
1949年5月27日，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上海時，二十歲的茅于軾是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名大三學生。這支軍隊表現出的驚人自律讓許多人震驚。他們冒著小雨露宿在上海街頭，而且一連三天都是如此。後來的一張照片記錄下這些年輕的士兵們如何把步槍靠在弄堂的牆上，然後一排一排地蜷縮在地上入睡。三十三歲的建築師陳佔祥——著名的「梁陳方案」的提出者之一，在他位于衡山路的居所內目睹了這一幕，然後撕毀了離開的機票。白天的時候，行進的軍隊得到了一陣陣的歡呼聲，青年們高呼著 「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穿著旗袍的上海女孩把花掛到士兵們扛著的步槍上。在這些興奮的青年中，也包括茅于軾，一位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的身材瘦高的年輕人。他和上海的許多高校學生們一樣，走上街頭，發表演講，向市民們宣揚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那一代的許多青年一樣，他是這個新生政權的最熱烈支持者之一。他們年輕、懵懂、天真、純良，內心充滿著對光明與美好的嚮往。「那時的年輕人和現在的年輕人很不一樣，大家考慮的東西很少，人都很簡單」，茅于軾回憶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熾熱的情感逐漸消逝。但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且因人而異。對於茅于軾而言，他最初的冷靜和隨之而來的懷疑產生於1952年。新生的政權開始了對自己過去的敵人的清算，「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無論如何解釋，血、哭泣和死亡都不能被理解成光明與美好的事物。
此時他的身份是齊齊哈爾鐵路局的一名技術員。1950年畢業之後，在建設祖國的熱情鼓舞下，茅于軾選擇到中國東北工作。他在這裡生活了五年，曾經做過檢修機車的實習生、火車司機和工程師。也是在東北，茅于軾染上了難以治癒的風溼症。1955年，和夫人趙燕玲成婚後，茅于軾回到北京。兩年之後，他被打成「右派」。當他在八十歲回憶往事時，他說自己是「準確地被打成右派」，「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右派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這已經是一個以「右派」為榮的年代。不過在當時，這意味著工資下調兩個級別、強迫接受教育、放逐到郊區做養路工人，以及未來的更多的麻煩，其中包括可能被餓死。在他能夠回憶起的「錯誤言論」中，包括「豬肉買不到，豬肉就應該漲價」、「如果毛主席要見一個科學家，是毛主席去見科學家，還是科學家去見毛主席」。後來，他評價自己是一個「天生的自由主義者」，在那個年代，這種自由主義氣質足以讓一個人難以生存。
「過去的歲月多半是挫折和沮喪」，在七十歲時，茅于軾這樣寫道。從他被打成右派開始，就是無休止的苦痛和磨難，是抄家和流放。被下放到山東滕縣後，他曾親眼看到人被餓死，自己也被餓得浮腫，連鞋子也穿不上。「文革」開始，茅家被抄，他的夫人趙燕玲必須把家裡所有可以禦寒的東西都蓋在身上，才能讓自己和兩個孩子入睡。
1976年之後，短暫的迷惘迅速被變化的政局打破，知識分子和這個國家之間重新開始了一段蜜月旅行。而茅于軾也從工程學轉向了經濟學研究。1984年，茅于軾出版了《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作為「走向未來叢書」的一種，這本書暢銷一時。也是這一年，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的支持下，茅于軾從鐵道部研究院調任社科院美國所。當時，他對李慎之說，自己最大的興趣是「中國經濟改革」。
在接下來的中國經濟改革中，茅于軾成為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這首先是因為他對西方經濟學常識的普及，也因為他以民間立場對經濟改革的推動。八十歲的茅于軾說，自己從未想過要成為政府的智囊，他更願意選擇的身份，是一名獨立的民間知識分子。這同大多數樂於參與決策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同。直到今天，茅于軾仍然認為，中國進一步變革的推動力量主要來自於兩個群體，其中之一是來自於體制之內的改革力量，另外一部分則是知識分子，儘管後一群體總是難以擺脫權力的誘惑和公眾輿論的壓力——政治權力和公眾輿論，都會對知識分子的獨立產生威脅。
1993年，離開了社科院美國所的茅于軾發起創辦了民間學術機構——天則經濟研究所。也是在這一年，茅于軾開始參與慈善事業。他與亞洲開發銀行的湯敏一起在山西的一個小村莊開始了小額貸款試驗——十年前，也就是1983年，孟加拉國的一位大學教授穆罕默德·尤奴斯創建了專門向窮人提供小額貸款的格萊珉銀行。茅于軾開始了自己更為徹底的民間嘗試，儘管他的種種努力看上去似乎是意義大過於實質，但是對於那些受到影響的個體而言，卻可能是他們整個人生的轉折。
不過，在未來更會被人銘記的，或許是茅于軾擔當的道德角色。他是一個知識精英作用於社會的典範，也是當代中國的道德榜樣。在一個迅速變動的社會中，這位老人始終堅持著自己內心的道德準則，而這正是大多數人難以做到的。儘管他總是在宣揚「自私」對於社會的好處，但在實際生活中他是一位真正的無私者。比如曾經有人描寫說，他去超市買食物，總是挑那些最接近保質最後期限的，因為如果他不買，很可能這些無人問津的食品就會被浪費掉。而他在慈善事業上的作為——比如他在山西進行的小額貸款試驗，還有旨在為農民的孩子提供職業技能培訓的富平學校——也是這種道德楷模角色的最佳註腳。
他變得越來越溫和，他不再是那個在上海街頭演講的青年，也不再是那個險些被餓死的憂鬱的右派知識分子，而是作為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之中。他對這個國家的情感也正變得溫和而理性。只是這種對國家和時代的審慎情感仍然在不斷變化著。2005年，當我問到他對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的態度時，茅于軾說，儘管他一直保持樂觀，但在本質上，他一點也不喜歡這個時代。那個時期針對他個人的一些事件讓他越發尖銳，儘管他是個生性平和的人。他想要發起成立的一家慈善基金會碰到了幾乎是無法逾越的障礙。有關方面要求，這個民間性質的基金會必須募集到2000萬人民幣的資金才能夠被批准——2000萬和800萬，這是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對非政府所有的私募基金會和公募基金會的註冊資金底線。儘管這個基金會的發起人包括了吳敬鏈、柳傳志和任志強等社會名流，他們仍然無力改變政府劃定的邊界（最終成立基金會的想法宣告失敗，妥協的方案是將之變成一個投資基金）。他個人的言論和作品也一時難以發表。他嚴厲地評論我們現在是 「利益代替了理想」，「法律在道德之前，道德只是底線，可是我們現在首先是法律得不到保障」。說完這些之後，他又大聲宣稱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原因很簡單，也讓人有些沮喪——「因為從長遠來看，人類總是要進步的」。
三年過去之後，他沒有再直白地表達自己對國家和時代的個人情感。只是，他說自己已經看到了進步。如果說楊佳之死讓很多憤世疾俗的人看到了種種問題，卻讓茅于軾看到我們越來越關注人的生命，而這在漫長的視平民生命為草芥的中國歷史上，是難以想像的——這樣說時，他揚了揚放在面前的唐德剛著作《晚清七十年》；與此同時，政治鬥爭也不再以失敗者付出生命為代價。
但是青年呢？這個世界的青年已經和那些在1949年走上街頭的青年們不再相同。他們搖擺著，一會兒給人希望，一會兒又把希望他們能創造新世界的長輩們打入絕望之境；時而表現得機智、勇敢，時而又陷入狂熱和非理性。「年輕人總是太容易受到影響」，茅于軾說。在最近的關於18億畝土地紅線的爭論中，他被這些青年們怒斥為「漢奸」，而這種謾罵在此前已經多次出現過。這真讓人感到尷尬：一個國家的道德楷模，總是因為自己的勇敢言論而被這個國家的年輕人辱罵。
在2009年的1月14日，他要度過自己的八十歲生日。他曾經目睹了這個國家的分裂和統一，經歷過戰爭和死亡，也曾見證一個新政權的挫折與重生。舊世界的年輕人已然老去，曾經熾熱的情感也開始變得溫和。世界終於還是要變好，它依然應該值得我們用1949年那位二十歲青年的情感去熱愛。
一個知識分子和這個國家之間的情感變遷
李翔
402
2009-01-12
153
李翔
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來時，茅于軾正坐在鐵道部的辦公室內抄寫文件。門外傳來了一陣凌亂的腳步聲，還有人們哭泣的聲音。
一直以來的隱約傳聞由此得到了證實——紐西蘭總理馬爾登在1976年的4月份見過毛澤東之後說：「我明白，他將不久於人世了」；5月12日同毛澤東做過簡短會晤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承認，他沒有聽明白毛澤東在講什麼，而隨後毛澤東就經歷了一次輕微的心臟病襲擊；6月末，毛澤東又經歷了一次嚴重些的心臟病發作。不過在這個死亡時刻表進行的期間，人們已經習慣了悲痛。在此之前有周恩來逝世帶來的全國性的巨大傷痛；7月6日，另一位建國之父朱德逝世；三個星期之後，距離北京不遠的工業城市唐山發生了1949年之後中國最為嚴重的地震；9月初，毛澤東又一次被心臟病襲擊，而且這一次要嚴重得多。
1976年9月9日，電臺播放了毛澤東去世的消息。震驚、空虛與不知所措頓時籠罩了整個國家。失去了一直以來的牧羊人之後，人們像盲目的羊群一樣驚慌失措。
茅于軾放下筆，「文件也不抄了，班也不上了，我直接回家去了」，「這是我迄今為止聽到的最大的新聞，我知道中國要巨變了」，他回憶說。但是在另外一個場合，他承認，自己感到了空虛，「空虛中也夾雜著悲哀」。
一個時代結束了。這個國家得到了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而茅于軾個人長期以來的低沉情緒，也開始扭轉、上揚。他的命運也是如此。
1949年5月27日，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上海時，二十歲的茅于軾是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名大三學生。這支軍隊表現出的驚人自律讓許多人震驚。他們冒著小雨露宿在上海街頭，而且一連三天都是如此。後來的一張照片記錄下這些年輕的士兵們如何把步槍靠在弄堂的牆上，然後一排一排地蜷縮在地上入睡。三十三歲的建築師陳佔祥——著名的「梁陳方案」的提出者之一，在他位于衡山路的居所內目睹了這一幕，然後撕毀了離開的機票。白天的時候，行進的軍隊得到了一陣陣的歡呼聲，青年們高呼著 「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穿著旗袍的上海女孩把花掛到士兵們扛著的步槍上。在這些興奮的青年中，也包括茅于軾，一位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的身材瘦高的年輕人。他和上海的許多高校學生們一樣，走上街頭，發表演講，向市民們宣揚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那一代的許多青年一樣，他是這個新生政權的最熱烈支持者之一。他們年輕、懵懂、天真、純良，內心充滿著對光明與美好的嚮往。「那時的年輕人和現在的年輕人很不一樣，大家考慮的東西很少，人都很簡單」，茅于軾回憶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熾熱的情感逐漸消逝。但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且因人而異。對於茅于軾而言，他最初的冷靜和隨之而來的懷疑產生於1952年。新生的政權開始了對自己過去的敵人的清算，「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無論如何解釋，血、哭泣和死亡都不能被理解成光明與美好的事物。
此時他的身份是齊齊哈爾鐵路局的一名技術員。1950年畢業之後，在建設祖國的熱情鼓舞下，茅于軾選擇到中國東北工作。他在這裡生活了五年，曾經做過檢修機車的實習生、火車司機和工程師。也是在東北，茅于軾染上了難以治癒的風溼症。1955年，和夫人趙燕玲成婚後，茅于軾回到北京。兩年之後，他被打成「右派」。當他在八十歲回憶往事時，他說自己是「準確地被打成右派」，「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右派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這已經是一個以「右派」為榮的年代。不過在當時，這意味著工資下調兩個級別、強迫接受教育、放逐到郊區做養路工人，以及未來的更多的麻煩，其中包括可能被餓死。在他能夠回憶起的「錯誤言論」中，包括「豬肉買不到，豬肉就應該漲價」、「如果毛主席要見一個科學家，是毛主席去見科學家，還是科學家去見毛主席」。後來，他評價自己是一個「天生的自由主義者」，在那個年代，這種自由主義氣質足以讓一個人難以生存。
「過去的歲月多半是挫折和沮喪」，在七十歲時，茅于軾這樣寫道。從他被打成右派開始，就是無休止的苦痛和磨難，是抄家和流放。被下放到山東滕縣後，他曾親眼看到人被餓死，自己也被餓得浮腫，連鞋子也穿不上。「文革」開始，茅家被抄，他的夫人趙燕玲必須把家裡所有可以禦寒的東西都蓋在身上，才能讓自己和兩個孩子入睡。
1976年之後，短暫的迷惘迅速被變化的政局打破，知識分子和這個國家之間重新開始了一段蜜月旅行。而茅于軾也從工程學轉向了經濟學研究。1984年，茅于軾出版了《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作為「走向未來叢書」的一種，這本書暢銷一時。也是這一年，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的支持下，茅于軾從鐵道部研究院調任社科院美國所。當時，他對李慎之說，自己最大的興趣是「中國經濟改革」。
在接下來的中國經濟改革中，茅于軾成為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這首先是因為他對西方經濟學常識的普及，也因為他以民間立場對經濟改革的推動。八十歲的茅于軾說，自己從未想過要成為政府的智囊，他更願意選擇的身份，是一名獨立的民間知識分子。這同大多數樂於參與決策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同。直到今天，茅于軾仍然認為，中國進一步變革的推動力量主要來自於兩個群體，其中之一是來自於體制之內的改革力量，另外一部分則是知識分子，儘管後一群體總是難以擺脫權力的誘惑和公眾輿論的壓力——政治權力和公眾輿論，都會對知識分子的獨立產生威脅。
1993年，離開了社科院美國所的茅于軾發起創辦了民間學術機構——天則經濟研究所。也是在這一年，茅于軾開始參與慈善事業。他與亞洲開發銀行的湯敏一起在山西的一個小村莊開始了小額貸款試驗——十年前，也就是1983年，孟加拉國的一位大學教授穆罕默德·尤奴斯創建了專門向窮人提供小額貸款的格萊珉銀行。茅于軾開始了自己更為徹底的民間嘗試，儘管他的種種努力看上去似乎是意義大過於實質，但是對於那些受到影響的個體而言，卻可能是他們整個人生的轉折。
不過，在未來更會被人銘記的，或許是茅于軾擔當的道德角色。他是一個知識精英作用於社會的典範，也是當代中國的道德榜樣。在一個迅速變動的社會中，這位老人始終堅持著自己內心的道德準則，而這正是大多數人難以做到的。儘管他總是在宣揚「自私」對於社會的好處，但在實際生活中他是一位真正的無私者。比如曾經有人描寫說，他去超市買食物，總是挑那些最接近保質最後期限的，因為如果他不買，很可能這些無人問津的食品就會被浪費掉。而他在慈善事業上的作為——比如他在山西進行的小額貸款試驗，還有旨在為農民的孩子提供職業技能培訓的富平學校——也是這種道德楷模角色的最佳註腳。
他變得越來越溫和，他不再是那個在上海街頭演講的青年，也不再是那個險些被餓死的憂鬱的右派知識分子，而是作為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之中。他對這個國家的情感也正變得溫和而理性。只是這種對國家和時代的審慎情感仍然在不斷變化著。2005年，當我問到他對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的態度時，茅于軾說，儘管他一直保持樂觀，但在本質上，他一點也不喜歡這個時代。那個時期針對他個人的一些事件讓他越發尖銳，儘管他是個生性平和的人。他想要發起成立的一家慈善基金會碰到了幾乎是無法逾越的障礙。有關方面要求，這個民間性質的基金會必須募集到2000萬人民幣的資金才能夠被批准——2000萬和800萬，這是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對非政府所有的私募基金會和公募基金會的註冊資金底線。儘管這個基金會的發起人包括了吳敬鏈、柳傳志和任志強等社會名流，他們仍然無力改變政府劃定的邊界（最終成立基金會的想法宣告失敗，妥協的方案是將之變成一個投資基金）。他個人的言論和作品也一時難以發表。他嚴厲地評論我們現在是 「利益代替了理想」，「法律在道德之前，道德只是底線，可是我們現在首先是法律得不到保障」。說完這些之後，他又大聲宣稱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原因很簡單，也讓人有些沮喪——「因為從長遠來看，人類總是要進步的」。
三年過去之後，他沒有再直白地表達自己對國家和時代的個人情感。只是，他說自己已經看到了進步。如果說楊佳之死讓很多憤世疾俗的人看到了種種問題，卻讓茅于軾看到我們越來越關注人的生命，而這在漫長的視平民生命為草芥的中國歷史上，是難以想像的——這樣說時，他揚了揚放在面前的唐德剛著作《晚清七十年》；與此同時，政治鬥爭也不再以失敗者付出生命為代價。
但是青年呢？這個世界的青年已經和那些在1949年走上街頭的青年們不再相同。他們搖擺著，一會兒給人希望，一會兒又把希望他們能創造新世界的長輩們打入絕望之境；時而表現得機智、勇敢，時而又陷入狂熱和非理性。「年輕人總是太容易受到影響」，茅于軾說。在最近的關於18億畝土地紅線的爭論中，他被這些青年們怒斥為「漢奸」，而這種謾罵在此前已經多次出現過。這真讓人感到尷尬：一個國家的道德楷模，總是因為自己的勇敢言論而被這個國家的年輕人辱罵。
在2009年的1月14日，他要度過自己的八十歲生日。他曾經目睹了這個國家的分裂和統一，經歷過戰爭和死亡，也曾見證一個新政權的挫折與重生。舊世界的年輕人已然老去，曾經熾熱的情感也開始變得溫和。世界終於還是要變好，它依然應該值得我們用1949年那位二十歲青年的情感去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