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至7月，被告人聶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內製造了反革命小集團冤案。為此，設立專案組，以抓「反革命小集團骨幹分子」為藉口，先後將鄧樸方、鄧楠、顏品忠、韓琴英、姜鶼鶼、俞芷倩、彭秋和等十餘名教師、學生綁架到校，嚴刑拷打。其中鄧樸方被綁架到校後，被蒙住頭，遭到鋁棍、電纜線鞭多次毒打，日夜連續突擊審訊，強迫其交代其父鄧小平和卓琳是如何反對江青的。鄧樸方受到殘酷迫害，致使下身癱瘓終生殘廢。8月9日、14日，聶元梓控制的北大「校文革辦公室」，向江青、陳伯達寫了報告和絕密《簡報》，進一步誣陷「鄧小平通過鄧樸方組織反革命集團，控制北大運動」。
……
被告人聶元梓的上述罪行，有證人證言、物證、書證、受害人的陳述，證明完全屬實。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82）中刑字第21436號 中說：1968年4月至7月，被告人聶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內製造了反革命小集團冤案。為此，設立專案組，以抓「反革命小集團骨幹分子」為藉口，先後將鄧樸方、鄧楠、顏品忠、韓琴英、姜鶼鶼、彭秋和等十餘名教師、學生綁架到校，嚴刑拷打,致多人受傷,其中鄧樸方下身癱瘓,終身殘廢。8月9日、14日， 北大校文革辦公室向江青、陳伯達寫報告和絕密《簡報》，誣陷「鄧小平通過其子鄧樸方組織反革命集團，控制北大運動」。這兩份法律文件中都把鄧樸方受傷致殘的時間定位為 1968年4月至7月，而這一事件發生是因為聶元梓和校文革把鄧樸方等人打成「反革命小集團骨幹分子」，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綁架了鄧樸方，嚴刑拷打而造成的。再請看由前黨委書記王學珍領銜主編的《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對這一事件是如何記載的：1968年5月底 校文革編造了一份《鄧小平通過鄧樸方組織反革命集團，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控制北大運動》的絕密報告給江青。
在此期間，由專案組負責人派人將鄧樸方、鄧楠綁架回北大，關押了三個多月，逼他們交代「鄧小平是如何反對江青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並給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鄧樸方被逼墜樓，高位截癱，終身致殘。（《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2008年第2版》，788頁）
這部可以認為是北京大學百年校史的書，把校文革編造《鄧小平通過鄧樸方組織反革命集團，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控制北大運動》的絕密報告給江青的時間提前到1968年5月底，關押鄧樸方和鄧楠的時間是三個多月，因為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鄧樸方被逼墜樓致殘。2008年，鄧樸方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新華社北京2008年3月13日公布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鄧樸方簡歷：鄧樸方，男，漢族，1944年４月生，四川廣安人，1965年９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年９月參加工作，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畢業，大學學歷。
現任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黨組成員，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團主席，北京奧運會組委會執行主席，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會長。
1962～1968年 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學習，1968年５月受迫害致殘。
這份簡歷把鄧樸方致殘的時間定為1968年5月，原因只有三個字「受迫害」。聶元梓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聶元梓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1968年5月，鄧樸方在北大校內摔傷致殘，我的「罪過」又增加了一條。這其中，有誤會，有訛傳。如上所述，我曾經在一些學生、教師給鄧小平貼大字報上簽名犯了錯誤。但是，關於鄧樸方在北大摔傷致殘的情況，我根本不知情，我沒有參與迫害鄧樸方，我也沒有理由迫害他。
鄧樸方在北大，是學生們把他關起來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時候，北大幹部子弟成堆，關於他們的事特別難處理，我就是希望他們都走開，都從北大校園裡走掉才好呢，省的出麻煩，根本不會下指示把鄧樸方關押起來。
毛毛說鄧樸方是8月末的一天摔傷的，不對。若是這樣，那就是工、軍宣隊進校後的事了，與我無關。工、軍宣隊是8月19日進校。這時校文革已交權，我開始被批判。鄧樸方摔傷大約是工、軍宣隊進校前一個星期左右發生的。那一天，兩個自稱是鄧樸方他們班的女學生老找我，說是鄧樸方摔壞了。他們把鄧樸方抓起來，想讓他揭發鄧小平，沒有想到鄧樸方從樓上逃跑，摔傷了。我問摔得怎麼樣，她們也不知道，只是說已經送到醫院裡去了。我就說，趕快找他妹妹鄧楠來照顧。當時。我還不知道鄧楠也被班裡的同學關起來了。讓她去看護，讓醫院好好給他治療。這兩個女學生，我當時不認識，我希望她們能夠站出來，公正地說出歷史的真相。（《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485-486）
聶元梓在這段話裡說了兩個時間，先說：「1968年5月，鄧樸方在北大校內摔傷致殘」，後面又說：「鄧樸方摔傷大約是工、軍宣隊進校前一個星期左右發生的。」而工、軍宣隊是8月19日進校的，也就是8月12日前後發生的，而且她還把當時兩個個女生找她，她和她們說了哪些話都記得很清楚，根據這些細節，後面的這個時間是比較可信的。至於聶元梓說她沒有迫害鄧樸方的動機，則是不符合事實的。聶元梓在文革中對鄧小平一直十分仇視，早在1966年11月8日，她就領銜貼出了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在大字報上署名的都是幹部、教師，沒有一個學生，且大量印刷，發往全國，影響十分惡劣。《北京大學紀事》中記載：1966年11月8日，「本月初，聶元梓、孫蓬一等人開始商量起草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今日，由孫蓬一修改、定稿，聶元梓、孫蓬一等11人署名的大字報『鄧小平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校內貼出，大字報說：『我國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劉少奇，二號人物就是鄧小平』。」（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第767頁）1967年1月20日，在聶元梓和校文革控制的校刊《新北大》上第四版，刊登了「看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嘴臉」的文章；1967年2月2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了「劉少奇、鄧小平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和「把鄧小平從黑窩裡挖出來示眾」的文章；1967年4月 18日《新北大》第六版刊登了「揭開鄧小平的反革命老底」的文章。聶元梓等人對鄧樸方的迫害從1967年初就開始了，1967年2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北京大學井岡山紅聯軍一小撮反動頭目的醜惡嘴臉」一文中，就點了鄧樸方的名。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二版公布「砸爛井岡山反動小集團的第二號公告」中，把鄧樸方的同班同學張景元打成「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成員」，該報同期刊登「打倒井岡山中反動小集團重要骨幹、反革命分子」張景元的文章中說：「該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與鄧小平的狗崽子鄧樸方結成死黨，頑固地站在劉鄧反動路線上，瘋狂地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鼓動老保翻天，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破壞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的是，他惡毒地攻擊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瘋狂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可見，聶元梓等人是企圖通過打倒張景元，把張景元和鄧樸方聯繫起來，進一步和鄧小平聯繫起來，向江青請功，同時又藉此摧垮反對他們的北大井岡山兵團。到了2009、2010年，聶元梓又變卦了，在韓三洲的《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90歲的聶元梓在想些什麼？》一文中，聶元梓辯解說：鄧樸方的跳樓致殘，與我並無關聯，我能不翻案嗎？且看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的講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們銘心刻骨的一天。鄧楠回來告訴我們，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時跳樓以示最後的抗議。」注意，時間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隊進校十天以後的事情，而據《北京大學紀事》記載：「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軍宣隊進入北大後，從此北大的一切權力，特別是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統統歸宣傳隊行使。」此時的我，也已經失去自由被隔離審查批鬥了，與鄧樸方的跳樓有什麼直接關係？更可笑的是，對我的判決書認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聶元梓指使下，在校內製造了『反革命小集團冤案』，致使多人受傷，其中鄧樸方下身癱瘓、終身殘廢。」這裡，硬把鄧樸方跳樓一案的發生時間，幾近提前了五個月，這真是罔顧事實的違心之論啊。（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90歲的聶元梓在想些什麼？「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2011-02-08）
聶元梓又把鄧樸方受害的時間推到了工、軍宣隊進後校的8月末，把責任推到了宣傳隊的頭上，說成和自己無關了。這與她在回憶錄中的說法顯然是自相矛盾的，是為了給自己開脫責任。據《北京大學紀事》記載，工人、解放宣傳隊是在8月19日進入北大的，8月20日晚8點至凌晨零點30分，宣傳隊負責人召開兩派代表談判會，達成了 第一號協議：（一）上交武器，拆除武鬥工事；（二）對宣傳隊不應耍兩面三刀；（三）宣傳隊接管全校廣播臺；（四）解決釋放被抓人員問題；（五）互相停止攻擊。8月22日，在宣傳隊領導下，北大兩派達成《關於釋放被抓人員協議》，協議規定「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叛、特、反」、「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仍由雙方看管，「涉及重大案件者」由宣傳隊審查處理。8月23日，「新北大公社」將23名被抓人員移交「井岡山兵團」。（《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第791頁）但這些人員中並沒有鄧樸方。為了進一步搞清這一事件的真相，筆者和一些北大校友做了一些調查。經原北大地球物理系王桂琴老師的介紹，原地球物理系教師、文革後調到南京大學的彭秋和教授（在北大文革中被校、系文革打成「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被抓捕關押，打成重傷，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對聶元梓的起訴書和中級法院判決書中提到他的名字）和筆者取得了聯繫，在他發來的文章中寫到：聶元梓趁著迫害「《東方紅》反革命集團」的機會抓捕鄧小平的大兒子鄧樸方(當時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學生), 對他殘酷迫害（他也同樣被布蒙著眼睛的情形下，被鐵棍子毒打）, 並於1968年8月16日下午1:00-2:00間被迫跳樓 。鄧樸方跳樓前一周都一直是同我關在一個小房間內（整日被布蒙著眼睛）。（彭秋和：不堪回首憶當年——我的文革遭遇）
筆者在信裡問彭老師：「這個時間您記得準確嗎？」他回答說：「我當時是強迫自己記下這個日子和時間的。」彭老師是個天文學家，對時間和數字的記憶力很強，這個記憶應該是很有價值的。筆者近日通過微信採訪了當年被聶元梓和校文革綁架、關押，並動用殘酷的刑具進行迫害致殘的生物系63級樊立勤，他受傷後曾經和鄧樸方在同一個醫院（積水潭醫院）治療，時間是在1969年5、6月份，病房在對面，他可以進入樸方的病房談話。樊立勤說：「樸方受傷是在7月28日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之後，這個時間一定是七月底八月初之間，就只是這個範圍之內。」（ 2017年11月8日微信談話）樊立勤對北京市檢察院起訴書和中級法院判決書中聶元梓製造的「反革命小集團」冤案中沒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提出異議，說自己才是被聶元梓迫害的首要人物。數力系65級鄭斯寧校友介紹說，2017年10月下旬在他們大連北大校友的一個微信群，有校友回憶與殘聯領導鄧樸方一起到美國參加國際會議的經過，也有校友談及當年護理鄧樸方的往事。有64級校友回憶：「鄧樸方跳樓後在北醫三院住院，我護理過他三天。他也後悔跳樓。」關於護理安排，說：「新北大公社讓各系輪流去護理。」關於護理時間：「具體時間我不記得了，就是他跳樓後，工宣隊進校前。」他還回憶「當時他（鄧樸方）說旁邊如果有人拉我一把，我就不會跳樓了。」鄭斯寧認為這段回憶可信，即事件時間發生在工宣隊進校之前。此外據北大技術物理系62級理佳等同學的回憶，鄧樸方是在7月28日墜樓受傷的，有的同學7月29日去醫院看望了鄧樸方。綜合分析以上官方文件、《聶元梓回憶錄》《新北大》校刊、彭秋和老師、樊立勤和一些校友的回憶等，筆者認為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