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1日下午三時，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典籍英譯專業委員會名譽會長、大連外國語大學教授、著名翻譯家、英語詞彙學家、英語教育家和翻譯理論家汪榕培先生駕鶴西去！不勝悲痛，汪先生弟子特發此文，以寄哀思。沉痛悼念先生！祝先生一路走好！
1、汪榕培簡介
汪榕培（1942.6.28-2017.9.11），1942年出生於上海，初中至高中就讀於上海市西中學。1964年本科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1967年研究生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師從我國著名詞典專家葛傳槼先生；1968年分配到黑龍江3185部隊農場勞動鍛鍊；1969年分配到瀋陽八十五中學任教師；1975年開始在大連外國語學院工作，1986年至2001年擔任大連外國語學院院長。先後在大連外國語大學、蘇州大學、大連理工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和大連大學等校擔任教授兼博士生導師和碩士生導師。曾任中國典籍英譯研究會會長、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外語言文化比較學會副會長、遼寧省高校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遼寧省外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遼寧省委省政府諮詢委員和大連市委市政府諮詢委員等職務。
汪榕培是中國當代著名翻譯家、英語教育家、英語詞彙學家、翻譯理論家，在英語詞彙學、典籍英譯和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他提出「傳神達意」，構建了中國典籍翻譯理論體系；他開創中國典籍英譯研究和教學領域，培養弟子無數，影響國內外；他是中國文化典籍英譯大師，譯著等身；他博觀古今，傳揚文化，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背景下，以對道家經典、古典詩歌和古典戲劇的熱愛，孜孜不倦地進行中國典籍的英譯和中國文化的傳播，為中國典籍翻譯事業的輝煌和中華文化對外傳播做出了卓越貢獻，是中西文化的擺渡人。他一生勤懇耕耘，教書育人，弟子無數，桃李遍布南北，影響遍及海外。
2、典籍翻譯家—汪榕培
汪先生一生主要從事漢譯英，特別是中國典籍的英譯。其翻譯成就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道家著作，《老子》和《莊子》的內容深邃，文採斐然，最符合汪先生自已的思想理念；二是在中國古典詩歌方面，翻譯出版了《詩經》、《漢魏六朝詩三百首》、《陶淵明全集》、《樂府詩精華》和《吳歌精華》；三是中國古典戲劇方面，翻譯完成湯顯祖《臨川四夢》和《紫簫記》共5部戲劇，並出版《英譯湯顯祖戲劇全集》。
道家著作翻譯。汪先生最感興趣的是道家著作，《老子》和《莊子》的內容和文採與先生自己的思想理念最為契合。1991年，當先生在中國道教聖地白雲觀看到只有中文版沒有英文版的《道德經》時，就想到了要自己翻譯《道德經》，先生堅信這對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從翻譯《道德經》開始，先生走上了中國典籍英譯事業的道路，先後翻譯出版了《英譯老子》、《英譯易經》和《莊子》等。1991年先生提出了「譯可譯，非常譯」，並認為同一部重要的作品出現多種復譯是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中國的古典作品，「詩無達詁」，不同的譯者會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總在趨向一個較好的譯本，這樣就會逐步使道家經典翻譯達到更高境界，「傳神地達意」。
古典詩歌翻譯。在中國古典詩歌方面，汪先生先後翻譯出版了《詩經》、《漢魏六朝詩三百首》、《陶淵明全集》、《樂府詩精華》和《吳歌精華》。先生最喜歡的詩人是陶淵明，所以譯他的詩歌下的功夫最大。先生專門到陶淵明的故鄉去考察體驗了一個星期，寫了多篇研究陶淵明詩歌的文章，並且收集了陶詩的多種譯本，於2000年結集為《陶淵明詩歌英譯比較研究》，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先生認為翻譯一個作家的作品，做一點田野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先生特別提出：要翻譯一個作家的作品，除了對他的作品要理解透徹以外，還應該知曉他的生平、生活環境和一切跟他有關的材料，甚至有一定的親身感受，才能翻譯出比較傳神的作品。後來在譯湯顯祖劇作時，先生不僅去訪問了湯顯祖的故鄉臨川，也去了他做官的地力遂昌，甚至去了《牡丹亭》故事的發生地南安和《邯鄲記》的故事發生地邯鄲，翻譯的時候就對作品就有了更親切的感覺。
古典戲劇翻譯。汪先生在中國古典戲曲翻譯上花費精力巨大。最早是從1996年翻譯湯顯祖的《牡丹亭》開始。汪先生認為翻譯湯顯祖的五個劇本是很費勁的事情，雖樂在其中，卻也感到整個過程富有挑戰性，因為湯顯祖的劇本基本上都是文人的案頭之作，引經據典的地方太多。為了譯好它們，先生請教了文學院的專家，也請教了湯顯祖研究的專家。中國古典戲曲文學講的是「感覺」，無法一個詞一個詞地推敲。先生投入全部精力要把「中國的莎士比亞」完整地介紹給世界。從1996年翻譯湯顯祖的第一個劇本開始，到全集預定出版的日期，前後正好歷時二十年，這是先生翻譯時間最長也最有意義的作品。儘管辛苦，而且「高投入、低產出」，但能夠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貢獻一點力量，還是「其樂無窮」的。除了翻譯湯顯祖的劇本以外，汪先生還翻譯出版了《評彈精華》、《崑曲精華》和《蘇劇精華》，還為上海崑劇院、浙江崑劇院、湖南湘崑劇團、臺灣崑曲社、中國崑曲博物館等翻譯了《公孫子都》、《紅泥關》、《臨川夢影》、《佔花魁》、《長生殿》、《一捧雪》、《雷峰塔》、《爛柯山》、《牆頭馬上》、《西園記》、《西湘記》、《荊釵記》、《甲申記》、《琵琶記》、《獅吼記》、《班昭》、《憐香伴》、《尋親記》、《十五貫》等20多個演出本和50多場折子戲，作為演出時打字幕用，起到了一定的社會作用。
汪先生是中國典籍翻譯領域大家公認的專家和大家，終生不輟，成果自然累累，質量也不讓先賢古聖，先生奔波於祖國的大江南北，「為中國典籍英譯吶喊」。先生的名字永遠與中國典籍英譯密不可分。在當代中國翻譯界，「汪榕培」儼然已成為一個具有學術意義的專有名詞。提到中國典籍英譯，言必稱汪榕培；提到汪榕培，則言必稱中國典籍英譯。是先生將「典籍英譯」聚焦於時代的鎂光燈之下，是先生將「典籍英譯」符號化、專有名詞化。先生主編出版第一輯「中國典籍英譯研究」，主編我國第一部「中國典籍英譯」研究生教材，是第一任中國典籍翻譯研究學會會長，組織召開「第一屆全國典籍翻譯研討會」和「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研討會」，培養了第一批我國典籍翻譯方向博士生。先生用20多年完成的《湯顯祖戲劇全集》翻譯，是國內首部湯顯祖全部劇作的英譯本，填補了中國和世界古典文學英譯的空白，2016年「上海圖書獎」一等獎，2017年8月23日，由英國Bloomsbury出版集團籤署版權合同，真正實現了「走出去」，為中國的莎士比亞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為翻譯家，汪先生至始至終都在為我國的典籍翻譯事業探索四個重要問題，一是為什麼要進行中國典籍英譯，二是中國典籍英譯究竟翻譯什麼，三是中國典籍英譯由誰來做，四是中國典籍英譯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先生認為：浩瀚的中國典籍是中國古老文明的結晶，是世界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讓世界各國人民都能夠共同分享的一筆財富，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化；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社會到生活、從文學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各個門類都有大量值得翻譯的內容，少數民族典籍英譯是中國典籍英譯一重要方面；翻譯的成敗不能一概而論地以國籍來判斷，以譯文更貼近原文的意境來說，中國人翻譯中國的典籍也許更加理想，以譯本更符合西方讀者的欣賞習慣來說，英語國家的人翻譯中國的典籍也許更加靈活；在中國典籍英譯的時候，既要照顧中國人思維的特徵、又要照顧西方人的語言表達習慣，在中間取得平衡，翻譯標準是「傳神達意」，更準確地說就是「傳神地達意」。
3、英語詞彙學家—汪榕培
汪榕培先生在英語詞彙學教學和研究方面也是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家。先生一直以英語詞彙為主要研究對象, 先生「覺得英語詞彙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研究英語詞彙的樂趣是無窮無盡的」。正是出於內心的興趣, 先生始終關心著這個領域的發展, 兢兢業業, 成為中國英語詞彙研究之集大成者。汪先生在1983 年出版了我國第一本英語詞彙學著作《實用英語詞彙學》。之後，出版詞彙學教材、配套書籍及研究專著20 餘部，發表詞彙學研究論文30餘篇，其中多篇在《外語教學與研究》《外語與外語教學》以及《外語學刊》等高水平刊物刊載。
汪先生對詞彙學的研究一直有著深厚的情感和獨到的見識，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進行著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先生在1983 年出版的《實用英語詞彙學》是我國在這一學術領域中的第一部專著, 1987 年出版的《實用英語詞彙學練習集》、1997 年出版的《英語詞彙學教程》、1998 年出版的《英語詞彙學教程教學參考用書》、1999 年出版的《英語詞彙探勝》、2000 年出版的《英語詞彙學研究》、2002 年出版的《英語詞彙學高級教程》、2005 年出版的《英語詞彙學教程讀本》等書，把這一領域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先生深信詞彙的研究是語言研究的基點, 也必將成為語言研究的重點。早在2001 年, 汪先生就曾做出這樣的預言，「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21 世紀的英語研究必將以廣義的英語詞彙學作為新的增長點。」這一遠見卓識已經得到印證，不但生成語法的創始人Chomsky 開始關注起具體的詞彙研究，功能語言學大師Halliday 也開始對詞彙在語言學中的地位進行反思。
汪先生所主編的詞彙學教材和學術著作具有突出鮮明特點，一是系統性強, 條理清晰；二是生動有趣味, 可讀性強；三是時代氣息濃厚；四是內容跨學科，研究多視角、全方位；五是資料豐富翔實，論述嚴謹有說服力；六是融理論和實踐於一體, 融學術性和實用性於一體。他曾經說過:「對某些人來說, 研究詞似乎毫無趣味。但是, 如果研究得恰到好處的話, 它會跟揭示外層空間的奧秘一樣令人激動、充滿新意。」他在書中的舉例和敘述都趣味盎然, 引人入勝。隨著國外各語言學流派對詞彙研究的關注，國內也出版了多本詞彙學著作，但總的說來，這些書還多停留在詞彙學的傳統研究內容上，缺乏深入的理論探究，沒能和語言學的最新理論發展以及其他前沿學科的新動向相結合，尤其是對詞彙的語用研究和語篇分析很少有人涉及。汪榕培先生所主編和研究的英語詞彙學教材恰恰彌補了國內英語詞彙學研究的這一缺陷，超越了傳統研究的範圍，將詞彙學研究推到一個更高更廣的平臺上，結構清晰，內容從傳統研究專題開始，逐步走向多學科多維度研究，利於學生對詞彙學研究有一個全面的把握，從不同側面介紹了不同理論流派的觀點，給讀者留下很多思考空間和對比研究的餘地。先生的詞彙學書穿插介紹國外專著，不但能幫助學生了解國外類似專著的研究內容，也能讓學生在對比中認識到當前詞彙學研究的發展動向，提高學術敏感度和跨學科研究的意識。汪榕培先生對詞彙學的研究已經不再局限於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分析和生成語法的界定，認知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語用學、認知語用學等前沿學科的經典理論都被巧妙地融入到了各個章節中，從而使教師和學生不但能從中學到豐富的理論知識，更能獲得進行創新研究的啟發和靈感。隨著汪先生的一部又一部詞彙學著作的出版，讀者們發現語言學和詞彙學的最新成果兼收並蓄呈現在字裡行間，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突破。
在論及詞彙學研究對典籍英譯的幫助時，汪先生說：我原本是研究詞彙學的，典籍英譯仍離不開語言的基本材料——詞彙。從產出的角度來講，同義詞之間的選擇是建立在詞彙量的基礎之上的。尤其是詩歌翻譯中涉及的押韻問題必須以詞彙的選擇比較為基礎。多年的英國文學教學使得我有勇氣去翻譯詩歌，也使得我對文學的情感有所把握，自己都感動不了，還能感動得了誰? 談論詩歌翻譯不能以對原文的字從句順為導向，既要表達出基本意思，又要傳遞情感，而且要有詩歌的形式。詩歌中詞的翻譯要服從全局的把握。
汪榕培先生是我國英語詞彙學教學和研究中的開拓者和領軍者，先生的英語詞彙學與英語詞彙教學相互關聯的研究思想與研究踐行在我國具有廣泛影響。在研究思想方面，汪先生認為，狹義英語詞彙學提供了詞彙系統的規律性知識，理應成為英語詞彙教學實踐的重要內容；廣義英語詞彙學涉及詞彙及其相關的諸多學科，研究範圍十分寬泛，英語詞彙教學研究因而成為廣義英語詞彙學的有機構成。在此思想指導下，先生編撰出版的面向英語專業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英語詞彙學教材，多達20餘部，其中８部將詞彙教學納入詞彙學框架之中。汪先生提出「狹義詞彙學」術語，認為「狹義的詞彙學正是給人們提供了詞彙系統的規律性知識；這些知識對於英語學習的幫助絕對不次於語法知識，是英語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英語詞彙學作為一門實用學科的作用必將得以發揮，成為英語教學的重要內容」。
4、英語教育家—汪榕培
汪榕培先生是英語教育家，從事教學長達50餘年。先後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過英語實踐、英國文學、美國文學、英美詩歌、英美戲劇、英語詞彙學和翻譯等十餘門課程，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積累和總結了豐富的教學以驗，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學思想，深受學生的歡迎，並得到同行的高度評價。先生喜歡教師這個職業，教書育人，自覺收益良多，堅信「教學相長」，深受學生愛戴。他弟子無數，桃李遍天下，影響遍及海外。先生曾在在大連外國語學院、杭州師範大學、瀋陽工業學院、錦州工學院和大連大學等多所院校開課教學。作為一名教員，先生不斷自我學習，增添內容，修改課件，以充沛的感情上課，在課堂上常常是自我陶醉，使學生受到感染，對其課程鍾愛有加。為了一門課程，先生為幾乎所有講課涉及的作品和背景知識都準備了圖片、音頻、視頻材料作參考，每個單元的講課材料都夠用十個小時以上。他曾自信地說，「我為講課準備的英國文學材料能登榜『全國最豐富』之列。」
汪先生是我國詞彙學教學公認的大家。先生喜歡詞彙學教學與研究，與其研究生導師葛傳槼先生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葛傳槼先生對其學術研究方向和學術研究態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先生1983年出版了我國第一本英語詞彙學教材，之後在長達30多年期間，由先生主編的詞彙學教材一直在我國高校詞彙教學中佔據主導地位，無論是本課層次教學，還是研究生層次教學，都發揮著引領和提升作用。先生的教材被教師和學生譽為「良師益友」，而先生則被稱為詞彙學教學和研究的「開拓者和領軍者」。汪先生之所以堅守英語詞彙學教學和研究領域，是因為先生認為：從英語教學的角度來看，學生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學會語音和語法，但是無法在較短的時間內完全掌握英語的詞彙。詞彙是外語學習的難點，許多語言學流派的研究側重點事實上也是放在詞彙方面，只不過不用「詞彙學」這個名稱而已。英語詞彙學知識對於學生累積詞彙是很有幫助的，是語言學理論與語言教學結合的一個重要交叉點。英語專業學生不可能在本科期間學習那麼多派別的語言學理論，而詞彙學是一個比較集中的接觸點。先生的詞彙學課生動有趣，內容豐富詳實，常常興趣盎然地舉出具有說服力的例句，引人入勝，讓學生受益匪淺。
2002年汪榕培先生開始從事翻譯教學。為了教好翻譯課，他常常瀏覽幾百冊不同的翻譯理論書籍，為每次課做充分準備。在教學中先生篤信「教學相長」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在開設「西方翻譯理論流派」課程的時候，他堅持每年都用一本不同的新教材，自己則多精讀幾本，在下一學年用新書時就可以補入其他書中的材料。在開設「中國典籍英譯」課程的時候，由於沒有現成的教材，全部都是自己收集理材料。經過2002年到2008年幾輪教學以後，他於2009年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該課程的教材《中國典籍英譯》。
「中國典籍英譯」課程的特點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既要講授典籍英譯的理論、歷史、流派和作品鑑賞，又要讓學生自己翻譯。先生在蘇州大學連續讓六屆學生參與翻譯了《吳歌精華》等六本涉及蘇州文化的書籍，其中四本己經出版。他帶的博士生和碩士生則參加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話說節日系列》(4本)、《諸子智慧故事系列》（8本）、《中國民俗趣談系列》（3本）和廣東教育出版社的《中國經典文化故事系列》(5本)等書籍的漢譯英翻譯。他認真負責審校，學生們則獲得了參加漢譯英實踐的絕好機會。他所帶的學生都能夠已經獨立完成有一定難度的翻譯工作，還有一些學生譯的《徐霞客遊記》、《茶經》和《天工開物》己經列入《大中華文庫》系列出版。從2002年起，汪先生先後擔任蘇州大學、大連理工大學和東北財經大學等校博士生導師，為我國培養了第一批典籍英譯方向的博士生。在長達15年裡，先生培養 28名博士，其中23位是典籍英譯方面的博士。他還培養了不計其數的碩士和數不勝數的學士，可謂桃李滿天下，春風遍九州。這些博士分布於全國各地，在我國外語教學和科研崗位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並成為其領域的知名學者和專家。
5、翻譯理論家—汪榕培
汪先生不僅是一名著名的翻譯家，也是優秀的翻譯理論家，他提出「傳神達意」翻譯標準，構建了典籍翻譯理論，並將其孕育於其豐富的翻譯實踐活動，這是區別於當代其他同類譯論的顯著特徵。它的理論淵源是中國傳統畫論和譯論中的「傳神」說，立論基礎是忠實原則。「達意」是忠實於原作的思想內容，而「傳神」則是要求忠實於原作的風格。「形神不離」是「傳神達意」翻譯標準之理論精髓，強調詩歌翻譯「形」與「神」矛盾的兼容性與統一性，追求典籍翻譯的最高境界——「神似」。
汪先生在1994年對《詩經》進行全文英譯後明確提出了「傳神達意」的翻譯思想。其後，在《牡丹亭》和《墨子》的譯序中，他更是明確指出「為自己的譯文制定了『傳神達意』的目標」。先生身體力行、一以貫之地堅持這一翻譯思想，成功地譯介了許多中國典籍作品。隨著「傳神達意」在實踐中的不斷運用，其內涵也在不斷深化，這不僅體現在對其內涵的闡釋上，還體現在對這四個字的英文理解上。在《牡丹亭》譯序中，「傳神達意」被譯為「vivid in description and faithful inmeaning」，現在的譯文是「conveying the meaning in its full flavor」。
何為「達意」？先生在「『傳神達意』譯《詩經》」一文中說：「『達意』就是表達思想的意思，字詞句章各個層次都存在達意的問題。字詞是詩歌語言的最小基本單位……研討中的某個詞是今義還是古義，它的古義究竟是什麼，多義詞在某處的意義是什麼，這些都是準確達意的障礙……與此同時，修辭格的合理使用，對於達意也有著重要的作用」。何為「傳神」？先生這樣闡述到：「『傳神』的譯作應該給你生動逼真的印象……就譯詩而言，要給人原詩的生動逼真的印象，需要儘可能保持原詩的風貌……當然，傳情的更重要的方面在於『神似』，也就是在精神實質上的相似。從這個意義上說，『神似』必須達意才行，但又不同於字對字、句對句的對應，而是在精神實質的對應或相似，從而給人以生動逼真的印象。譯詩者的理解是他用外語表達的基礎，只有他自己把握住原詩的精神實質才有可能把它『生動逼真』地再現出來……古典詩歌由於時間的推移、語言的發展而給今人帶來理解上的難題，更是不足為怪。有時候，譯詩如果能夠同樣模糊，反而成為神來之筆。所以，譯詩要做到『傳情』確非易事。形似不易，神似不易，神形俱似更不易」。而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傳神達意」不是並列結構，而是編正關係，即為「傳神地達意」，其中「達意」是翻譯的根本，「傳神」是「達意」基礎上的錦上添花，不「達意」則無「神」可傳；「傳神」一旦離開了「達意」，就會變成有跡無形的筆墨遊戲，從而喪失譯文的真實性，「傳神」的目的正是為了「達意」。「傳神達意」的整體性並不是簡單的「傳神+達意」，這兩者的結合不是單純的數量相加。打個比方說，「傳神地達意」相當於中藥當中配方的相加，一個枸杞、一個紅棗再加一隻烏骨雞不是單純的三樣東西，而是會產生質的變化。亞里斯多德曾提出著名的「整體大於各部分之和」的哲學命題；人們常說的「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說的也是這種情況。因此，對中國典籍作品進行翻譯時，如果能做到「傳神達意」，譯文的質量就不會差到哪去。
汪榕培先生的譯文之所以能夠得到學術界的肯定，這與他長期的翻譯實踐密不可分。汪先生善於在翻譯實踐的基礎上總結經驗、規律，繼承並發展了中國傳統畫論、古典文論、傳統美學中的精華，最後提出「傳神達意」這樣的翻譯思想，並借用語言學中「原則—參數」的模式說明在翻譯中國典籍作品時應以「傳神」和「達意」為兩項基本原則，在遵循這兩項原則的同時，準確把握並進一步發揮其內部的參數。其中，「原則」體現的是譯文的共性，而「參數」體現的是譯文的個性，這才是譯文的魅力之所在。這就好比蘋果樹的基因決定了它只能長出蘋果，但果實的顏色、形態、大小卻不盡相同。
顯然，借鑑「原則—參數」對「傳神達意」進行理論定位是因為「傳神達意」是源於中國慣有的詩性思維，是對中國典籍英譯的整體把握，把中國帶有詩性思維的一些做法應用到西方的研究方法中去，使這種詩性思維順著西方已有的模式進一步深入，在詩性的基礎上帶有理性化。把「傳神」和「達意」作為翻譯的兩項基本原則，然後再分析翻譯過程中到底哪些因素可作為「傳神」的參數，哪些因素可以作為「達意」的參數，把「傳神達意」落到實處，這樣就有可能產生一些有特色的東西。對這兩項基本原則的理性思考會隨著知識的積累、研究的深入而逐漸清晰明朗起來，只要認識到這一點，朝這個方向努力，就有成功的可能。因此，借鑑西方的理性思維對具有詩性思維的「傳神達意」進行深入研究有助於建構一個「感性、知性、詩性、理性」並存的翻譯理論。
汪先生躬親於典籍翻譯的實踐，在實踐中研究、總結和提煉出「傳神達意」翻譯標準，並依此為宗旨指導自己的翻譯實踐。汪先生「傳神達意」翻譯觀師承了中國傳統譯論中「傳神」和「達意」的表述形式和理論精華。「達意」是忠實於原作的思想內容，而「傳神」則是忠實於原作的風格。無論是「傳神」還是「達意」，其滲透出的忠實原則與中國傳統譯論中「信」的翻譯標準是一脈相承的。這也是「傳神達意」翻譯標準的立論之本。「傳神達意」翻譯標準對忠實的理論內涵作了新的闡釋，賦予了林語堂「達意」和「傳神」思想新的理論內涵。在典籍翻譯，包括詩歌翻譯在內的「形似」與「神似」問題上，汪先生跳出爭議，另闢蹊徑，以「譯可譯，非常譯」的翻譯思想追求典籍翻譯形神兼備的最高境界——「神似」。「傳神達意」翻譯標準以精煉的語言形式、豐富的理論內涵高屋建瓴地總結了典籍翻譯，特別是詩歌翻譯中的核心理論問題，成為當代特色鮮明、獨樹一幟的翻譯理論。
6、結語
汪先生是中國文化典籍翻譯帶頭人，是著名的翻譯家、英語詞彙學家、英語教育家和翻譯理論家。畢生致力於中國典籍英譯實踐和人才培養，為中國的典籍英譯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先生倡導學者對民族典籍進行英譯和研究，在傳播中華文明方面功勞卓著。汪先生他是正人君子，為人謙和，提攜後輩，深受愛戴。作為翻譯家，先生對待翻譯事業精益求精，一絲不苟，著作等身；作為詞彙學家，先生對英語詞彙學教育情有獨鍾，知識淵博，知識更新不斷，引領詞彙學教學與研究；作為英語教育家，先生學問高深，為人師表，培養了一大批棟梁之才；作為翻譯理論家，先生提出「傳神達意」翻譯理論，為我國典籍英譯提出翻譯標準，提高典籍翻譯質量和水平，追求翻譯「神似」最高境界。先生在典籍英譯中所做的巨大成就其中最大的受益者無疑是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是中國文化典籍英譯事業，是中國高校翻譯教學與研究，是那些有志於投入典籍英譯事業的碩士生、博士生，還有汪先生精心培養出的無數子弟。
先生生前給自己設計了一張名片，隨身攜帶。名片的正面寫著「蘇州大學、大連理工大學博士生導師」，名片的背面是中英對照的兩行文字：「休戀逝水，情系幽蘭」和「Dwell not on flowing time and tide butcherish orchids by my side」，文字之上是一簇綻放的蘭花。汪先生對這個座右銘的解釋是：「休戀逝水」是要揚帆起航開闢新事業；「情系幽蘭」是要熱愛生活，安然若素到老。寥寥八字真實地寫照了「先生一生高義，淡泊名利，愛蘭如君子，筆耕不輟，譯詩不知疲倦，幽蘭芬芳，譯蘊悠長」的高尚人格魅力和心系典籍英譯事業的不懈追求。
先生是一面旗幟，率領我們在典籍英譯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先生是一面旗幟，將激勵我們在典籍英譯的道路上更加不斷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