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之初，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強行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缺地少地的農民。翻身農民喜滋滋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春華秋實，好不容易過上了幾天舒心的日子。「辛勤愉快地耕種著政府分給的十多畝水田，秋收後交了兩雞公車公糧後，剩下的穀子裝了幾拌桶，新糧蓋舊糧，年年吃不完。過年了，家中還殺年豬，全家都縫新衣、做新鞋。」這就是新中國農村生活的寫照。
然而，田園牧歌式的農村生活，不久就打破了。咱們可不能固步自封，滿足於「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要「走俄國人的路」、「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搞農業集體化。
當時奉為圭臬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教導我們說：「農業必須過渡到可以使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可以將糧食生產的商品產量提高几倍的大生產。國家面臨著兩種可能：要麼是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大生產，這就意味著農民群眾破產，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滅亡，富農的力量加強，社會主義在農村失敗；要麼是另一條道路，即把小農戶聯合成為社會主義的大農莊，聯合成為能使用拖拉機和其他現代化機器來迅速提高糧食生產及其商品產量的集體農莊。」
這樣做的結果怎麼樣呢？那本《教程》又說道：「布爾什維克黨幫助千百萬貧農群眾加入了集體農莊，擺脫了富農盤剝。千百萬貧農群眾加入集體農莊，在農莊中使用著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產工具，他們從前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如今在農莊裡上升到中農的水平，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三年以前，每個勞動日只能分到一兩公斤糧食，而現在，產糧區的大多數集體農莊莊員每個勞動日已能分到五至十二公斤糧食，許多人甚至能分到二十公斤，此外還能分到其他食品和現金。」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怎能放著這樣的金光大道不走呢？於是，咱們就亦步亦趨，搞農業合作化，不出幾年，就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已經夠神速了，還覺著不過癮，又搞起了史無前例的人民公社，比老大哥還先進，眼看著就要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了。
先不說人民公社化造成的種種惡果。且說那個蘇聯的先進經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當時對蘇聯的農業集體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人家的事情只有人家才有發言權。而最有發言權的，似乎並不是那個為史達林樹碑立傳的所謂《簡明教程》，而應該是農業集體化的親歷者。遺憾的是，這些親歷者大多已經作古，碩果僅存者也已到了耄耋之年。那麼，這些飽經風霜的老人，會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呢？且聽他們一一道來。
阿列克謝·費多羅維奇·潘克拉託夫（1907年出生）說道：
「父親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家庭，全家老小都是起早貪黑地幹活。一提起集體化，他總是長籲短嘆，說說停停，他認為集體化就是要搞掉真正的勞動者和自己土地的主人。村子裡剛剛提起集體化的時候，許多人都不相信。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大家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家業。村裡什麼人都有，有貧農、中農、富農。沒有牲口的都算貧農。他們通常都是大家庭，孩子多。全靠打工，給富裕農民做活。這些貧農後來就把東家的產業給沒收了。沒收了財物、牲口、糧食、土地。誰也不在意東家還有五六個小孩。村裡的人都可憐財產給沒收的主兒，因為誰都知道，他們的這份家業，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勞動辛辛苦苦掙出來的。
父親家的財產也給奪走了。他們還算走運，流放得不算很遠，還在同一個區。後來又讓他們回到村裡，參加了集體農莊。說是搞錯了。其他的富農就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是用運牲口的車廂拉走的。只準帶一點吃的和身上穿的。全部家業都毀了。集體化之前村裡的生活很平靜：莊稼收割完畢，牲口有人照料，家家糧食滿倉。鄉親們都相互信任，門也從不上鎖，沒有人會去拿別人的東西。親如一家。可集體化一來，什麼全亂套了：牲口和糧食全成了公有的。許多房子的門窗都釘死了。場院也是空空蕩蕩。加入農莊之前，許願說大家都會過上好日子。那些窮點的主兒立馬就相信了，紛紛加入農莊。可富裕戶不相信，惟恐失去自己用血汗掙來的家業。有人進行對抗，毒死牲口，燒掉糧食。後來就管他們叫『人民公敵』，落得個流放甚至槍斃的下場。
集體農莊的活兒是從早幹到晚。一個勞動日可以分到半公斤或者一公斤糧食。這當然不夠全家老小的吃食。所以大家就拿農莊的東西。認為這不算偷。是自己勞動得來的，那就拿吧。後來『麥穗兒法』出來了。只要你往衣服口袋裡裝糧食，立馬就是『人民公敵』。罰你的款，還要吃官司！農莊不知怎麼搞成什麼都平均分配。可幹活和幹活不一樣啊！懶漢就養成了坐享其成的習慣，不幹活也照樣分東西。這樣一來，大家都情緒低落。經營不善，弄得1933年到1934年，還有戰爭期間和戰爭以後，都鬧開了饑荒。那往往是全家餓死，甚至全村死絕。我們當然也可以離開農莊。可上哪兒去呢？什麼地方好？再說我們也沒有身份證。只有一個可以證明集體農莊莊員身份的勞動手冊。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從小就養成了種地的習慣。其他什麼都不會幹。」
葉蓮娜·馬洛費耶夫娜·賴因尼克（1904年出生）說道：
「我們家6個孩子：三男三女。我們從小就幹活。給父母幫忙。我們知道是在替自己幹活，所以沒有人叫苦。我們是中等家庭，養了4頭奶牛、5匹馬，還有豬、羊、雞。具體數字記不清了。不過我記得，父親和哥哥不光忙自家的活，還要給比我們富的主兒打工。我們的房子大，而且結實。總之我們並不富裕，但是也不窮。從來沒有餓過肚子。
我也是從早幹到晚，不是牽著馬翻地或者播種，就是忙家務。糧食都是手工收割。晚上餵牲口，擠奶。
把父親和哥哥抓去同德國人打仗。他們都犧牲了。我們當時多難啊！不過也挺過來了。後來我出嫁，到了另外一個村，叫葉洛夫卡。村裡有個公社。名字我不記得了。不過我們日子過得挺好。我和丈夫甚至在公社裡還蓋了新房。公社有25戶人。都是中等業主。富裕戶都不入公社。我們村壓根就沒有窮人。我們把土地合到一起，還給富裕戶打工掙糧食。公社裡沒有懶漢。我們公社甚至還買了兩輛卡車，燒的是樺木劈柴（當時沒有汽油）。（按：這裡提到的「公社」，是蘇維埃政權初期一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形式。）
我們的公社搞了五六年。後來布爾什維克把公社解散了。把我們往集體農莊裡轟。他們說集體農莊是自願參加，卻挎著槍來把東西全沒收了。四鄰八方的窮人都到集體農莊來了。他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
集體農莊裡幹活立馬就困難了。我們原來也沒有偷過懶嘛！可這裡什麼都一塌糊塗，把馬和牛也折磨死了。原來我們公社的汽車很快散架了，因為沒有人維護。馬車也壞了，因為那是木輪的，沒有人修理，也不買新的。
我們的農莊主席是城裡來的工人。他先前連土地都沒有見過。獨斷專行，跟誰都不商量。一切都毀了。雖說我們夏天從早幹到晚，冬天還派我們去伐木。伐木的活兒比死還難受。春天還得去放木排。
集體農莊成立以前，我們村當然有富農。只有一家，他們也沒有趾高氣揚，碰到我們都打招呼。他們也有我們那樣的汽車。甚至還買了一臺脫粒機。我們看了都覺得很新鮮。後來他們為全村人打小麥，收取一點費用。集體農莊一成立，就把他們家的財產奪走。還把他們弄到村子外面去槍斃了。然後把屍體扔到坑裡，再填上土。當時說他們的家產都是暗地裡靠我們的血汗積攢起來的。可我們知道，人家是拼命幹活，所以才致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