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章句集注》是中國宋代之後的官方哲學，也代表著《論語》比較高的註解水平。朱熹註解的主要貢獻在於哲學思想的闡發與融會貫通。其中，對於同類詞語或者事件的意義的歸納與總結，正像杜預的《春秋左傳集解》註解、闡發《春秋》的「五十凡例」一樣，形成了一定的註解「凡例」，而且這種註解凡例在《論語集注》中頻頻出現，而且前後照應，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闡釋風格。
曹之《古書凡例考略》探討了有具體形式的寫在書目前面的「凡例」，這種「凡例」的功能是介紹該書目的相關情況。但其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是這些明確標出的「凡例」，對於一些表面上沒有突出標明、卻暗含著「凡例」指導的作品，卻沒有詳細介紹。然而在確認古代最早「凡例」的論證中，他還是能夠肯定《春秋釋例》的價值與貢獻，並且把它作為中國古代「凡例」的開端。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曰：「《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從而形成了「周公作凡例」的說法，並流行開來。雖然對此學者多有不同的見解，但「凡例」一說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其實，除了明確標出「凡例」的作品之外，還有一部分也應當受到重視：那就是以某種規則標準為指導的作品，《論語集注》就是這樣。
朱熹《讀論語孟子法》有：「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又有：「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盡多也。』」 這兩條都可以作為「凡例」來對待，而且這兩條對於讀書，尤其是《論語》、《孟子》，總是有指導性意義的。
「凡例」到底是什麼樣子呢？它的作用是什麼？「後世圖書凡例多指圖書編撰者編撰圖書之時所遵循的各種編撰原則、規範或方法，包括作書意圖、選錄標準、編排體例、數據來源、遣詞用字、符號使用等等。唐代以後，圖書編撰者常將本書凡例列專文進行說明，凡例由此成為專篇的說明性文字。」 那麼，「凡例」最初的意義是什麼呢？
《說文解字》「凡」條曰：「最括而言也。」段玉裁注曰：「最者，積也，才句切。括者，契也。契者，束也。契者，麻一貴，束之成一貴也。最括者, 總聚而契束之也。意內言外曰詞，其意最括, 其言凡也。《春秋繁露》曰：號凡而略，名目而詳。目者，遍辮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構，秋曰嘗，冬曰蒸。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鬼、冬狩。按《周禮》多言凡。六典，凡也。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目也。鄭注, 言最目者, 言其總數也 。若其它言凡祭祀、凡賓客、凡禮事、凡邦之吊事，言師掌官承以治凡，亦皆聚括之謂。舉其凡，則若網在綱。杜預之說《春秋》曰：傳之義例，總歸諸凡。凡之言淪也，包舉泛濫一切之稱。」可見，從具體的許多事情中，總結出一定的規律，就是「凡」，是對一類或者許多事物的泛稱。因此，這其中，暗含著總結的意思。
同時，《說文解字》云：「例，比也。」段玉裁注曰：「漢人少言例者。杜氏說《左傳》乃雲發凡言例。例之言迾也，迾者，遮迾以為禁。經皆作列、作厲，不作迾。」可見，同類的事物以類放在一起，並且把不屬於這一類的事物排除在外，就是「例」。
這樣總結來看，上述給出的定義也並不是那麼嚴謹了。「凡」與「例」都是對事物進行的分類研究，「例」是初步的分類，結果是屬於與不屬於的關係。而「凡」在是在同類的事物當中，對它們的共同特徵進行總結、歸納，往往能夠以一而涵蓋一大類。這樣「凡例」連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指對事物的分類、總結與歸納。那麼剛才的定義所闡發的則是在這一最初意義上的深化與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有一定的過程，尤其在中國古代這樣一個不太講究邏輯、分類和概念的時代。因此，在「凡例」發生變化與發展的同時，作為最初意義的分類與總結還是存在的。有時候，甚至會出現最初意義在發展與變化中時進時退而又模糊不分的情況。
《論語集注》中的「凡」字大可分為兩類：一是總共的意思，多數出現在章節開始，如《學而》「凡十六章」，《為政》「凡二十四章」等都是這類用法。還有一種就是「凡例」，這裡以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十六「凡例」為代表，並將其劃分為四類進行分析。
1、為明禮而立的「凡例」
禮樂文化一直是孔子的政治和人生追求，他更是以負載自己理想的《春秋》自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朱熹對於孔子的這種精神，是十分服膺的。因此，對《論語》中禮樂文化態度的解讀，是朱熹關注的重點。《為政》：「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民，則民不服。』」朱熹注曰：「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 劉寶楠認為：「稱孔子者，凡卑者與尊者言，當備書也。」這樣連貫起來看，因為孔子推崇周禮，他作為大夫，對於尊貴的國君，要稱呼孔子才能表現出對哀公的尊敬。朱熹的這個解讀，把對國君的態度以及禮節，都很好地表現出來了。而且由此形成「凡例」，貫穿整部書。後面的哀公問、齊公問等的時候，都是以「孔子曰」來作答的。
對於僭越違禮的事情，孔子向來是很鄙夷的。朱熹在註解《論語》時，除了要明禮，還要斥責那些違禮僭越的行為。《八佾》：「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何謂也？』」朱熹注曰：「室西南隅為奧。灶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屍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灶，則設主於灶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屍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灶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這裡面，對於禮的敬重，對禮的儀式的闡明，是朱熹對孔子思想的深層解讀。對周禮中祭五祀的禮節，朱熹給予了相當詳細的闡發和論證，從而與孔子崇禮的思想相輔相成。因此，對於該祭祀禮的發凡，就是這種思想的實踐。
孔子以禮樂文化教育弟子，但是當社會中出現了與此相悖的事情時，其弟子總會以所疑向孔子求答。而孔子的答案總是以禮樂文化為出發點，通過對問題的全方位的考察來解讀弟子的疑惑。《公冶長》：「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朱熹注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因為孔文子的事跡也有許多不光彩的地方，而「文」的諡號又十分榮寵，所以弟子們的疑心也是正常的。孔子從諡法的源頭來追述「文」這個諡號的又來。並且從人性的角度「發凡」，啟發弟子，要謹慎學習。
另外，當孔子沒有按照應當遵守的禮節來實行的時候，他也會給出自己的解釋，以示自己對禮的重視。《鄉黨》：「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朱熹注曰：「範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這雖然是轉引自範氏的話，但在「凡例」的意義與功能上，與之前的「凡」並沒有什麼不同。國君或者大夫等尊者賜給禮物，按照禮法一定是要嘗一嘗，然後拜謝的。但是，孔子並沒有完全按照這個禮法來辦，然而他馬上就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一般人看到這個故事而不知道有這樣的禮法存在，就會覺得莫名其妙。尊貴之人賜了東西，孔子拜謝後也就完成了這件事。為什麼還多此一舉地加上後面半句話招人嫌呢？通過朱熹的註解，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孔子對禮法的重視，即便小小的一點細節問題，他都會給出自己的解釋。希圖能夠完全按照以禮的要求來立身安命，從而由己及人，創建出大同的理想社會。
2、為探求孔子情感態度而立的「凡例」
朱熹對於聖人孔子的語言有自己的理解，並且從孔子的語言中，推測出其內在的思想感情與人生態度。這在《論語集注》中，幾乎隨處可見。《論語集注》中比較有特色的出現方式是「愚謂」、「深切」、「譏」、「發此嘆」、「嘆之」、「嫉」等等，這種字眼，差不多每一條目的解釋中都能看到。朱熹是深含著情感來註解《論語》的，因此他筆下的孔子也是感情豐富的。因為內容太多，茲不再舉例。另外，還有一種就是「凡言」、「凡」等，是朱熹制定的一種規範化的解讀《論語》的方式。即從一個字詞出發，通過分類、總結，然後不斷驗證，達到一種確定的意義，來把握孔子的情感和態度。《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朱熹注曰：「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這裡面，對於「可」字的剖析，就讓人深深佩服朱熹十分深厚的註解功力。這深厚不僅在此一點，更有甚者，對這個字的解釋是貫穿整個文章中的。《雍也》：「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朱熹注曰：「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在第二次出現「可」字時，朱熹並沒有給出具體解釋，而其意思已經融合在其中了。那是因為，「可」字在第一次出現時，就已經有一個「凡例」來指導我們的理解了。這樣貫通「凡例」來解釋，此類的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詩經》的地位在《論語》中屢屢被強調，如「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等等。而朱熹對於《詩經》也是情有獨鍾，他對《詩經》中的風雅頌的功能也有自己的理解。《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熹注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在孔子第一次談論《詩經》，即《論語》中出現第一處談《詩》的地方，朱熹就對《詩》立了一個規定、凡例，並由此貫穿自己對《詩經》的基本認識。《子路》：「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朱熹注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頌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即是對這一凡例的發揮和補充。
對於《論語》中的一類詞語或者態度，朱熹總是從類別的標準來總結、分析。《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朱熹注曰：「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孔子是非常謙虛的，不像孟子「夫欲平治天下，捨我其誰」般狂傲。朱熹更是站在教育普通士子的角度來解讀孔子的自謙，夫子自謙是為了勉勵學子。
對於孔子所否定的行為，朱熹也是持批判態度的。《述而》：「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朱熹注曰：「三者皆虛誇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三者是指「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像這三種情況，是不可有恆心的。因此，對於這三種人的態度，孔子的認識是「難乎有恆矣」。朱熹以此為「凡例」，更加重了這種分量，雖然有絕對化的傾向。
3、為弘揚理學而立的「凡例」
朱熹是「程朱理學」的提倡者與弘揚者，他對「理學」以及「理」的推崇幾乎出現其著作中的每一頁。而藉助對古籍的解讀來提倡他的學說，可以說是他最常用的方式之一。《論語•學而》：「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朱熹注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這裡朱熹以「理」替換「道」，展現出弘揚「理學」的傾向。而從這裡面出現的一個「凡」字，又可以看出對於「道」的強調以及由此而對「理」推崇，這也是朱熹註解《論語》乃至整個「四書」的思想的出發點。因此，對於這樣的核心哲學概念，朱熹在《論語》第一章就下了如此定義，以表示自己的獨特理解，而且此「凡」字也具有「凡例」的功能與意義。
朱熹對於理的尊崇不單單在以理替換道上，通過對某些特殊詞語的考察，他認為其中也暗含著尊崇天理的思想。《為政》：「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朱熹曰：「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又引程子曰：「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述而》：「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朱熹注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入浮雲之無有，默然無所動於其中矣。」《子路》：「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隠，子為父隠，直在其中矣。』」朱熹注曰：「父子相隠，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同是對「在其中」的解釋，朱熹對於理學、天理的強調始終如一。可見此「凡例」的意義。
不獨提倡天理，對於天理的反面的一些不好的思想，朱熹總是給予猛烈的批判。《雍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朱熹注曰：「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朱熹認為利益會傷害天理，而且還由此推向了極端，天理會被各式各樣的利益所傷害。因此，朱熹以此附會孔子的思想，認為孔子對於利的否定是因為它們損害了天理。
4、其它類「凡例」
對於百姓的生活，孔子是非常關心的，朱熹的解讀在民本思想上更進一步。如在某些時候，孔子的很多言行也表現出在他比統治階級更在意百姓人們的生活。《子路》：「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朱熹注曰：「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朱熹更是承接著孔子對百姓的仁愛之心，所以對於百姓日食之間的所有事情，都要能夠身先士卒，甘做榜樣。或許孔子更重要的是從統治階層的利益出發的，但是朱熹以此為「凡例」，更見朱熹的民本思想比孔子又進一步。
《論語》中有許多篇章是重複出現的，而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朱熹也是通過凡例來表達的。《憲問》：「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朱熹注曰：「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對於重複出現的章節，朱熹的註解分成兩類：一是完全重複的，如《子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就直接註解「重出」，而不作其它解釋。一是文章稍有差異的，如剛才的例子，朱熹就針對這種情況做出自己認為合理的解釋。在這一章裡面，對於才能的強調，更見孔子反覆叮嚀之意的解釋，基本上還是可以說通的。另外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孔子對眾多弟子都說過類似的話，因為彼此都不太重複、稍有差異，因此全部保留，這也是可以講通的，但是朱熹的解釋無疑會使人眼前一亮，對於《論語》和孔子的認識則更加深入。
關於季氏家族的事情，朱熹所作的某些推斷也是很有啟發的。《季氏》：「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朱熹注曰：「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朱熹的註解認為冉有、季路是季氏的家臣，所以季氏家族的事情，他們兩人都會向孔子報告的。因此，據此推斷季氏沒有討伐顓臾。雖然沒有確鑿證據，不過這種分析卻是有理有據。
此外，還有一些不可詳考的事件，《論語》裡面也有記載。朱熹對這樣的情況也有自己獨特的處理方式。《季氏》：「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朱熹注曰：「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朱熹在從當時的環境和材料出發，來考察當時的事件。或者來歷不明，或者缺少材料。但是朱熹又害怕人們因此對孔子產生誤解，所以在這裡立一「凡例」，對這一類的事情進行概括化總結分析。
同時，《子張》：「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朱熹注曰：「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在朱熹的註解中，他認為周文化是孔子所繼承和發揚的「六經」。所以，他才說這些東西都還存在著，而且他堅信這些東西都保存下來了。
最後，還有最特別的一種凡例是《論語集注》的體例安排原則。首先節錄《論語》正文，然後第一部分是讀音解釋，第二部分是文章大意簡介，最後是採納一些名家名言，左證或者充實自己的闡釋。在這些內容之後，還有朱熹自己的按語，擴充朱熹對待該問題的看法。這裡面除了文章內容的解釋之外，明顯多了一點音義字詞的解釋。這是朱熹讀書治學的心得。如《朱子語類》卷十九有：「《集注》且須熟讀，記得。」 「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這樣的觀點，俯拾皆是。《近思錄》有：「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就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陳榮捷又注曰：「東正純曰：『諸子注諸經，先釋其詞，而後及其義。蓋據程子此語為定本也。』」這句話也是此種體例的最佳證明。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朱熹在《論語集注》的註解內容中，已經出現了相當自覺的「發凡起例」意識。但是另一方面，在體例中，他並沒有把這種精神以「凡例」的形式單獨放到前面或者後面，以示強調。這就是第一部分中所說的渾沌不分的狀態。然而經過逐條對比、分析、解釋，我們卻能夠發現為明禮而立的「凡例」、為解釋探求孔子情感態度而立的「凡例」、為弘揚理學而立的「凡例」以及其它類「凡例」等四類「凡例」的存在。這些「凡例」和後代的書目凡例雖然稍有不同，但在對著作從意義到功能等方面的影響，卻絲毫不亞於書目凡例。因此完全可以把他們當作一種「凡例」，與杜預所說的《左傳》中的「凡例」相題並論。而這四類的發凡起例，對於《論語》的注釋與理解，都是十分重要的。
這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朱熹講解《論語》的數據並不是這一種，《論語或問》、《朱子語類》以及相關書信裡面也有很多關於朱熹對《論語》的看法，但是，其中大多是就弟子的發問而闡發其中思想、義理，或者對比前代諸家之解釋，從而獲得一種合理的評判和理解。因為這些數據多是講學的整理稿，沒有系統的統貫全文的體系和結構，故沒有形成如《論語集注》般系統的觀點和原則，且朱熹花費得更多功夫的是《論語集注》。因此，把《論語集注》當作一個研究對象單獨列出討論，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朱熹對經書典籍的解讀，不獨《論語》有自己的體例，《詩集傳》的解釋也有一定的「凡例」可循。如《關雎》：「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後凡言興者皆放此。」《葛覃》：「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後凡言賦者皆放此。」《螽斯》：「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後凡言比者皆放此。」等等都是這樣的。
總之，對這些「凡例」的解釋，不僅有助於理解孔子的一些言行舉止、情感、態度，亦能夠看到朱熹的一些發揮和個人獨特的感悟，還可以看到朱熹在解釋《論語》時所秉持著的一定原則和方法。雖然也確實有一些牽強附會，但總體而言，瑕不掩瑜，是一本比較好的《論語》註解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