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是飄在空中的東西，而是依賴現實存在的基層社群活力。江浙滬文化的發達期已經隨著基層社群喪失活力而逐漸沒落了。
江浙的黃金時代在宋元明清。小農經濟下，江浙擁有著全中國最密集的水田和絲織業。與稻米和絲綢相伴而生的，是良好的鄉紳社群，和基於鄉紳鄰裡互助而支撐起的科舉傳統，為整個國家提供了數量最多的進士。
上海的黃金時代在民國。租借的法律秩序和社會規範帶來了繁榮的商人集團，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文藝工作者和知識分子。蕭軍、蕭紅這些異鄉文人可以很快地在上海熟識頂尖知識界，很快地融入上海的文藝圈，發表自己的作品。
黃金時代的江浙滬秩序是具有海納百川的開放性，這種開放的秩序是可以生產文化的。
反觀當代的中國，這種積極進取的文化江湖在哪裡呢？改革開放以後，主流文化很大一部分是被北京的大院二代子女支撐起來的。姜文、馮小剛、英達這些導演，梁左、王朔這些作家，創造了80-90年代最輝煌的民間文化。這些人能玩到一起，能形成圈子，能不分你我，能對外部世界充滿躍躍欲試的好奇。
東北的民間文化是北京文化江湖的延伸。東北人的豪爽坦率，很快就能和北京的開朗府氣一拍即合。那些大家如今熟知的東北喜劇明星，無不是在北京獲得了走向全國視野的機會。而當代的獨立音樂人和地下樂團，其發展軌跡大多離不開從地方到北漂這條路。
西南地區的社會文化也是具有這種海納百川的江湖性的。畢贛、饒曉志這些西南電影人，其背後是西南地區的開朗灑脫的文化圈子。這也是一批能「玩到一起」的人。
當這些地區在基於社群活力在創造真正的文化的時候，江浙滬文藝界在做什麼呢？上海的民間戲劇滑稽戲本來也是有圈子的。膾炙人口的阿德哥、陳國慶等滑稽戲藝人想要和北派的《我愛我家》比拼，創造了受人喜愛的情景喜劇《老娘舅》。但《老娘舅》的羸弱不僅在於劇本質量，更在於它無法帶動起一批滑稽戲年輕藝人，傳承這部分民間文化。
為什麼沒有年輕人？為什麼沒有新的作品創造？根本原因是缺乏基層社群的活力，沒有形成文化江湖。上海小囡被認為應當精緻體面，除了Papi醬這種混跡了北京江湖的上海人之外，有多少願意拋頭露面創造通俗文化呢？又有多少人願意在閒適靜好的都市生活之外，抱有極大的熱情認識陌生人，形成圈子，一起來組一個搖滾樂隊，做一些看似不主流但很有趣的事情呢？甚至又有多少人，願意在節假日邀請「狐朋狗友」來家裡做客，一起說一說交心的話呢？
缺乏社群活力的結果就是，民間通俗文化越來越具有私人性。追漫畫，上B站，越來越變成一個人在家裡就可以做的事情。少數成形的粉絲團體諸如SNH48，也只是在商業資本的運作下對日韓娛樂文化的拙劣模仿，沒有內生的創造力。飯圈的等級制和排他性，使得這種文化無法變成海納百川的江湖，無法變成獨立於資本的自我秩序。
周立波自從美國被捕事件之後，再也沒有復出過，而他卻是唯一一個能夠把上海本土通俗文化推向全國的人。周立波曾用「咖啡和大蒜」的比喻諷刺郭德綱，認為咖啡和西裝的海派清口代表著現代，而長袍馬褂的相聲代表著落後和古早。其實我倒認為，咖啡和大蒜的差別只是表面。其背後是對「體面」的不同理解。
海派周立波的「體面」是——精緻，克制，洋氣，華麗的名譽，適當的社交距離，再帶一點幽默的小機靈。遇到了美國被捕事件這種輿論危機和人際矛盾怎麼辦呢？首先是不承認和隱瞞，發現隱瞞不成，就試圖甩清自己的一切責任，把同伴拉出來批鬥，好像自己是一個無辜的道德楷模。
北派郭德綱的「體面」是充滿自嘲的——我是髒，我是醜；我就是一個天橋底下窮說相聲的——但我什麼也不求，只是真心給觀眾帶來快樂。遇到了輿論危機和人際矛盾怎麼辦？要夠真心，要夠仗義，用互嘲的方式笑談一下自己和敵人，讓緊張的對立化解在不分你我的坦然裡——大家都過得去。
兩種不同的「體面」帶來的人際效果是不同的。高端洋氣的「體面」，無意間拉高了外人融入的門檻，加大了矛盾危機的衝擊力。而真誠仗義的「體面」，使得外人融入沒有任何門檻，也在不斷化解可能出現的人際矛盾。作為兩種不同的通俗文化，後者更加具有擴張和輸出的能力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