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萬曆《重慶府志》卷七四《藝文·重慶府城垣記》,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殘卷),第7AB頁。
【2】關於兩漢間重慶城址變動的詳細考證,參見藍勇、彭學斌:《古代重慶主城城址位置、範圍、城門變遷考——兼論考古學材料在歷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運用方式》(後省為《古代重慶主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6年第2期。
【3】萬曆《重慶府志》卷七四《藝文·重慶府城垣記》,第7B頁。
【4】(晉)常璩撰、劉琳校註:《華陽國志校注》卷一《巴志》,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第61頁。劉琳原斷作「別郡縣,倉皆有城」,藍勇等認為應斷作「別郡、縣、倉,皆有城」,此從後者。參見藍勇、彭學斌:《古代重慶主城》。
【5】成一農《古代城市形態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提出的城市形態要素分析法雖然不針對個案城市,但對本文的研究思路也有重要啟發。
【6】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慶府·城池》,影印明正德刻嘉靖增補本抄本,馬繼剛主編:《四川大學圖書館藏珍稀四川地方志叢刊續編》第2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63頁。該史料最早由藍勇、彭學斌《古代重慶主城》揭示。
【7】藍勇、彭學斌《古代重慶主城》對各版地方志中關於明清重慶城門的記載作了細緻梳理,需要注意的是,作者認為通遠門的位置在明中葉後可能有變動,及宋末至明中葉重慶城池的西線範圍並未抵達後來的通遠門、打槍壩一線,對此後文會有詳細討論。
【8】彭伯通:《古城重慶》,重慶:重慶出版社,1981年,第20頁。
【9】(宋)邵桂予:《雪舟脞語》,(明)陶宗儀纂:《說郛》卷五七,影印1927年涵芬樓版,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6年,第8冊,第24B-25A頁。
【10】(元)吳萊:《三朝野史》,(明)陸楫編;劉新生校譯:《古今說海·說略部(載雜記家)》,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第64頁。
【11】彭伯通:《古城重慶》,第20-21頁。
【12】董其祥:《重慶古城考》,氏著《巴史新考續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作者誤認為這四門的記載皆出自《宋史·張珏傳》,其實洪崖門和千斯門(及太平門)分別出自《元史·汪惟正傳》和《元史·石抹按只傳》。
【13】唐冶澤、馮慶豪編著:《老重慶影像志·老城門》,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年,第34-36、46-47頁。該書後記言執筆者為唐冶澤,為便於敘述,本文在引述該書觀點時以唐冶澤為責任者。
【14】藍勇、彭學斌:《古代重慶主城》。
【15】萬曆《重慶府志》卷七四《藝文·重慶府城垣記》,第7B頁。從該記的敘述語境來看,由四門增至十七門表達的是城門總數的變化,並非僅指開門數量的變化,但南宋可考的城門顯然不止四座,這裡的四門說很可能是未經考辯地摘自野史筆記。另萬曆《重慶府志》卷五九《事紀六》(第8A頁)僅記「四川制置知重慶府彭大雅築重慶城,大雅自記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為蜀根本」,略去「立四大石於四門之上」不談,可能是編者已經意識到了其中的問題。
【16】孫華:《宋元四川山城的類型——兼談川渝山城堡寨調研應注意的問題》,《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陳元棪:《天設地造重慶城——從軍事防禦規劃和實踐的角度》,《遺產與保護研究》2017年第5期。
【17】《重慶通史》古代卷的作者、前重慶市規劃局修志辦主任胡道修先生近年在多次講座和採訪中提出,南宋時重慶城已有九開門,即朝天門、復興門(後為西水門)、千廝門、洪崖門(後為臨江門)、鎮西門(後為通遠門)、南紀門、出奇門、太平門、薰風門(後為東水門),其中出奇門和復興門與釣魚城同名城門存在關聯,可能出自當時抗蒙山城中流行的一套城門命名系統。
【18】《紹慶志·倉廩》,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211頁。
【19】《永樂大典》中另一條《紹慶志》引文有「黃椑,本府土產」句。同上,第3210頁。
【20】光緒《彭水縣誌》卷一《輿地誌·沿革》,清光緒元年刻本,第10AB頁。
【21】引文為:「廣積倉,元中統置永盈倉,屬上都留守司,大德間,改為廣積倉……」。《紹慶志·倉廩》,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第5冊,第3211頁。
【22】祖實錄》卷六六,洪武四年六月癸卯,黃彰健校勘:《明實錄附校勘記》,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6年,第1243頁。
【23】藍勇:《元代四川驛站匯考》,《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4期。
【24】在之前熱播的重慶人文紀錄片《城門幾丈高》中,朝天門因明初朝向南京而得名的說法仍被編導引用,可見此說流傳之甚。
【25】《明太祖實錄》卷八六,洪武六年十一月癸卯,第1524頁。
【26】雍正《四川通志》卷二〇《土司》,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AB頁。
【27】黨寶海:《元代城牆的拆毀與重建——馬可波羅來華的一個新證據》,邱樹森、李治安主編:《元史論叢》第8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成一農:《元代地方城市城牆修築的歷史地理研究》,孫遜、楊劍龍主編:《都市空間與文化想像》,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28】關於元代築城活動的時空分布情況,參見成一農:《元代地方城市城牆修築的歷史地理研究》。
【29】張亮:《宋蒙戰爭時期蒙軍城寨修築的軍事策略分析——以四川戰場為中心的歷史考察》,《長江文明》2016年第2期。
【30】《元史》卷一〇《世祖紀七》,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88頁。
【31】同上,第204頁。
【32】嘉靖《四川總志》卷八《郡縣誌·敘州府》,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第1B頁。
【33】重慶市博物館:《明玉珍墓(叡陵)發掘報告》第四部分「玄宮之碑碑文及詮釋(徐文彬撰)」,重慶市博物館編:《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重慶地方史資料組,1982年,第11頁。
【34】(元)範槨:《贈方永叔往教重慶路》,(清)顧嗣立編:《元詩選·初集》,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中冊,第986頁。
【35】(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八《歌行·渝州老人歌》,王頲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冊,第194頁。
【36】乾隆《直隸瀘州志》卷一《城池》,乾隆二十四年刻本,第40A頁。
【37】雍正《四川通志》卷四《城池》,第10B頁。另據成一農《元代地方城市城牆修築的歷史地理研究》統計,元代(及明夏)四川有保寧府、巫山縣兩例築城,但筆者未查閱到巫山縣築城的記載。
【38】佚名:《蜀記》,於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第8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105頁。
【39】萬曆《重慶府志》卷七四《藝文·重慶府城垣記》,第8B頁。
【40】(清)顧山貞《客滇述》:「休兵三日,墮重慶城」,《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四川大學圖書館編:《中國野史集成(先秦—清末)》第30冊,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73頁。(清)費密《荒書》:「休息重慶三日,隳重慶城女牆」,(明)吳世濟等:《太和縣御冦始末(外一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4頁。
【41】唐冶澤、馮慶豪編著:《老重慶影像志·老城門》,第46-47頁。
【42】《元史》卷一五五《汪惟正傳》,第3656頁。
【43】吳景山:《元代汪世顯家族碑誌資料輯錄》,《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44】(民國)柯劭忞:《新元史》卷一四二《汪惟正傳》,餘大鈞標點,長春:吉林出版社,1995年,第4冊,第2450頁。
【45】《元史》卷一五四《石抹按只傳》,第3642頁。
【46】《宋史》卷四五一《張珏傳》,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283頁。
【47】乾隆《合州志》卷四《建置志·城池》,清乾隆十三年刻本,第1B-2A頁。
【48】光緒《永川縣誌》卷三《建置志·城門》,清光緒二十年刻本,第5B-6A頁。
【49】林正才:《守城錄註譯》卷二《陳規·守城機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64頁。
【50】洪崖門戰鬥是發生在德佑元年(至元十二年)兩川行院第一次圍攻重慶時,因兩川行院的派系矛盾和張珏的救援而潰圍,元軍最後攻取重慶是在景炎三年(至元十五年)。參見陳世松:《蒙古定蜀史稿》,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103-110頁。
【51】唐冶澤、馮慶豪編著:《老重慶影像志·老城門》,第34-36頁。
【52】萬曆《重慶府志》卷五九《紀事七》,第22AB頁。
【53】(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六九《四川四·重慶府》,賀君次、施和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6冊,第3275頁。
【54】雍正《四川通志》卷四《關隘·重慶府》,第3A頁.
【55】黃愛平:《<明史>稿本考略》,《文獻》1983年第4期。
【56】(清)萬斯同:《明史》卷八一《地理志三·四川》,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冊,第401頁。
【57】(清)王鴻緒:《橫雲山人集明史稿》卷三九《地理志三·四川》,清敬慎堂刊本,第27A頁。
【58】《明史》卷四三《地理志四·四川》,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031頁。
【59】(清)吳省欽:《白樺前稿》卷五三《古今體詩學舍後集四·重過佛圖關(元世祖紀作浮屠關)》,孫大鵬等點校:《吳省欽集》下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81頁。
【60】(民國)張大鉌:《巴蜀旅程談》,姚祝萱編:《新遊記彙刊續編》第5冊,上海:中華書局,1923年,第12頁。
【61】(清)吳省欽:《白樺前稿》卷一九《書後·書宋史忠義張珏傳後》,孫大鵬等點校:《吳省欽集》上冊,第310-311頁。
【62】《舊唐書》卷一六五《柳公權傳》,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312頁。
【63】(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六《半格詩(律詩附)·首夏南池獨酌》,僱學頡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冊,第820頁。
【64】(宋)範成大:《石湖居士詩集》卷一《榮木(並序)》,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範石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7頁。
【65】《史記》卷二四《樂書第二》,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197-1198頁。
【66】《舊五代史》卷七七《晉書三·高祖紀三》,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020頁。
【67】(宋)孟元老撰;鄧之誠註:《東京夢華錄注》卷一《東都外城》,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頁。
【68】嘉靖《汀州府志》卷三《地理·城池》,明嘉靖六年刻本,第6A頁。
【69】乾隆《蓬溪縣誌》卷一《土地部·疆域志(城池附)》,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第33A頁。
【70】嘉慶《漢州志》卷八《城池志》,清代嘉慶二十三年刻本,第15B頁。
【71】光緒《彭水縣誌》卷一《規建志·城池》,清光緒元年刻本,第23B頁。
【72】乾隆《衡水縣誌》卷三《建置志·城池》,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第2B頁。
【73】康熙《徐溝縣誌》卷一《城池第六》,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第10B頁。
【74】乾隆《臨安縣誌》卷二《橋梁(水利附)》,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第6A頁。
【75】同治《韶州府志》卷二五《古蹟略·亭臺》,清光緒二年刻本,第44A頁。
【76】(宋)趙與時:《賓退錄》卷一,齊治平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頁。
【77】道光《重慶府志》卷一《輿地誌·公署》,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27A頁。
【78】乾隆《巴縣誌》卷一《疆域志·山》,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本,第17A頁。
【79】乾隆《巴縣誌》卷二《建置志·廨署》,第3A、4A頁。
【80】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卷一三《有始覽第一·有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第658頁。
【81】袁東山:《明夏皇宮及重慶近世府署空間格局的演變——基於老鼓樓遺址發掘的研究》,《長江文明》2017年第4期。在考古發掘的支撐下,宋末重慶府署的建築坐標和中軸線已得到精準確認,不過從周邊其他功能建築的分布和微觀地形來看,作者對府署整體面積的復原存在過大的嫌疑(是否存在子城也是個問題),由於這點對本文的論述沒有實質影響,今後有機會再進一步討論。
【82】宋代行政地位較高的州郡,往往在譙門與儀門之間立有府門,南宋重慶府署可能也有府門。
【83】《江陽譜·城池》,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第5冊,第3144頁。
【84】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慶府·公署》,第770頁。
【85】康熙《四川總志》卷七《公署》,清康熙十二年刻本,第9A頁。
【86】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八《公署》,第6A頁。
【87】(清)陳夢雷纂輯:《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第六〇九卷《重慶府部匯考三·重慶府公署考》,縮印雍正銅活字本,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第109冊,第48頁。
【88】乾隆《巴縣誌》卷二《建置志·廨署》,第3AB頁。
【89】道光《重慶府志》卷一《輿地誌·公署》,第27A頁。
【90】另據《明太祖實錄》卷一三八(洪武十四年九月壬戍,第2180頁)引四川布政使司言:「重慶府舊治為明氏所居,歸附以來,但以巴縣置府,今已十年。舊治摧毀,惟餘廳事,乞仍舊為府治便。」
【91】關於彭大雅入蜀的時間,張政烺認為在嘉熙二年之後,徐南洲認為在嘉熙元年,此從後者。張政烺:《宋四川安撫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事輯》,原載《國學季刊》第6卷第4號(北京大學,1946年),現據氏著《張政烺文史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徐南洲:《彭大雅傳略》,釣魚城博物館籌備處編:《釣魚城與南宋後期歷史——中國釣魚城暨南宋後期歷史國際學術討論會》,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
【92】彭大雅自記城渝時間為「大宋嘉熙庚子」。(宋)羅志仁:《姑蘇筆記》,(明)陶宗儀纂:《說郛》卷五七,第8冊,第22A頁。萬曆《重慶府志》卷五九《紀事六》,第8A頁。
【93】《紹慶志·倉廩》,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第5冊,第3211頁。
【94】《重慶志·倉廩》,同上,第3129頁。點校本寫作「廣濟倉」,筆者查閱《永樂大典》所引原文為「廣積倉」,應為點校之誤。
【95】目前對重慶老鼓樓衙署遺址的研究多從考古學、建築學、遺產學的角度,在城市地理方面,南宋嘉熙至清乾隆間府署建築的布局與其他城市要素的空間關係,及其對近世重慶城市形態的整體影響,還有待進一步挖掘,這也是提煉遺產價值時需要完善的工作。
【96】乾隆《巴縣誌》卷二《建置志·廨署》(第3B頁)記載通判署和經歷署在隨重慶府署遷址前也是南向布局(之後改為東向),說明在南宋嘉熙至清乾隆間,除了重慶府署,還有一定數量的次級衙署也是背東北朝西南的布局。
【97】參見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96-97頁。
【98】(春秋)管仲撰;吳文濤、張善良編著:《管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47頁。
【99】在重慶府暑沒有遷址前,白象街北口與老鼓樓以南並不能沿今解放東路直達,需從白象街繞行。
【100】蔡亞林等:《重鎮天開巴子城、城郭生成造化鐫——重慶古城牆》,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官方微信公眾號:《重慶考古》,2019年6月14日。
【101】通常認為古代重慶城的地形條件和城市形態比較特殊,不存在一些輪廓勻稱、地勢平坦的城市所具有的中軸線。但在南宋嘉熙至清乾隆間,重慶府署的朝向、主大街的走向、南大門的位置在空間布局上存在明顯的線性關係。受實際環境的影響,古代城市營建中的軸線概念不一定都是正南齊北的直線,也不一定都是標準的城區對稱線,就地方城市而言,關鍵在於主要衙署、主大街、南大門幾者在空間布局上是否存在緊密的線性關係,以及這條軸線是否貫穿核心城區,這是筆者推斷南宋嘉熙至清乾隆間重慶城存在觀念意義上的「中軸線」的主要根據。從南宋主事者的規劃成果來看,重慶府署的朝向順應了下半城主大街的走向和西、南兩路的交通地理,應該是在既有地理條件下考慮到了如何由(地方權力中心)重慶府署的軸線引申出整座城市的軸線,軸線外在形態上的不規則並沒有掩蓋內在結構上的禮制邏輯。清乾隆間重慶府署調整了建築坐標,之後重慶南大路也改由儲奇門、太平門渡江,府署、主大街、南大門已不復對應的線性關係,儘管下半城以主大街為核心的線性空間依舊,人文內涵已不可同日而語。當然,對於南宋嘉熙至清乾隆間重慶城存在不規則形態的觀念意義上的「中軸線」只是一個初步觀察,還需要結合更多規則的和不規則的其他案例進行比較和驗證,總結出其中的共性和差異,以進一步考察古代城市營建中對於中軸線的理想觀念在複雜多樣的地理環境中的多元實踐情況。同時,存在中軸線的地方城市的時空分布及其影響因素,也值得展開更多的研究。
【102】乾隆《巴縣誌》卷一《疆域志·幅員》,第10B頁;巴縣南路遞鋪見卷二《建置志·鋪遞》,第37A頁。
【103】(民國)向楚主編;巴縣縣誌辦公室選註:《巴縣誌選注》卷一四《交通·驛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668頁。
【104】乾隆《巴縣誌》卷二《建置志·津梁》(第41B頁)載:「黃葛渡,南紀門外」;卷一《疆域志·景》(第69A頁)載:「黃葛晚渡,南紀門外。大江對岸南城坪有黃葛古樹,偃蓋渡旁。江橫大州,曰珊瑚壩,舟子曲折行乃達彼岸。」
【105】藍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98頁
【106】《宋史》卷四五一《張珏傳》,第13283頁。
【107】乾隆《巴縣誌》卷二《建置志·關隘》,第38B頁。
【108】《明熹宗實錄》卷二九,天啟二年十二月乙卯,第1457頁。
【109】在德佑元年(至元十二年)元軍第一次圍攻重慶時,成都管軍萬戶侯禿滿答兒「以舟師塞龍門濠,扼其援兵」(《元史》卷一四九《禿滿答兒傳》,第3533頁)。龍門濠即後來的龍門浩,在太平門對岸。景炎三年(至元十五年)元軍最後圍攻重慶時,「復攻重慶太平門,不老先登,殺其守陴卒數十人」(《元史》卷一五四《石抹安只傳》,第3642頁)。可見控制南岸是渡江攻城和南路截援的必要舉措。
【110】我們在地圖上將南宋府署的中軸線往南岸直線延伸,正好穿過南城坪(今南平正街)一帶,這應該不是巧合。另外,後來南紀門的「南」顯然也有南大門的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