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密切的國際交流中，翻譯作為不同語言之間溝通的橋梁，其作用也不斷凸顯。而在翻譯行業中，難度最高，也承載了人們最多讚許與好奇的，莫過於同聲傳譯。
所謂同聲傳譯，是指譯員以幾乎與講者同時的方式做口語翻譯。也就是在講者仍在說話時，同聲傳譯員便同時進行翻譯。同聲傳譯經常應用於一般的正式國際會議中，通常口譯員會坐在位於後方的口譯室中，透過耳機以及視線或視訊接收講者的訊息，然後對著麥克風進行翻譯，而坐於會場中的聽眾，則可透過特殊的音訊接收設備，以耳機聽取口譯員的翻譯。
這一工作對從業者的反應速度和一心多用的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收入相對較高，入行門檻也很高，因而在公眾眼中不免有幾分神秘色彩。近日，澎湃新聞記者採訪了三位同傳從業者，揭開了這一職業神秘面紗的一角。
王經文在工作中同傳是一份適合學霸的工作？「翻譯是溝通的橋梁，我們的工作就是幫助人們溝通，」英語譯員王經文說，「並不是你說什麼詞我就翻什麼詞，因為講者的話有時候很混亂，有時候想藏一些或者有別的意有所指。而我們就需要根據具體情況，把混亂的話重新整理，沒有說完的話補充完整，以確保意思傳達的準確性、完整性和流暢性。」
這就是口譯的基本工作。說來容易，做起來卻非常困難。尤其對於同聲傳譯來說，需要在電光火石之間迅速將講者的話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其難度可想而知。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的三位譯員除了同聲傳譯也經常接受交替傳譯的工作。所謂交替傳譯是指在講者說完每句話停頓的間隙，逐字逐句地翻譯他/她的講話內容。雖不如同聲傳譯燒腦，但相對而言與合作對象的溝通更為直接細緻，需要承擔很多其他的工作，甚至要負責帶領整支團隊。說到在團隊中的角色，英語譯員楊婧說了一件有趣的事：「我的英文名叫Cleo。有一次合作方看到我們的團隊名單上寫著某某公司CEO、COO、CFO等等，最後看到我的名字Cleo，以為我也是公司的首席某某官。」
「我覺得同傳是很適合學霸的工作。」楊婧說，「因為每場會議的主題和內容不同，而每次開會前準備的時間也很有限，所以需要你在短時間內迅速掌握某個陌生領域的基本知識，對學習能力的要求非常高。」而畢業於全球三大高級翻譯學院之一的英國巴斯大學的楊婧，顯然是一名學霸。她在本科時就聽說了巴斯大學的名號，對翻譯一行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嚮往。通過努力，她如願以償地進入了這所學校，並在畢業後成為了一名職業的英語譯員。由於她本科畢業於一所醫藥院校，她最擅長的也是醫藥類的翻譯。
像楊婧這樣科班出身的譯員在行業中的起點很高，但並不意味著科班是入行的唯一條件。王經文笑稱自己是「野路子」出身，只上過語言培訓班，憑著自己的語言天賦與自學能力，在畢業後也順利入了翻譯這一行，在一家石油化工類的合資企業擔任英語口譯。兩年半後離開公司，以自己最感興趣的遊戲行業為業務重點，成為了一名自由職業者，至今已有五年半。
「我非常喜歡同傳譯員的生活方式，」王經文說，「它意味著每天我都能接觸到全新的知識，得到新鮮的刺激。」為了不斷挑戰自我，各個領域的翻譯工作王經文都會積極應對，但作為一個遊戲愛好者，他最大的夢想還是為自己喜愛的遊戲公司翻譯。而經由他的努力，這一夢想已經實現了。他多次為暴雪、索尼等大型遊戲公司的發布會翻譯，包括為一年一度的暴雪嘉年華直播做同傳，前不久的ChinaJoy上也有他忙碌的身影。他還向記者展示了《風暴英雄》製作人送他的遊戲人物貼紙，以及他和《魔獸世界》設計師等遊戲界大咖的合影。
楊婧與王經文都曾在公司內部做過口譯，但他們的企業內從業經歷都不如王瓊豐富。服裝設計專業出身的王瓊在畢業後進了一家日企，在公司的安排下前往日本接受了培訓。回國後她希望在語言水平上更進一步，於是辭職專攻日語，也從此踏上了日語翻譯的路。一開始她主要做的都是服裝製造和貿易公司的翻譯，而後跳槽到豐田旗下的廠家，開始接觸理工領域的翻譯，時常出差到各地的工廠做技術指導與培訓，或協助管理層的審查工作。積攢了六年的企業工作經驗後，她選擇進入自由市場繼續磨練自我，如今已有大約七年之久。
日本人說話的委婉曖昧對王瓊來說頗具挑戰性，「我們中國人相對比較率性，有話直說，但日本人很怕直接表達否定會傷到他人的面子。甚至日語裡很多詞可以同時表達相反的意思，例如同一個詞可以表示『好的，可以』，也可以表示『好了，不要了』。這就需要按照上下文的意思來推斷講者真正想要傳遞的態度，也需要與講者加強溝通。」王瓊自豪地表示，她的翻譯質量是非常高的，每次工作後都能得到與會雙方的良好反響。因而她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儘管辛苦，但也樂意堅持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楊婧在口譯室中同傳是一份光鮮亮麗的工作？同聲傳譯的薪資水平很高，一場會議下來的報酬往往能抵上普通白領一個月的工資；加上出入的場合都很高檔，有時還會給重要人物翻譯，在公眾眼中是一份非常光鮮的工作。然而與高薪相伴的，也有極高的工作強度和極大的工作壓力。
在正式的國際會議中，出於同傳譯員精神負荷的考量，通常一種語言會由兩位譯員負責，每15-20分鐘換一次班輪流翻譯。然而做交替傳譯時，人們往往會忽略譯員的體力和腦力消耗，只請一名譯員全程翻譯。「碰上連開幾天的大型會議，我做到最後一天都會累到虛脫。」王瓊說。實際上正因為身體原因，她之前不得不推遲了這次採訪。
「每天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十點，作為翻譯，在所有人說話的時候我都需要說話，完全沒有休息時間。」楊婧如此介紹，「有時一上午的會議開完了，終於到了吃飯時間。但我剛低下頭準備吃飯，一桌人又會開始聊天，我就只好停下來為他們翻譯。經常別人都吃完了，我面前的盤子還是滿的。」
譯員不僅在工作中非常繁忙，還需要在工作準備上消耗大量的精力。為了圓滿完成一場會議的任務，譯員需要花上起碼三天的時間準備。如果客戶的資料給得晚或者會議內容很艱深，譯員很可能會因此不眠不休。「我每天都在做閱讀，在計程車上我會用手機看材料，在飛機場候機時也在做閱讀；哪怕是在睡前最後一秒、會議前最後一刻我都在看材料。」楊婧說。
除此之外，譯員的工作壓力也很大。翻譯網絡連線會議時收聽者成千上萬，而自己的翻譯也很容易被人挑剔。「但我們不可能在分秒之間就做出完美無缺的翻譯。」楊婧說。王經文則表示，即便做了很充分的準備，現場還是可能出現難以應對的突發狀況。「有可能講者突然吟兩句詩，或者說很多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比如本來在說大數據，突然提到大數據農業，就開始講很多農業的東西。這是非常不可預測的。當發生這種狀況時，我會有一種腎上腺素飆升的感覺，既緊張又興奮。如果能成功翻譯出來，那麼成就感是無法比擬的。」他說。
王經文認為，同傳是一個投資回報率比較穩定的職業，它的高薪是由譯員的辛勤付出換來的。只要完成了工作，就能得到相應的報酬，非常單純，也不會受到憋屈，這是他喜愛這一行的原因之一。
或許是因為翻譯算是一門技術活，譯員只需要憑本事就能獲得報酬，不需要過多依靠外界的力量，越來越多的譯員都選擇了自由職業。楊婧說，從事自由職業這幾年，她很有幹勁，如魚得水，感覺生活在自己的掌控中。「我們這一行的自由職業者，都有一個自由的靈魂。一旦習慣了自己安排工作的生活，就很難重新接受朝九晚五的生活了。」她說。
王瓊與工作夥伴合影同傳是一份能與大人物交上朋友的工作？楊婧喜愛自己的職業，是因為它就像一個萬花筒，能讓她走近各行各業，見到不同的人，積累不同的經歷。「在工作中我感覺自己是一個旁觀者和見證人，可以見證很多重要的時刻，無論是公司層面還是個人層面的，」楊婧說。她在工作中見過前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為前來訪華的英國安妮公主做過同傳。
不過，她也表示，儘管有機會與很多大人物一同工作，但與他們有私下交往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為大人物翻譯不等於和大人物交上朋友，這也是大眾需要打破的對同傳的幻想之一。
甚至在她看來，同傳的行業前景也並不好，「就算不考慮科技進步，人工智慧會不會取代我們，隨著全民英語水平的提高，現在會雙語的人就越來越多，翻譯的作用也會隨之淡化。」
儘管喜愛這一職業的簡單、純粹，與每做完一場會議就能快速獲得成就感的感覺，但楊婧也意識到，她會逐漸對這種成就感麻木。「這一行的天花板是很容易觸到的，達到天花板後又該何去何從呢？而做出改變也很難，因為換一個行業重新開始，是很難達到現在的薪資水平的。所以更多人是處於一個溫水煮青蛙的狀態。」
而王瓊指出了同傳行業的另一個問題。近幾年入行的人越來越多，市場上也開始出現魚龍混雜的狀況。中介公司間在激烈競爭下打起價格戰，而很多技術水平不過關的譯員也趁機靠報低價獲得工作，從而壓低了翻譯的市場價格，使王瓊這樣優秀的譯員也開始難以獲得與自己付出對等的報酬。更糟糕的是，如果幾個譯員同時負責一場活動，其中有一個人技術不過關而被投訴，其他譯員也會遭到牽連。而口譯，尤其同聲傳譯的質量是很難評估的，因為與講者同時說話，與會雙方也都只能聽懂一種語言，若有意思傳達得不準確，當場也很難發現。這使得優秀的譯員不得不與他們水平較差的同行一併生存。
正如楊婧所說：「同傳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大眾賦予了它太多光環，但真正做起來與其他工作沒什麼兩樣。」與其他職業一樣，它有光鮮亮麗的一面，但也存在與其他職業相似的困境。因而楊婧還是勸人們打破對同傳的幻想，客觀地看待這一職業。
談到對有志入行者的建議，王瓊認為企業內的工作經驗非常重要。她建議新人入行首先在企業內工作幾年，了解各個部門的職能和工作方式，這樣在翻譯會議講話時，能更快領會會議本身的目的。不是逐字逐句機械地翻稿，而是將會議的目的融入到翻譯之中，才能真正促成會議的成功。
楊婧和王經文則建議大家能走科班就走科班。「科班學習更為完備和系統，也方便結識人脈，入行時就為你打下牢靠的基礎。」楊婧說。而王經文補充強調，現在各大高校的口譯專業都在擴招，未來的同傳從業者會面臨更多更強的對手，因此攻讀口譯專業是有志從業者的最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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