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本為梵文「禪那」( Dhynna )的簡譯，意為「靜慮」、「思惟修」。早於釋迦成佛前，印度人已經坐禪，在樹蔭下苦思生死問題，或於定中體會梵我合一，提升精神境界。可見坐禪是一種修行的形式，從《梨俱吠陀》到《奧義書》時代，坐禪已流行於各宗派。原始佛教的戒、定、慧三學中的定，就是指坐禪。「同臺吃飯，各自修行」，釋迦所倡的內觀禪，殊異於外道，不單「止」，還要「觀」，即不以住在「定境」為目的，而透過不斷的「觀」，通向體會三法印，趣向解脫。
如是，從原始佛教以降，佛弟子皆通過禪，體會定、慧，並開出諸種觀法，如不淨觀、慈悲觀、緣起觀、界差別觀、數息觀等、以對治各類執著，所謂「由戒入定，由定發慧」，就是佛教徒修行三學的整體關係。然而，由於眾人意趣不同，在傳法的過程中，往往會強調其中一部分，尤在佛教分裂成部派之後，對法，對戒的解釋，各取一端，名相紛陳，所環繞的，就是佛陀究竟「說」了什麼，「教」了什麼的問題。
《金剛經》云：「『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又說：「『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如來有沒有說法？如來不是啞巴，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當然會說。釋迦住世，說法凡四十五年，隨眾生根器，循循施教。《壇經(宗寶本)．般若品》云：
「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
各人悟性不同，施教方式雖然有別，但一言以蔽之，佛陀所指示的，就是一條破執、解脫之路。至於教法，本無定相，隨緣而施，是種種「施設」，三藏十二部，都可視為一套「臨時課程」，其功能就像《中阿含經》「筏舟喻」的小艇一樣(用完即棄)。但部派佛教徒則著著計較於章句，執「我空法有」，與佛陀的「破執」本懷，漸行漸遠，遂致大乘運動興起，龍樹菩薩弘揚「空宗」，蕩相遣執，諸部般若經常指出的，都是「緣起性空」，破名相、破二邊的中道。
可是，人的認知模式，總有局限。從佛教角度來看，無始以來，眾生均因無明而輪迴六道。無明，即不明緣起，不諳因果，形成種種執見，對世間法，甚至佛法也沒有例外。凡夫對經典的一字一句，愈奉為金科玉律，愈造成概念上的執著。另外，從科學角度而言，人對世界的理解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關係上，由孩啼時期開始，無論父母親人或一草一木，都是存在於自身以外的「客體」，通過這種認知所累積的新知識、新思想，都不過是納入「可理解範圍」的新內容，而理解得愈「清楚」，就愈有「安全感」，愈有「立場」。
為了對應以上的思維局限(執著)，佛經不厭其煩地提醒大家，莫執於法，所謂「法尚應舍，何況非法」(《金剛經》)。但經典到底是文字，始終要解釋，而且一旦述及「終極」、「究竟」、「第一義」這些概念時，往往詞不達意，所謂「不可思議」，因為一旦想起，便會落入新的執著。
誠如《維摩經．入不二法門品》所述，最高真理非但是文殊師利咀裡說的
「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
而是維摩居士那切切實實的「默然無言」。到底有沒有離文字，離名相而傳法的途徑呢？
《五燈會元．卷一》曾經提到，在靈鷲山法會時，佛陀接過大梵天王所獻的蓮花之後，高高舉起，弟子們莫明其妙，唯有大迦葉尊者默默報以一笑，釋尊說：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這典故所流傳的，就是禪宗「拈花微笑」，「以心印心」的法門，亦是離文字相而體會佛陀解脫精神的原形。
所謂「心印」，就是直接體會。周裕鍇的《禪宗語言》說得很明白：
「佛教所言『心』是純粹的內在體驗，無法用言辭解說或文字傳達，這不僅因為體驗是非思維的精神活動，無邏輯可言……而且是純粹個人化的行為和成果……語言是思維的產物，是規範化、形式化的東西，而人的體驗卻是無限定、非規範化的形態，因此語言在表達人的體驗方面是無能為力的。」
而禪宗，就是在傳統依據經律論三藏來「理解」佛教之外，另闢一條直接體驗解脫精神的途徑，即「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其施教原則重視實踐多於理論，上承原始佛教精神。然而，禪宗雖不立文字，卻不排斥經典，而視它們為成就「心印」的媒介之一，換句話說，就是不著於文字，不以字面解釋為究竟。
所以禪宗初祖達摩西來，亦以《楞伽經》傳法。相傳他見梁武帝，未能投緣，便轉至少林寺面壁九年，修「凝住壁觀」，並傳法予二祖慧可、慧可傳給三祖僧璨、僧璨再傳至四祖道信、道信傳至五祖弘忍、弘忍再傳至六祖慧能。禪宗由達摩的頭陀行到五祖的東山法門；由本於《楞伽經》到本於《金剛經》，經歷了頗長的融攝空有二宗、貫通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叢林化和世俗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