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翠榮
作者簡介：陳翠榮（1977—），女，湖北漢川人，博士，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李冰倩（1994—），女，湖北當陽人，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高等教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研究生教育研究》2020年2期。
摘要：世界一流大學能夠長期引領頂尖人才培養的方向，與其推行博士教育發展戰略有關。對世界排名前20位的大學進行分析，發現其博士教育發展戰略具有如下特點：戰略環境源於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戰略目標堅持質量首位，戰略內容圍繞更加高效的培養形式，政府宏觀管理與高校自主推行相結合進行戰略實施，完善的制度體系與充裕的資金支持作戰略保障。其未來走向是：增強博士教育競爭力，強調國際化發展，推進博士教育公平化以及提升博士生職業能力。這對我國在「雙一流」建設大格局中創建一流的博士教育具有諸多啟示。
關鍵詞：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戰略，特點，走向
基金項目：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十三五」規劃課題年度工程教育專項課題「美國高校工程科技創新人才培養機制研究」（2018GCLYB01）；湖北省技術創新專項「跨學科教育背景下湖北高校科技創新人才培養體系研究」（2019ADC124）
博士教育是培養高層次拔尖創新人才的主要渠道，也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體現。2012年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在報告《研究型大學和美國的未來：確保國家繁榮和安全的十大突破性行動》中指出，研究型大學通過開展科學研究和博士教育，為國家諸多競爭性優勢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使社會高生活水平成為可能。[1]世界一流大學將博士教育作為一種重要的戰略進行謀劃，引領頂尖人才教育改革的方向，從而在全球性重大科學問題與複雜難題應對中牢牢掌握著主動權。當前我國正在推行「雙一流」建設，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教育，則是其成功的顯著性標誌之一。為此，我們選取了2019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 S. News & World Report）世界大學排名前20位的學校，分析其博士教育發展戰略的主要特點與未來走向，以期對我國創建一流的博士教育提供借鑑。
一、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戰略的主要特點
從戰略環境、戰略目標、戰略內容、戰略實施及戰略保障幾方面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戰略具有如下特點。
（一）戰略環境：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的戰略環境正是源於對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回應，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完善培養類型。早期的博士教育旨在培養學術型高層次人才，1920年哈佛大學設立了第一個教育博士專業學位點，但學術型博士和專業型博士二者的區分並不明確。隨著社會對應用型高端人才需求的上漲，完善博士培養類型，擴大專業型博士學位授予被提上議事日程。2007年華盛頓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尼克斯特（Nyquist）發起了「重新規劃Ph. D」研究課題，旨在廓清不同類型博士學位的培養定位。2008年美國教育統計中心將原先的「第一專業學位」納入到博士學位範疇，將專業型博士界定為以實踐及職業為導向。這在根源上理清了兩種類型博士學位的區別，將其擺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2]隨著博士培養類型的完善，專業型學位授予量也穩步提升，2010年多倫多大學、芝加哥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的學術型博士學位與專業型博士學位授予比達到了1∶1，2019年將達到1∶1.25。[3]
二是擴大培養規模。以世界一流大學數量最多的美國為例，二戰結束後，美國認識到頂尖人才對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性，加強了對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方向的引導，相繼出臺了《退伍軍人法案》（1944年），《國家科學基金會法案》（1950年）、《國防教育法》（1958年）等，由此迎來了博士教育規模的大增長。1969年相比於1960年博士學位授予數，霍普金斯大學增加了3.2倍、哈佛大學增加了2.2倍、普林斯頓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各增加了1.7倍、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各增加了1.4倍。[4]預計2019年美國博士學位授予數達219800個。[5]博士規模的擴大為美國政治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尖端人才儲備，為其保持世界經濟頭號強國地位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是創新培養方式。1876年霍普金斯大學成立了第一個研究生院，拉開了研究生教育規模化、制度化發展的帷幕。1900年以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為代表的14所大學聯合成立了北美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AAU），旨在加強和統一博士學位標準，招生上推行研究生入學標準化考試。1937年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採用該招生制度，並形成了課程學習與獨立研究相結合的培養方式，及根據學科性質劃分不同院系的組織制度。[3]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國際化培養方式引起重視，2005年耶魯大學發布《耶魯國際化：2005—2008戰略框架》，強調要吸納全世界最有才能的學生和學者把耶魯建設成為全球性大學。始終站在全球發展的制高點謀劃博士教育戰略，開展培養方式變革，是世界一流大學引領博士教育發展的一大法寶。
（二）戰略目標：堅持質量首位
注重培養博士生廣博的專業知識、卓越的創新能力及可持續發展能力，確保其培養質量，是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戰略的重要目標。從樣本學校中選取10所大學進行博士培養戰略目標分析（詳見表1），可以發現其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強調培養博士開展高質量原創性學術研究的能力，重視課程的多樣性和質量，為其提供充沛的研究資源。第二，培養學生的包容性和跨學科學習能力，突出團隊合作意識和創新思維養成，注重多元文化社區的建立和跨學科機會的供給。第三，培養定位為社會領導者、領袖型人才，強調為學生提供最好的學習經歷，重視綜合素質的訓練。可見，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培養目標雖然沒有「追求質量」的字眼，但其在設定理念及其落實上無不體現出對質量的追求和重視。
表1 10所世界一流大學博士培養目標分析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各大學官網信息整理而成。
為確保質量首位戰略目標的達成，世界一流大學注重對培養過程嚴加把關。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淘汰率為30%左右，而原創性成果則是博士畢業的必備條件，為此要經過艱苦卓越的努力。[6]密西根大學博士生的平均修業年限為5.2年，普林斯頓大學5—6年；霍普金斯大學5.9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6年。普林斯頓大學2010—2018年的博士資格考試的通過率為79%，但順利拿到博士學位的只佔32%。[7]而一流大學的博士學位代表著卓越的競爭力，其畢業生往往在世界各地的重要機構、大型公司等佔有重要的席位。
（三）戰略內容：尋求更加高效的培養形式
追求博士培養形式的高效性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共同願景，為此各校一直不斷地進行探索，形成了一些典型的教育發展戰略。
1.多導師合作指導戰略。多導師聯合指導可以幫助博士生從不同學科視角拓展其專業知識和學術思維，主要通過建立博士指導委員會實現。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博士學習的第二年或第三年，組建由4名以上本領域專家構成的指導委員會，定期檢查學生的研究狀況，提出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建議，進行口試和論文評審等。2009年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頒布了《博士生訓練與發展準則》，鼓勵實行導師小組制或雙導師制。[4]劍橋大學的博士由多名導師聯合指導，定期討論研究進程、工作反饋、指導學生獲取信息和資源，此外博士生還配有一名指導顧問，進行日常指導與培養。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的博士教育採用導師與博士指導委員會相結合的方式，匯聚強大的師資力量幫助博士生在最大範圍內獲得指導訓練。
2.多部門聯合培養戰略。世界一流大學非常青睞與其他部門機構合作培養博士，以實現資源整合與共享，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環境和資源。帝國理工學院在《2015—2020戰略規劃》中，明確指出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要性，學校要為學生提供廣泛的、多樣的學習機會。[8]典型代表是加州大學系統內的10所著名公立大學，通過聯合當地州立大學的優勢學科共同培養博士，以達到資源互補和分享的目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與舊金山州立大學聯合培養特殊教育專業博士，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結合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優勢領域，共同培養航天、土木、建築、電子和計算機領域的博士。而哥倫比亞大學、牛津大學、霍普金斯大學、史丹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則開設了聯合博士學位項目，以幫助博士從不同學院或大學獲得學習支持。
3.跨學科教育戰略。隨著社會複雜難題的頻頻出現，單一學科培養的人才在綜合性知識及複雜問題應對上的局限性凸顯，世界一流大學紛紛採用跨學科教育戰略以保持其在領軍人才培養上的優勢。牛津大學在《2013—2018戰略規劃》中提出積極尋求與其他大學合作，建立跨學科學術集群，幫助博士生在可共享資源的地方開展合作研究。霍普金斯大學在2019年回顧學校的人才培養決策時，指出以往對跨學科的努力是學校自豪的源泉，通過跨學科合作培養了優秀的複合型人才以應對複雜問題的挑戰，從而實現了卓越，今後將繼續加強跨學科合作和教育的能力，並啟動一系列創新的跨領域舉措。[9]史丹福大學則為博士生開設了134門跨學科課程，39個跨學科項目，3類獎學金資助。
（四）戰略實施：政府宏觀管理與高校自主推行相結合
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戰略實施的過程，離不開國家政府的宏觀指導，政府通過採用立法及規劃手段、增加競爭性科研項目撥款的方式引導著博士培養的大方向和高等教育的發展。1963年英國在《羅賓斯報告》中就呼籲加強研究生教育，2008年《英國高等教育資格框架》廓清了博士學位資格所應掌握的能力，對英國博士培養質量提供了明確標準。[10]近年來，美國先後出臺了《2001—2005年戰略規劃》《2002—2007年戰略規劃》《2007—2012年戰略規劃》等，全面部署了高等教育各階段的發展綱要，2013年《聯邦STEM教育五年戰略規劃》特別強調STEM領域博士生的培養規劃。2015年《美國競爭力再授權法案》規定，為優秀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提供多種類型的獎學金。博士教育的發展與聯邦政府開始資助大學研究及博士生是同步的，研究經費和教育經費的增加也極大地提高了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培養能力。1956年美國博士學位授予數僅為1290個，到2016年則發展為177867個，增加了137倍。
在考慮社會發展需求、國家宏觀調控方向的基礎上，世界一流大學充分發揮其治校自主權，在博士教育發展戰略實施中探索符合學校發展實際的、體現學校特色的發展之路。霍普金斯大學在報告中批露，1996—2010年間該校在規模增長上順應了國家的總體趨勢，但在培養模式上每個學院都擁有博士項目計劃的自主權，學院和研究項目專注於以最適合每個學科和專業的方式教育學生，給項目提供了創新實踐模式的自由，通過改善教育和研究方法以應對培養中的各種挑戰。[11]普林斯頓大學為了保證博士生的培養質量，規定新增博士項目和招生人數等必須經過研究生院院長與學術規劃小組批准，需要通盤考慮生師比、就業市場條件和研究生院的博士生項目容量後再做決定，而不會僅僅因為外部資金的增加而隨意新設。牛津大學在《2013—2018教育發展規劃》中提出，將利用國家劃撥的研究生教育資金用於獎學金計劃，設立人文學科領域的米卡與艾哈邁德-艾特根（the Mica and Ahmet Ertegun）研究生獎學金以及克拉倫登（Clarendon）基金的研究生獎學金，以在國際上吸引最有能力的學生，激勵研究生教育的進一步發展。[12]可見，國家通過撥款的方式對高校進行管理與支持，而高校則在具體辦學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權，以實現其博士教育戰略規劃的目的。
（五）戰略保障：完善的制度體系與充裕的資金支持
以研究生院制為代表的組織制度是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戰略能夠得到有效推行的第一重保障，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組織制度，根據隸屬關係可以分為全校模式和學院（學部）模式（見表2）。前者是全校只設一所研究生院，制定校一級的相關制度，全面負責日常管理，其性質為教育行政管理機構。後者是學校設立多所研究生院，各學院（學部）自主規劃博士教育環節，其性質為學術機構兼行政管理機構。無論哪種組織模式，其本質都是為了保障研究生教育的發展，發揮著為博士教育發展戰略奠定實踐根基與制度環境的作用。
表2 排名前20的世界一流大學研究生院模式分析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各大學官網信息整理而成。
健全的教育制度是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戰略有效實施的第二重保障。從博士管理制度而言，它們各具特色。哈佛大學實行的是董事會、監事會、教授會共同治理制度，劍橋大學由總學科理事會負責協調和制定博士教育政策。從博士培養制度看，它們對每一個環節都有明確的要求。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要求博士生定期與導師見面，每年根據課程成績和表現（GPA不得低於3.0）、輪轉實驗室報告和特定程序的考試（醫學和社會學）對其進行綜合評估，通過資格考試後6個月內要組建論文委員會，要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所有學位要求。最重要的是，一流大學還設有定期開展博士教育戰略實施情況評估的制度。密西根大學每10年進行一次評估，評估要點包括審查教育制度是否有助於擴大學校發展優勢，檢測博士生項目是否具有內聚性、一致性和有效性，以及戰略實施與學校使命是否契合。[13]在反思與調整中追求卓越，既保證了一流大學戰略決策的科學性，也促使各博士培養單位探求質量持續改進之策。
充裕的資金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教育戰略實施提供了第三重保障，確保有學術潛力的青年才俊能安心從事學術研究。世界一流大學對博士生學習的支持與激勵向來是不遺餘力的。在牛津大學看來，任何一個潛在的學生都不應該被金錢或其他的障礙所阻礙，學生的成功都不應該受到經濟困難的阻礙。哈佛大學文理研究生院保證，每位博士候選人都能獲得5年的全額資金支持。史丹福大學副教務長辦公室專為博士生設立了6種獎學金，華盛頓大學提供了8種不同類型的博士獎學金，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更是達到了9種。2017年密西根大學93%的博士能同時獲得學費與獎學金資助。耶魯大學計劃2018—2019年資助每位博士的津貼為31000美元——超過了在紐哈芬生活一年的費用。[14]
二、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戰略的未來走向
（一）提升博士教育競爭力
1.探索數位化教育戰略（Digital Education Strategy）。世界一流大學正謀劃利用數位技術創新博士教育教學方式，培養其廣泛的社會適應能力與可轉移技能。牛津大學教育委員會在《2016—2020數位化教育戰略》中，計劃在三方面做出努力：（1）利用數位技術為不同的學習需求者開發更具包容性的課程；（2）通過開發關鍵數字平臺的功能支持科研人員實現創新；（3）利用資源整合技術幫助學生獲得與其學習相關的資源和課程。[15]帝國理工學院則戰略性地創建了互動網絡研討會，以供研究生在世界各地與導師進行交流，計劃未來為博士生開設一整套數字技能課程。數位化教育戰略利用信息高科技構建起一個全球性的博士教育平臺，有助於博士生與世界學者建立聯繫，從而拓展其學術視野與跨文化思維。
2.深化教育聯盟戰略。本研究選取的20所大學中，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帝國理工學院均為英國羅素大學集團成員，而16所美國大學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都是AAU成員，其目標是使聯盟成員的博士生項目標準化，通過學術合作培養新一代能夠對社會產生卓越貢獻的領袖型人才。2019年2月，AAU成員大學發起了一項旨在改變博士教育既定文化的計劃，阿爾弗雷德.斯隆（Alfred P. Sloan）基金會將提供30萬美元支持該計劃，要通過完善博士教育制度，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環境所必需的文化、政策和實踐平臺，為博士生提供取得成功的知識和技能。這種教育聯盟戰略極大地豐富了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的各類資源，拓展了其博士教育發展空間，未來該戰略將會在合作領域、內容及形式上得到進一步深化。
3.加強校企合作戰略。高校和企業協同合作培養博士的方式，有助於學生在系統學習前沿理論的同時將其轉換到應用領域，促進科技知識的快速成果化。哈佛大學計劃建立一個企業研究園區作為創新創業中心，利用哈佛廣泛的研究活動和行業合作關係來推動博士學術目標，使科技成果及時轉換為經濟效益。牛津大學在《2018-2023戰略規劃》中表示要加大與私營部門的合作力度，到2023年要新增1000個研究室和2000個實習機會。[16]劍橋大學專門成立了大學商業關係辦公室來協調與世界各地企業的戰略夥伴關係，為不同專業的博士提供研究服務，致力於合作研究計劃在實驗設備共享、研究質量方面的事宜。
（二）加快博士教育的國際化發展
1.擴大國際博士生規模。從世界各地招募優秀生源成為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的內在要求，對其持續成功至關重要。2016—2017年耶魯大學、密西根大學、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國際博士生招收比分別為36%、34%、33%、32%，這些學校明確提出大學應走全球化戰略，未來其國際博士生規模將會繼續擴大。多倫多大學為推動學校發展戰略規劃《走向2030年》（《Towards 2030》）的實施進程，制定了一項多維策略，包括擴大籌資、獎學金和其他吸引條件，以擴大國際博士生的人數。
2.加強博士生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博士生開展國際交流活動不僅能夠開闊其國際視野，也能為各大高校提升國際知名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鼓勵博士生赴海外參加學術會議、參與校外實習、合作研究或利用校外專業發展機會等，從2016年6月起提供1000美元的資助，研究生院的副教務長羅賓.加雷爾（Robin L. Garrell）保證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在將來會提供更多機會給學生，並提供更多的資助。[17]耶魯大學研究生院已與眾多國際學術機構建立正式的合作交流關係，未來將會繼續擴大合作對象及範圍，以便為教師和博士生提供互惠的學術福利。
3.開展博士培養的國際合作。國際合作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教學、科研提供了新的發展平臺，其紛紛將跨國博士培養作為重要的國際化戰略。截至2018年，賓夕法尼亞大學與全球200多所大學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通過廣泛的學術課程、研究項目、資源共享和其他舉措，為博士生提供了全球化學習與研究的機會，未來還會與更多其他國家的大學開展合作。2018年密西根大學與上海交通大學籤署了新一輪的國際辦學合作，繼續支持下一個十年的合作發展，旨在通過「全球學位通」計劃促進互相交流、追求學術卓越，利用世界一流的教育管理模式和全球化環境的創新教育體制培養高質量的博士生。[18]芝加哥大學副校長斯裡尼瓦桑（Srinivasan）強調，將與教師、院長和大學行政人員通力合作，使學校的國際戰略深入發展。
（三）推進博士教育公平化
世界一流大學無疑是社會公平理念的踐行者，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推進博士教育的公平性是其未來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據OECD統計數據顯示，儘管全球授予博士學位從2000年的158萬個增加到2012年的247萬個，但在科學領域女性獲得高級研究資格的可能性仍然遠低於男性。[19]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調查表明，2016年黑人或非裔美國人獲得博士學位的比例為7%，西班牙裔或拉丁裔為7%，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的比例則一直低於1%，少數族裔在申請博士學位中仍處於明顯的劣勢。
為此，世界一流大學計劃採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教育的公平性，為少數族裔、女性和貧困家庭的博士提供支持與幫助。哈佛大學校長德魯.福斯特（Drew Faust）認為哈佛有責任給各階層各種族有才能的人提供學習的機會，將撥款25萬美元專項資金以促進歸屬感和包容性。普林斯頓大學呼籲用開放的心態擁抱生源多樣性，倡導從儘可能多元化的社會群體中識別、吸引和支持最有前途的個人加入到博士學習行列。華盛頓大學為了支持和維護高等教育的多樣性和公平性，提出要：（1）對抗個人偏見和種族主義；（2）改變具有排他性或有偏見的政策和制度做法；（3）加速多樣性風氣系統性的變化。美國研究生院理事會（CGS）2018年峰會的主題是「支持研究生教育的多樣性」，未來CGS將通過大力傳播公平教育理念，改變社會各方的態度，或通過研討會、招聘會和專門項目提供支持，以評估研究生招生過程、建立年度績效考核系統等方式，為所有研究生提供公平教育的機會。英國羅素集團大學計劃用2.54億英鎊支持有潛力的貧困學生獲得助學金和獎學金，以改善高等教育公平問題，推進博士教育的公平化發展。
（四）提升博士生的職業能力
當前博士畢業生的就業呈現多元化格局。2012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展了40年博士校友調查，結果顯示博士有三條職業道路：44%從事學術研究並獲得終身教職；15%處於高校非終身教職和行政職位；41%從事非學術性職業。[20]多倫多大學對2000—2015年畢業的10886名博士進行回訪，結果表明59.4%繼續從事學術性工作，21.8%去了私營企業，11.6%就職於公共部門，3.5%就任於慈善機構，3.6%是個體戶。[21]歐洲博士生的職業選擇也與北美的情況類似，2018年6月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LERU）發布了一份關於博士職業的報告，其中提到博士在職業選擇上，49%選擇了私營企業，39%在高等教育部門，12%在公共部門，自然科學或工程學博士更可能繼續從事研究生涯，而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的博士更多地轉向研究之外的工作。[22]這些職業調查表明，隨著博士生規模的擴大，高校能夠提供的教學與科研崗位出現了供大於求的狀況，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畢業生也只有部分人能夠在高校就職。博士畢業生的就業方向更加寬泛，不拘泥於學術研究工作，因此培養其學術之外的職業能力是極其必要的。
而要幫助博士在職業選擇和變化的社會中取得成功，需要政府、大學和教師的共同努力。美國教育部在《美國2026科學與工程創新願景》中強調，要加強對科學與工程領域博士教育與訓練的投入，培養高層次領軍人才。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新設75項補充資助，專門為STEM博士提供職業發展機會。提升博士生的職業能力也被世界一流大學納入到了其未來戰略規劃中。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已經為博士生開通了一對一就業諮詢指導，而華盛頓大學在《2015—2020戰略計劃》中提出要進一步規劃研究生教育的職業發展，以便為學生找到滿意的工作做準備。密西根大學計劃對博士畢業生進行職業準備訓練，將其分為8個不同領域的小組，培養其非教職員工的職業發展技能。史丹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將繼續為博士提供大量專業發展的機會，幫助其在學習期間獲得職業技能和經驗，為其免費提供求職服裝、模擬面試訓練等。多倫多大學則計劃為博士生提供更多校內學術性兼職工作（例如助教），以強化其工作感知，並將博士在校參加的活動、所學課程與職業前景聯繫起來，匹配學生在實踐中獲得的能力和僱主尋求的職業技能，建立職業檔案以指導學生順利就業。
三、對我國博士教育發展戰略的啟示
（一）博士教育發展戰略要基於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
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戰略不是一成不變的，而要根據國家發展及社會對人才需求的變化及時調整。我國在制定博士生教育發展戰略時，應立足於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和高等教育的實際狀況，面向國家未來對高端人才的需求謀劃博士教育發展。首先，要明確不同時期的博士教育發展定位與人才培養目標。現階段「雙一流」建設是推動我國高等教育趕超世界水平、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戰略，而一流的博士教育能力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顯著性標誌，如何在「雙一流」建設中實現博士教育的跨越式發展，是我國博士教育發展戰略必須考慮的內容。其次，要根據國家發展的需求合理規劃博士培養規模。我國正處在政治經濟快速發展的歷史時期，社會各行各業對高層次拔尖創新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政府要聯合高校一起統籌博士教育資源，提升博士培養能力，科學規劃培養規模，同時要完善相關激勵政策與制度，吸引和保障有學術潛力的優秀青年攻讀博士學位。最後，要完善博士培養結構。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我國學術型博士與專業型博士比例結構明顯失調。當前專業型博士學位比例僅佔我國學科門類的23%，涉及到的學科門類偏少、專業結構不合理。為此，在制定博士教育發展戰略時，要注意以國家發展為導向，進一步拓寬和優化專業型博士學位的學科門類、研究領域，以滿足社會對應用型高層次人才的迫切需求。
（二）完善保障機制促進博士教育穩步發展
世界一流大學正是因為擁有完善的戰略保障機制，才使得博士教育發展呈穩步上升趨勢。我國在保障機制建設上還需要從兩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要完善博士教育經費投入機制。博士生作為國家高端科技創新人才的儲備隊伍，其培養離不開充足的經費投入、先進的科研設備作保障基礎。然而，目前我國博士教育經費投入渠道過於單一，投入力度與相關設備條件也不可與世界一流大學同日而語。可借鑑美國的做法，除教育部外，還應鼓勵農業部、國防部、衛生部等政府部門共同支持、資助博士教育。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完善博士教育制度。儘管世界一流大學也會受到政府決策的幹預，但一般而言其擁有較強的辦學自主權，形成了較為獨立、完善的博士教育制度，對確保其博士教育的世界領先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相形之下，我國博士教育發展更容易受到行政幹預，《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就特別指出，政府要改變直接管理高校的單一方式，綜合運用立法、撥款、規劃、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措施，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幹預。借鑑世界一流大學的做法，我國需要給予高校更多辦學自主權，應鼓勵高校自主建立博士教育執行委員會和監事會，與教育管理部門共同參與博士教育發展戰略的制定、實施、監督及評估，為創建世界一流的博士教育保駕護航。
（三）以質量為核心開展培養方式變革
教育質量始終是世界一流大學博士教育發展戰略的核心，霍普金斯大學在《10×2020進度報告》中明確提出，要確保至少三分之二的博士項目在各自領域排名在世界前20位。我國博士教育經歷了三次規模擴張後，也已逐漸認識到以質量為核心的博士生發展戰略才是我國實現卓越教育和可持續發展的不二之選。[23]我國博士教育要以質量為核心來指引培養方式變革，實現可持續發展。首先，高校需要認真審視博士培養的每一個環節，包括招生機制、培養方式、課程要求、研究訓練、畢業標準等，進一步檢視其中的問題，明確一流的博士教育在不同培養階段的具體要求和規定。其次，要根據不同學校、學科及培養類型採取多樣化的博士指導制度。除了常見的單一導師制外，還可以採用雙導師制、多導師制或導師指導委員會，通過不同學科視角和不同研究專長的導師對博士進行聯合指導，提高其學術研究視野和多學科創新能力。最後，要重視博士生跨學科教育。跨學科教育時代已經來臨，跨學科培養博士既是應對當今社會重大挑戰，解決複雜難題的有效途徑，也是培養創新型科技領軍人才，提升國家綜合競爭力的必由之路。要明確跨學科博士培養的理念基礎，積極研製跨學科博士培養的課程體系，設立多樣化的跨學科博士專業與研究項目，並健全跨學科博士培養的質量保障機制。
（四）提升博士教育競爭力和博士生的職業能力
世界一流大學未來將在提升博士教育競爭力和博士生的職業能力方面加強戰略布局，我們要想在「雙一流」建設大格局中積極推動世界一流博士生教育發展，就必須在此方面提前謀劃。可以在以下方面進行努力：一是實施數位化教育戰略。2019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發展「網際網路+教育」，促進優質資源共享。現代信息技術與教育發展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密切，在博士教育領域啟動數位化教育戰略能夠有效推進教育現代化，實現尖端前沿的優質資源合作共享，從而提升我國博士教育的綜合核心競爭力。二是加強國際性的教育交流和合作。進一步擴大國際博士生的規模，加強與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謀求博士培養的國際教育聯盟，有效利用世界一流大學的優質教育資源，為博士生提供豐富的學習與研究機會，助力我國博士教育水平提升。三是提升博士的職業能力。博士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社會發展提供高端人才，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告訴我們，博士生培養過程中除了要重視學生的學術能力發展外，其職業發展能力培養也同等重要。因此，高校要聯合校內外機構，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打造良好的職業訓練平臺，為博士生提供更多更豐富的職業發展機會，提升其職業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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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高教研究前沿
編輯 | 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