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上，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奇蹟：
她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悄然誕生，因戰火而生，雖然顛沛流離，卻充滿傳奇；
她只存在了短短8年零11個月，卻一直為後人敬仰，其條件之艱難，師生之卓越，都是空前絕後，後人無法複製。
抗日戰爭爆發後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被迫南遷
1937年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翌年，遷徙昆明
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門（資料照片）
在這一片簡陋的校舍中
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陳寅恪、
錢穆、錢鍾書、楊武之、華羅庚、
陳省身、馮友蘭等大師名家匯聚於此
80多年過去
西南聯大走進了歷史
卻留存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中國高等教育的火種，
生生不息，代代傳延。
國難危機的時候，
我們的教育精華
輾轉周折聚集在這裡，
形成精英薈萃的局面，
最後在這裡開花結果，
又把種子播撒出去。
文化關乎著一個民族的興衰，
到底什麼是文化，
可以去西南聯大歷史中尋找。
人是不可以忘本的，
應當去了解歷史，銘記歷史，
並且應當從歷史中
汲取有價值的東西，
以此來警示和激勵自己！
追尋那未曾消失的西南聯大，
今天回望，更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
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歲月裡，多所大學為保存和延續高等教育火種，歷盡千辛萬苦南遷西遷，在艱苦困頓的歲月裡堅持辦學，培養國家建設所需的棟梁之材。
復盤當年的大學遷徙之路，總的方向就是：向南，向西，向還能放下書桌的地方去。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兩地的大學面臨滅頂之災。8月28日，在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倡議下，國民政府教育部授函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三校校長，籌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
1938年2月18日，聞一多先生為文學院的師生上了最後一課，他說：「中國，不是法蘭西，因為，中國永遠沒有最後一課！」轉天，師生們召開誓師大會，開始分路前往昆明，其中最為艱苦的一路由黃師嶽、聞一多、袁復禮等男教師和210多名男同學組成，他們徒步行程3000餘裡，歷時68天，書寫下中國教育史上的偉大「長徵」。
在昆明，長沙臨時大學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於5月4日開課，一直到1946年5月4日北上，整整8年時間。聯合大學在昆明城西北地臺寺附近購得124畝荒地(今雲南師範大學校址)，梅貽琦請梁思成夫婦設計校舍。由於經費困難，校舍一律建成平房，宿舍為土牆茅草頂，教室和辦公室為鐵皮頂。當時還是學生的楊振寧回憶，教室在下雨的時候，叮噹之聲不停。地面是泥土壓成的，幾年之後，滿是泥坑。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掉。由於經費極其困難，甚至到了1944年，學校要把鐵皮頂賣錢來維持辦學開支！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聯合大學卻取得了令世界矚目和驚嘆的成績。
據記載：聯大共聘任教授302人，個個都是聲名顯赫的大家，如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羅常培、馮友蘭、王力、羅庸、向達、潘光旦、朱光潛、湯用彤、沈從文、錢穆、金嶽霖、陳貸孫、張奚若、錢鍾書、劉文典、費孝通、吳有訓、葉企孫、陳省身、華羅庚、吳大猷、周培源、趙忠堯等。正如校長梅貽琦所說，「所謂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大師們以「剛毅堅卓」的精神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傑出人才，僅自然科學方面就有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屠守鍔、郭永懷、陳芳允、王希季、朱光亞、鄧稼先，解放後獲得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的院士近百人。聯合大學的學生們為中華民族及全人類都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林語堂評價西南聯大，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楊振寧說，西南聯大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礎。
汪曾祺說，這是一座戰時的，臨時性的大學，但卻是一個產生天才，影響深遠，可以彪炳於世界大學之林，與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平列而無愧色的，窳陋而輝煌的，奇蹟一樣的，「空前絕後」的大學。
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甚至認為：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這所被譽為「教育界的珠穆朗瑪峰」的名校，就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其後，北京大學的沙灘紅樓一度被日軍所佔，其地下室成為日本憲兵隊監禁愛國志士的「撒旦統治的地獄」——平津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飽遭摧殘和凌辱。
7月29日下午，即有日軍在清華園內穿行。數次來校搜查後，日軍開始強佔部分校舍，劫掠校產，直至將校產保管委員會人員驅逐出校，侵佔了全部清華園。
幾乎在北平淪陷的同時，日寇於7月29日、30日連續兩天有預謀地對南開大學及其附屬的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進行輪番轟炸。轟炸後，又派兵縱火焚燒。昔日寧靜秀美的南開校園，在日寇的炮火下變成一片廢墟。
為躲避戰火，保存教育火種,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南開大學先是被迫南下遷至湖南，組合為長沙臨時大學，後又遷往戰火暫時未波及到的西南邊陲城市昆明，於1938年組建成立西南聯合大學。
1938年2月，西南聯大師生們從長沙西遷至昆明，曾有3條路徑：一路乘火車至香港，再渡海至越南，乘火車沿著滇越鐵路進入雲南；一路沿鐵路乘火車至廣西桂林，再乘汽車進入越南，再從鐵道入滇。
而對於經濟條件欠佳的師生而言，最省錢但也最艱苦的路徑，則是由長沙出發，徒步行走至昆明。
於是，在68天的時間裡，自稱「湘黔滇旅行團」的267名男同學和11位中青年教師，跨越湘、黔、滇三省，翻過雪峰山、烏蒙山等山嶺，步行3600裡，終抵達昆明，被稱為教育史上的「長徵」。
這一場曠世的文人長徵，不僅保存了中國文化的精英血脈，更開啟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壯麗探險」。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西南聯大」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https://bwg.ynnu.edu.cn/info/1052/1400.htm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兩地的大學面臨滅頂之災。8月28日，在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倡議下，國民政府教育部授函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三校校長，籌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
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籌備和遷移，1937年10月25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正式開學。11月1日學生開始正式上課，這一天也被定為西南聯大校慶日。截至11月20日，在校學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華學生631人、北大學生342人、南開學生147人，新招學生114人、借讀生218人；教職員共有148人。
同年，持續三個月的淞滬會戰於11月戰敗，12月，南京陷落，日軍進逼武漢，長沙岌岌可危，長沙臨時大學決定分三路西遷昆明。
1938年2月19日，師生在長沙韭菜園的聖經學院（為臨大所租借的教學樓）召開誓師大會，隨後分三路開始西遷。
由於戰時內地交通困難，女同學和體弱男同學，乘火車由粵漢鐵路到廣州，經香港、越南入滇。
第二路由陳岱孫組織，從長沙經桂林、南寧、越南河內和滇越鐵路進入昆明。
第三路為湘黔滇旅行團，團長為東北軍黃師嶽中將，有三位軍官分任參謀長和大隊長。學生284人組成18個小隊，教師11人組成輔導團，黃鈺生、曾昭掄、李己侗、聞一多、袁復禮等五位教授組成指導委員會，由黃鈺生任主席。師生們一路翻山越嶺，曉行夜宿，徒步行程1300多公裡，歷時68天，橫穿湘黔滇三省，這支隊伍是西遷路途中最艱苦也是遷移時間最長的一隻隊伍。
湘黔滇旅行團於1938年2月20日乘船從長沙出發，沿途經過的主要城鎮有湖南的益陽、常德、桃源、沅陵、新晃，貴州的玉屏、鎮遠，貴陽、鎮寧，雲南的平彝、曲靖。
4月2日，湘黔滇旅行團即將抵達昆明之際，校方奉教育部電令改稱長沙臨時大學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的歷史由此拉開序幕。
1938年4月28日，由三校師生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成員帶著風塵與疲憊，到達西南邊陲城市昆明，完成了中國現代史上一次頗具意義的「文化長徵」。
這是一次浪漫又務實的旅程，算是教育界的一次「小長徵」。所有的學生不僅在筋骨上面得到了鍛鍊，還讓他們對中國內地老百姓的生活有了特別清晰的了解，並且直接產生影響。有一個學生，自己從來沒有去過中國內地，在旅行團中第一次看到中國內地老百姓為了照明，只能點煤油燈，最後就去學了水利發電技術專業。其實在戰火中遷移成立的臨時大學遠不止西南聯大，目前中國大學的分布格局都與這一教育史上的壯舉有著重要聯繫。
在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戰中，中國多所大學在戰火紛飛中抗爭、遷徙，保存教育實力。
1937年10月，中央大學開始遷往重慶沙坪垻，醫學院及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遷成都華西壩。屢經周折，1946年遷回南京，現為南京大學。1938年2月，國立武漢大學決定遷往四川樂山。1946年6月，武漢大學從樂山遷回武昌珞珈山，現為武漢大學。
世人多知西南聯大，但卻不知當時還有一所西北聯大。1938年，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從北京遷往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1938年春，西安臨時大學遷至漢中，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
7月，國立北洋工學院、私立焦作工學院、北平大學工學院和國立東北大學工學院在漢中組建國立西北工學院。
抗戰勝利後，西北工學院大部分師生返回天津，復名為國立北洋大學，現為天津大學。同年7月，焦作工學院在河南洛陽復校，後與多校合併發展為今天的中國礦業大學。東北大學工學院遷回東北，現為東北大學。其餘力量留在陝西，現為西北工業大學。
1939年北平師大改為國立西北師範學院。1940西北師院遷往甘肅蘭州。1946年春，學校師生部分遷回北平，現為北京師範大學。部分留在西北，現為西北師範大學。
早在1936年6月，中共中央於瓦窯堡創辦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1月，紅大隨中共中央機關遷至延安，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新中國成立後，在幾所院校合併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為今天的國防大學。
「七七事變」後，同濟大學遷往浙江金華。同年11月，學校遷往江西贛州、吉安。1938年7月，同濟大學遷往廣西賀縣八步鎮。同年冬，再次遷往雲南昆明。1940年10月，同濟大學遷往四川宜賓李莊。1946月，遷回上海。現為同濟大學。
浙江大學遷至天目、建德。1937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底，浙大師生從浙江建德遷往江西吉安、泰和。1938年10月底，三遷至廣西宜山。1940年初遷至貴州遵義、湄潭等地。1946年秋，浙江大學師生全部遷返杭州，現為浙江大學。
1938年10月，中山大學遷往雲南澄江。1940年，從雲南澄江遷往粵北部坪石鎮。1945年遷回廣州原址複課。現為中山大學。
1937年9月，日軍侵犯廈門，廈門大學被迫遷往鼓浪嶼；11月間，學校決定遷往福建西部的長汀，並於次年1月抵達。1946年6月，廈門大學校本部開始遷回廈門，現為廈門大學。
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共主校務。1938年5月4日,西南聯大在昆明正式上課，分理、工、文、法、師範五學院,共26個系,兩個專修科,1個先修班;學生總數3000人,規模之大,在抗戰時期堪稱全國第一。西南聯大匯集了一大批著名專家、學者、教授,師資充實,人才濟濟,融合了北大的「兼容並蓄」之風,清華的「嚴謹求實」之風和南開的「活潑創新」之風。
戰時的昆明，物資貧乏，條件艱苦，時有日軍空襲，在這樣的狀態下，聯大師生保持樂觀態度，一絲不苟的學習、科研，在艱苦的環境下為國家培養了一批批的棟梁之才！
物質資源的匱乏，國破家亡的悲憤，前途命運的憂思，苦難構築群星閃耀的學術高原！
在戰火中求存的西南聯大物質匱乏，學生的校舍、食宿都得不到保障。
這是昆明西門外的一塊墳地。1938年8月9日，聯大聘請梁思成、林徽因為校舍建築工程顧問。兩人欣然受命，一個月後，一個一流的校舍方案展現在梅貽琦常委面前。但因學校經費不足，設計方案被一再修改：高樓改成矮樓，矮樓改成平房，磚牆變成土牆……
梁思成、林徽因攜子女與聯大教授周培源、 陳岱孫，金嶽霖，吳有訓等合影
鐵板房、幹打壘的牆、木格的方窗子上糊著竹紙。
迫於無奈，學生住的是草頂土牆的房子，遇上雨天頗有 「床頭屋漏無幹處,雨腳如麻未斷絕」的意思；而且往往是三四十人一間宿舍，十分擁擠。
教室則以鐵皮作頂，下雨時叮叮噹噹的聲音響徹教室。一次，經濟系教授陳岱孫先生上課遇著雨天，只能在黑板上寫「下課賞雨」四字，等雨停了再接著講學。1944年，學校財政困難，不得不把教室的鐵皮頂賣掉，也換成茅草頂。
1938年至1944年，日本飛機先後281次襲擊雲南。穆旦先生的詩中說：在轟炸的時候，整個城市投入毀滅，卷進了海濤裡，海濤裡有血的浪花，浪花上有光。
聯大財政困難，當時的聯大師生更是「窮得連搶劫犯都懶得多看一眼」。
梅貽琦職位在政府可與總理平級，但他賣掉了汽車，辭退了司機，為了組建承攬工程與項目的學生服務社，以賺取外快貼補教師們的困苦生活，他幾乎賣光了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聞一多白天給學生講課，空餘時間便刻章賣錢。他不好意思自己寫廣告，其他教授替他在報刊上發表《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梅貽琦、馮友蘭 、朱自清、潘光旦等十餘位教授在文章後邊籤字。
物理學家趙忠堯在家裡自製「中和牌」肥皂；化學系的高崇熙栽劍蘭拿到市集上賣；航空系主任王德榮和化工系主任謝明山聯合研製出了「西曼」墨水；教授夫人們做手帕、手袋和繡品以出售補貼生計，梅貽琦校長的夫人韓詠華也親自做起了米糕到市集上賣，取名為「定勝糕」，說抗戰一定能勝利。
據歷史學者胡邦定回憶，到抗日戰爭後期，老師的生活比學生更苦。聞一多穿著的灰布長袍是別人給的，朱自清披著一件「趕馬人的披肩以禦寒」。他親眼見過吳晗提著一個菜籃子在市場裡轉悠，「找最便宜的菜買」。戰爭期間，物價不斷上漲，多數老師都是拖家帶口的，日子十分艱難。
雖然清苦，但師生們一片剛毅堅卓。為躲避日機轟炸，教授們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幾十裡路來上課，但從不遲到。在這樣艱難的8年裡，華羅庚完成了《堆壘素數論》，馮友蘭做了「貞元六書」，金霖寫出了《知識論》《論道》。物理學者吳大猷，乾脆把北大的大型攝譜儀零件都搬來了雲南，在一個破廟裡把儀器裝好，領著團隊繼續做研究，寫出了《多元子質結構及其光譜》，那是一本「世界物理方面的高水平著作」。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西南聯大務實又浪漫，艱苦而活潑，大師星布，盡顯風流。在日本飛機的轟鳴聲中，他們不斷思考著歷史的變遷和民族的興亡。
中文系教授聞一多開了十來門課：詩經、楚辭、唐詩、古代神話等。最「叫座」的課是古代神話。不單中文系、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
這所很窮很破的大學，匯聚了300多位中國最負盛名的老師。雖然條件艱苦，但是用潘際鑾的話說，它具備的師資條件，與學生的成材率，卻是空前絕後的，「無法複製」。這裡擁有多位「學術第一人」：
陳寅恪，中國懂得世界文字最多的人；
吳澤霖，上世紀40年代提出「中國人口已經相對過剩」的第一人；
金嶽霖，把「形式邏輯」引進中國的第一人；
吳宓，中國開創比較文學的第一人；
錢端升，中國政治學的奠基人；
葉篤，中國氣象學、大氣科學的奠基人；
馮景蘭，中國礦床學的奠基人；
華羅庚，美國科學院120年來的第一位中國籍院士；
楊石先，中國研製農藥的第一人；
湯用彤，世界上能開三大哲學傳統(中、印、歐)課程的第一人。
……
西南聯大文學系全體師生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遊國恩，羅庸，許駿齋，餘冠英，王力，沈從文。學生的學習條件也相當艱苦，他們鑽研學習卻愈發有勁頭——買不起課本，同學們相互借閱抄錄；學校裡沒有燒水的設備，熄燈早，學生便去茶館學習，那兒有燈，有水。
西南聯大當時有非常嚴格的選修制和學分制。在學校想選什麼課、挑哪位教授來教，都由學生自己決定。只不過，課程的進度不能跳著來，一門課考不過，就不能修下一個階段的課程，要一直重修下去，直到拿到了這個學分為止。
雖然不會淘汰或開除學生，但是不及格的學生必須一直修，一直考下去。西南聯大成立後共招生8000餘人，其中3800名最終得到了畢業證書，另外4000多人，一部分參軍去了，一部分去了解放區參加革命。還有一部分，是「修到你不願意讀了，自己走了，自然淘汰」。
「就是說，你聽課聽懂了也不行，習題作對了也不行，要把它學通了。課上講到動力學，就要自己課下把動力學的問題都搞清楚，不局限於一本書。要把相關的知識都掌握了，融會貫通，這樣考試就沒問題。」
梅貽琦是清華大學校長，因此西南聯大也更多地貫徹了清華的教育理念。其中一條是通識教育：大學一年級是不分院系的，所有的人都必須要把自己的必修課修到一定的水平，國文、英文都是必修。
這些基礎的必修課，都是大師上。梅貽琦先生的理念是，「越是普通的課，越是高級的老師教。」
在這樣氛圍中，莘莘學子開始知道什麼是大學，開始在學習上下更大的功夫。多年以後，兩位來自西南聯大的學子同時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其中8位出自西南聯大；鄭哲敏成為中國爆炸力學奠基人；潘際鑾完成了中國第一套核反應堆的焊接工程；汪曾祺寫出了很多像老師沈從文一樣「平淡的、沒有腦殼打架的」文字，被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許淵衝則拿到了國際譯聯亞洲第一個「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
西南聯大之奇蹟，不在於他擁有大師，更在於他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大師。直至1946年遷回京津，恢復三所大學建制，前後不過八年。短短八年時間，聯大畢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計3882名。這些學生，後來幾乎都成了各自領域的大師。2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昆、劉東生、葉篤正等，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王希季、鄧稼先、朱光亞等……
這所因抗戰原因而臨時組建的學校，在近代中國黑雲壓頂的時刻，留下了一片河漢燦爛；也正是這所集納了三所名校一流知識人的「臨時大學」，在華夏的西南一隅、在近代中國複雜的思想激蕩中，將家國情懷、自由精神、民主意識和人文價值熔鑄於一爐，形成了非大樓之謂、乃大師之謂的大學精神。
在當時，西南聯大培養了中國大量科研人才，為中國學術事業發展存留了火種，為國家教育文化事業貢獻了力量。在今天，西南聯大早已成為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殿堂，是學術理想的象徵，每逢談及「大學精神」「知識分子精神」之類的話題，西南聯大就是一個經典的符號，進入了中國學術史和思想史敘述的經典序列。「我之所以熱愛那個國破家亡、民族顛沛流離的時代，就是因為亂世之中有一批錚錚鐵骨，挺起了中國文化的脊梁。」
@aaron
有愛國主義，有書生情懷，有高山仰止，也有人間煙火。選裁用心，再現了「中國曾經最好的大學」的獨特風貌。
@Clyde
我們今天紀念西南聯大，首先紀念的是西南聯大師生在戰火中雖顛沛流離但仍保持信念、弦歌不輟的精神。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永不動搖的信念、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曾啟發和支撐了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對敬業、求知的追求。
我們緬懷西南聯大，追憶那個大學精神閃耀的黃金時代，不只是將其作為一個歷史標本來審視，更是通過各樣的解讀與還原，為這個時代的大學提供一個精神與品質的標杆。
教育要同
國家之命運、
民族之前途
緊密聯繫起來。
為國家、為民族，
是學習的動力，
也是學習的動機。
我們現在教育的目的，
就是要培養
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培養有歷史感責任感、
志存高遠的時代新人，
不負韶華，不負時代。
來源：南京大學真數團隊、澎湃新聞、新華社、雲南衛視、人民網、清華大學、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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