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在大柵欄、西單的商店和大飯莊裡，打電話得通過接線員叫號。
公用電話真正走入尋常百姓的生活始於1951年，重點安裝的就是胡同裡的傳呼公用電話。「某某家，接電話了！」這樣的聲音常常在胡同裡響起。
某某家，接電話了！
1951年5月，北京電信局開辦了一種新的業務——傳呼公用電話。如果你有事要打電話，就到離住處最近的公用電話站去打；別人打來電話找你，公用電話站會馬上給你送信：某某家，接電話了！
傳呼公用電話的出現，為京城百姓解了燃眉之急。譬如，地安門外南鑼鼓巷有一天發生火警，因為附近新裝了公用電話，消防隊及時得到信息順利滅火；龍鬚溝一帶的手工業生意比以前更好做了，交易中出現的問題打個電話就能解決。（1952年10月6日《北京日報》2版《哪兒需要電話就通到哪兒》）
▲1952年10月6日，《北京日報》2版
大受歡迎的傳呼公用電話啟發了北京電信局。該局決定自1952年11月1日起，全市所有傳呼公用電話一律試辦「代傳電話」業務。如果來電人說的事情簡單，不需要和受話人直接說話的，可由公用電話的代辦戶轉達，由受話人付傳話費即可；如果來電人要與受話人通話，由代辦戶把人找來。（1952年10月31日《北京日報》2版，《北京電信局試辦代傳電話》）
▲1952年10月31日，《北京日報》2版
到1953年底，市區和南苑、西苑、門頭溝等郊區共有514個傳呼公用電話。其中，市區平均每3條胡同就有1個傳呼公用電話，大部分安裝在街巷的中、小私營商店裡。
胡同裡的傳呼公用電話迅速在北京落地生根。後郵電部把這一成功經驗推廣到上海、廣州、天津、瀋陽等大城市。
▲1959年，市內電話局話務員在工作。(李士民/攝)
1958年1月1日，郵電部調整郵電資費，公用電話通話費由每次4分改為5分。此政策一直持續至1990年，才調整為每次（3分鐘）1毛錢。
▲1961年7月20日，《北京日報》4版
熱心的「代辦人」
公用電話的傳呼離不開人。作為一個時代服務精神的縮影，公用電話代辦人曾在本報版面上佔據重要一席。
1980年本報2版開設了「傳送公用電話的熱心人」欄目，其中有一篇報導講述了一個「全家代辦」的故事。當時，天壇街道向榮街10號樓居民王淑琴管傳呼公用電話已經11年，她全家8口人都為此忙活兒。1980年2月的一天深夜，王淑琴得知鄰居一家6口人煤氣中毒的消息後，立刻撥電話叫急救車，又讓大女兒跑到鄰居家幫忙抬病人上車，並且護送到醫院。
▲1980年8月20日，《北京日報》2版
崇文門外遠望街居民王魁漳1955年就成了傳呼公用電話代辦戶，負責15條街、巷、胡同共2000多戶。1980年，已76歲高齡的他仍然堅守崗位，颳風下雨、嚴寒酷暑都未誤過事，被群眾稱讚為「熱心老人」。王魁漳把公用電話的號碼貼在每一戶門上，方便大家知曉。老人和小孩來打電話，他便格外留意，隨時幫助記下名字、地址、關係和號碼以備再查。如果正吃飯時來了電話，他撂下飯碗就去接，有時一頓飯要分四五次吃。他說：「我得拿人家的事當自己的事去辦。」（1980年8月20日《北京日報》2版，《王淑琴一家晝夜傳電話》《「熱心老人」王魁漳》）
宣武區米市胡同北段居民吳忠山被大伙兒叫做「活地圖」「百家熟」，原因是這裡的400多戶居民，哪家戶主叫啥，哪家有個業務員，哪家三姑六姨多……他門兒清！有位居民找未過門的女婿，風風火火跑來，卻怎麼也想不全電話號碼。吳忠山翻開小本子一查，立刻解決問題，因為老用戶常用的號碼，他都記下來了。一天，吳忠山接到瀋陽打來的長途，只說要找個叫小紅的，門牌、姓名全說不清。他把胡同裡6個跟「紅」沾邊兒的姑娘在腦子裡過了一遍，都覺著「對不上號」，突然想起不歸他管的北大吉巷胡同還有個叫小紅的姑娘，找來一通話，正是此人。（1989年12月13日《北京日報》1版，《吳忠山是「活地圖」「百家熟」》）
▲1989年12月13日，《北京日報》1版
傳呼公用電話代辦戶不僅是媒體人關注的焦點，有的鮮活事例還成為了藝術創作的題材。本報1984年9月11日3版「藝術家故事」欄目文章《裘盛戎的兩件道具》中提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京劇表演藝術家裘盛戎曾在現代京戲《雪花飄》中，扮演熱心為群眾服務的看管公用電話的陳大爺。為塑造好這一藝術形象，他還為劇中人物設計了兩件特色道具：一個一尺多長的大手電筒和一條加寬加長的大圍脖。
▲1987年，電話局的話務員在接線。（王振民/攝）
「三不讓打」「六不傳呼」怎麼治？
上世紀八十年代，公用電話的發展遭遇瓶頸。1980年，北京城區平均3600多人、700多戶才有一部公用電話，遠不能滿足市民的通信需要。公用電話面臨「集體單位不願管，公共場所不讓安，個體戶要求撤，代辦戶往外趕」的處境。
當時的公用電話除小部分仍由個體代辦戶管理外，大部分由街道居委會和生產組等集體戶管理。市民屢屢向電信局反映，有的公用電話名曰公用，實際成了專用電話，並形容這些電話是「三不讓打」「六不傳呼」。即：代辦戶開會時不讓打、研究事情時不讓打、長途電話不讓打；代辦戶上下班前後、中午休息、開會、節假日以及路遠的和壞天氣，不給傳呼。
服務積極性不高的原因不難猜。集體戶管的公用電話，一般都沒有專人負責，管得好與壞與個人利益不相關。個體代辦戶也有委屈，有人認為傳呼路遠路近、樓層高低、白天黑夜收費一樣，這不合理；一些多年堅守的老代辦戶要求撤機，則出於安全沒保證、街坊有意見、子女不支持等原因。
公用電話既然是為群眾服務的公共設施，就更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與維護。1980年7月，本報刊文呼籲：「傳電話的」同樣是為人民服務，他們的辛勤勞動應當受到尊重。（1980年7月28日《北京日報》2版，《辦好公用電話需要全社會支持》）
▲1980年7月28日，《北京日報》2版
隨後，市電信局出臺傳呼公用電話代辦戶的四條服務標準：每天服務時間在12小時以上，夜間有急事能打能傳；不亂收電話費；服務態度熱情周到，及時準確地傳送電話，不誤事；協作配合好，服從業務臺的調度。此服務標準在1980年9月開展全市試點，市電信局公布，凡達到服務標準的代辦戶，代辦手續費從35%提高到50%，以調動其積極性，提高服務質量。（1980年10月27日《北京日報》2版，《提高達到服務標準的代辦戶手續費》）
▲1980年10月27日，《北京日報》2版
▲1992年，北京街頭出現新型公用電話，可撥打國內、國際長途。（李士炘/攝）
▲1996年，慕田峪長城為遊客安裝了公用電話。（劉興/攝）
公用電話轉型應急
在發展公用電話的大趨勢下，北京引進了洋氣的公用電話亭。
兩米高、一米見方，蘋果綠的頂蓋，銀灰色的底座，鋁合金的框架，四面鑲著透明的長方形玻璃。1982年9月22日，北京第一座投幣式公用電話亭落戶西單人行天橋北側，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它無須派人看守，可24小時提供服務。兩個多月後，東西長安街上的10座投幣式公用電話亭也開通使用。（1982年12月15日《北京日報》2版，《十座投幣式公用電話亭開通使用》）
▲1982年12月15日，《北京日報》2版
這裡不得不說一下公用電話亭的主角——「投幣式電話」。雖然當時它在西方一些國家已經是戶外通話的重要工具，但在我國還沒有普及。1982年2月，北京市電信局科研所接到了設計新型投幣式電話機的任務。在郵電部的審定會上，全國有五六個省市都拿出了自己的設計，最終確定以北京市電信局科研所的電路為基礎，由郵電部在天津的兩個直屬廠生產電話機，並在首都先行推廣使用。（1983年1月4日《北京日報》3版，《鑲在長安街上的明珠》）
▲1985年3月11日，《北京日報》1版
另外，北京公用電話事業還發生了一個新變化。1985年3月10日12點，本市第一個個體總機式公用電話站在新源街居民姚慶玲家開通。總機式電話站的開通，意味著附近凡是安裝分機的住戶，都可由總機轉接電話，每戶每月的月租費為6元、10元不等。（1985年3月11日《北京日報》1版，《本市第一家個體總機式公用電話開通使用》）
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投幣公用電話、磁卡公用電話、IC卡公用電話的相繼出現，為市民提供了更多選擇。1999年8月，400部國產紅色IC卡電話機裝進長安街的公用電話亭，這也是長安街及其延長線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公用電話安裝工程。（1999年8月11日《北京日報》5版，《長安街打電話更方便了》）
▲1999年8月11日，《北京日報》5版
▲1999年，公用電話仍然是戶外主要通訊工具之一。(龐錚錚/攝）
上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家用電話和手機的普及，曾經風靡一時的公用電話風光不再。公用電話漸漸淡出了胡同口，街面上的公共電話亭使用率也越來越低。
利用率低，是不是應該縮減規模？據本報2011年報導，當時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有關負責人給出了否定答案。原因是公用電話亭是一種重要的城市基礎設施，它還承載著可免費撥打110、120、119的重要應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