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需要注意，或者也是值得當下借鑑的，是西南聯大對包括學生住宿在內的校務實行民主管理的辦法。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大學》中頗為自豪於人們稱頌西南聯大為「民主堡壘」。可以說，西南聯大的民主作風也表現在對學生住宿的管理上。在學校的生活和學習中，學生只要不違背抗日救國大局，不妨礙學校秩序和公益，遵守學習制度，其他就沒有什麼限制。在這樣一種只要遵守「底線規則」就可以自由成長的民主氛圍中，學生的主體性得到了發揮，個性表現得到了尊重。比如，即使住宿空間有限，但學校管理者對於學生「天馬行空，隨性而為」的布置，往往也不會阻攔禁止。以至於西南聯大的「壞學生」汪增祺在《新校舍》和《雞毛》中，都描述了以下這段宿舍裡的軼事：「學生並不老老實實地讓雙層床靠牆直放，向右看齊，不少人給它重新組合，把三張床拼成一個U字，外面掛上舊床單或釘上紙板，就成了一個獨立天地，屋中之屋。結鄰而居的，多是談得來的同學。也有的不是自己選擇的，是學校派定的。我在二十五號宿舍住的時候，睡靠門的上鋪，和下鋪的一位同學幾乎沒有見過面。」、 「一般說，學生搬床位，調換宿舍，學校是不管的，從來也沒有辦事職員來查看過。」[7]
學校雖在1939年成立訓導處，但由訓導長、教務長、各院院長、各系主任及各導師共同組成的訓導處更注重的是自治的啟發與同情的處置，以實現嚴整的生活，造成誠樸的風氣。
所以，西南聯大的學生住宿管理主要是通過學生自治會、學生社團和學生自主活動來進行的。這種做法有利於增強民主的西南聯大學生的求學欲望，有利於使訓導工作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體現了聯大以學生人格的培養和完善為教育目的的教育理念。[8]
現在回首，無論與當時的西北聯大等高校進行橫向對比，還是與當下的高等教育進行縱向對比，西南聯大的教育無疑是相當成功的。雖然，我們也可以討論，其成功固然有當時的師生集體「知識圖存，求學報國」的熱血澆灌，但是，這與當時的管理者在捉襟見肘中踐行的理念也是絕然分不開的。從今天的史料，尤其是從親歷者的回憶可見，艱難困苦之中，三校聯合的最高管理者和大師們在進行校務管理時，不唯親、不唯私、不唯上，而只唯「為國家和民族保留好讀書種子，育好人才」的理念。這樣的理念，既樸素，也高尚。當時所實行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包括學生住宿管理的制度，能夠集思廣益，在物質艱難之中，師生仍能精神飽滿，教師全心育人，學生求學上進，這也是取得光耀中國教育史的豐功偉績的最直接原因。
行文至此，環顧周邊的棟棟高樓，再談所謂「大學」、「大樓」與「大師」，總是感覺有些蒼白無力。西南聯合大學時期的住宿，當然與其當時的歷史條件分不開，與西南聯大當時本身的特色分不開，但正是那種「物質艱難，精神飽滿」的時代特性，使人們忽略了所謂「大樓」的意義，這既成就了一個個個體，也成就了一個教育史上的「神話」，也使我們今天在尋訪西南聯大之後，重拾大家常議「大師」與「大樓」的話題。
[1] 洪德銘：「西南聯大的精神和辦學特色」，載《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1期。
[2] 註：教員多根據學校來源聚團居住，如北大人多居於北郊龍泉鎮一帶，清華人則集中於西北郊的大普吉。
[3] 廣少奎、劉京京：「衝突與緩和：西南聯大內部矛盾論析——兼論「聯大精神」之實質」，載《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4月第４期。
[4] 汪增祺：「新校舍」，載《名作欣賞：鑑賞版》（上旬），2014年第6期。
[5]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一九三七——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華、南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頁。
[6] 政協雲南省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8頁。
[7] 汪增祺：「新校舍」，載《名作欣賞：鑑賞版》（上旬），2014年第6期。
[8] 熊朝雋：「西南聯大的辦學作風及學生風貌」，載《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6期。
編輯：段倩文
作者：北京大學公寓中心副主任 王太芹
素材來源：北京大學公寓師生西南聯大調研實踐活動感思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