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閱讀、寫作時遇到不知道讀音的生僻字詞，我們一般都會去查字典詞典。那麼，編寫字典、詞典的人是怎麼知道每個字的讀音的？或者說，字典、詞典裡注出的字音是從哪裡來的？
字詞典的讀音，主要有三個來源：一個是古代文獻，一個是民眾口語，還有一個是方言語音。
早在先秦時期，為了教貴族子弟學習語言文字，為了幫助人們讀懂前人留下的經典著作，開始了對文字字形、字音、字義的講解注釋工作——後來發展為我國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即「小學」。早期給文字注音的方法，有描繪、讀若、直音等。東漢末年，出現了用兩個字給一個字注音的反切法。大致方法是，上字取聲母，下字取韻母兼聲調。從此，文獻注釋、韻書、字典大量運用這種較為先進的注音方法。經過歷代語文學家尤其是音韻學家、文字學家們的不斷努力，基本上做到了每個字都有相應的反切注音。個別未經收入字典的冷僻字，也可以根據語音演變規律，給他們配上相應的反切。
當然，語音隨時在發生著變化，古書裡注出的字音，有些不能簡單地照搬過來，而需要根據語音演變的規律，進行「折合」。例如，「冬，都宗切」，冬字可以根據普通話讀音，直接拼出正確讀音，d（u）+（z）ōng=dōng。但「東，德紅切」，東字就不行了，需要略加改變， d（e）+（h）óng，反切下字紅古代是平聲，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是陽平，古代平聲調不分陰陽，北京話中的分化規律是「清陰濁陽」，「德」字是清聲母，所以，最後切出來的讀音應該是陰平調。「同，徒紅切」，表面上看，能直接拼切出正確讀音。而實際上，古今讀音是不一樣的，「徒」字古代讀濁聲母，現代讀清聲母。
此外，有些古代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般也承襲古書注音。例如：冒頓mòdú，古代匈奴人名；金日磾jīmìdī，漢代人名。
並非所有的字、詞，都是古書裡記載、收錄過的。隨著社會的變化，會出現許多新鮮事物，語言中也會相應地出現許多新鮮的字詞，新鮮的讀音。對於這一類字音，編寫字詞典的時候，就只能從民眾口語中吸收。例如「搞」、「甭」兩個字，前者來自南方地區的「攪」，後者來自「不用」的合音，它們的歷史都不長，古書裡都不見收錄。因此，字典詞典就根據實際讀音注了gǎo、béng的音。
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語即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但是，普通話跟各地方言之間並不是絕緣的，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普通話會不斷從方言中吸收詞語。因此，勢必會有方音進入普通話。例如，弄lòng，弄堂，小巷，小胡同；冇máo，沒有；就分別來自上海、廣東等方言。
還有一些方言區的地名用字，讀音與別處不同。為了尊重當地習慣，也為了避免所指不一導致交際困難，一般採用當地人的讀音。例如江蘇的六合、安徽的六安，其中的「六」都讀lù的音，不讀liù的音。
通常情況下，古書裡的注音、當代民眾口語的讀音，會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有一些字，也會出現差異，甚至背道而馳。這個時候，何去何從，就會有個取捨的問題。有人說，這事很簡單，按照大多數人的實際讀音就可以了。實際上，事情並非如此簡單。首先，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哪一種讀音佔人口多數，往往難以確定。其次，有些字音，說的人很多，但明顯源於訛誤，例如念半邊字。採用這種字音，容易給外人一個沒有文化、民族素質不高的印象。另外，語音系統要求內部相對統一，以人數多寡定取捨，勢必摻雜不同方言，造成混雜紛亂。例如，漢語各方言中，聲母「舌尖前」「舌尖後」即z、c、s和zh、ch、sh分開的人數，不如不分開的多。難道，普通話不分舌尖前後音？「四是四，十是十，十四不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念成「四是四，四是四，四四不四四四，四四不四四四」也基本算對（馬虎一下，不計聲調）。總之，在古書注音與民眾口語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候，是需要考慮諸多因素和情況的。
除了上述來源，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字音，還有一種來歷，可以稱之為「人造字音」。指的是，它們既不是從古書注音折合而來，也不是直接來自當代民眾口語或方言讀音，而是語言學家為了某種需要專門創造出來的讀音。例如，傣dǎi（我國少數民族），癌ái（生物體細胞由於某些致癌因素的作用，變成惡性增生細胞所形成的惡性腫瘤）。前者原本就是「泰」，字形上，加人旁，讀音上，聲母由送氣變不送氣，都是為了區別於泰國的「泰」；後者原本字形字音均同「巖」，讀yán音，為了避免「癌症」與「炎症」同音，造成交際不便，語言學家根據某些北方方言「癌」字有讀ngai之類的音，而不是ngan、ngam之類的音，創造出ái的音。當今港臺地區、許多南方方言區、內地的一些老輩人，還是說跟「炎症」一樣的音。傣dǎi，癌ái，這兩個字音，創造的時間都不到一百年（後者只有五十年左右），來歷確鑿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