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的學科立腳點是人文地理學，但其學術視野及思想內涵則貫通於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方面。以地理思維之長（空間觀察），見人文社會之短（批判弊病），是哈維治學的主要特點，也是其學說為人關注的主要原因。所以 ，哈維不僅僅是一位地理學家，更是一位社會理論大家。在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等方面，均有傑出聲譽。作為一 個地理學家，能取得如此廣泛的社會人文影響力，是戰後地理學界所罕見的。1969年出版《地理學的解釋》一書（商務印書館已出版了此書的中文譯本），奠定了哈維的理論地位，使其成為地理學中實證主義的代言人物。而1973年出版的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社會公正與城市》），又標誌著哈維的一個更重要理論進展，即一種充滿「社會關懷」的激進立場，有評論說，本書體現了他對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的失望與發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的興奮。《社會公正與城市》一書的出版，與美國社會中的批判思潮、激進思潮相呼應，很快產生超越人文地理學界的廣泛影響（20年前向我推薦這本書的美國朋友完全不是地理學家），成為這一潮流的名著。隨後，哈維又出版了The Limits to Capital（《資本的限度》，1982年）、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資本的城市化》，1985年）與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意識與城市經驗》，1985年）均著力於揭露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經濟與城市地理、城市社會弊病的關聯性。哈維成了激進主義地理學的一名旗手。
新自由主義簡史
〔美〕大衛·哈維
（2007）
導論
第一章 自由只是個代名詞
第二章 建立贊同
第三章 新自由主義國家
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發展
第五章 「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
第六章 試驗中的新自由主義
第七章 自由的前景
導 論
將來的歷史學家或許會把1978-1980這幾年視為世界社會史和經濟史的革命性轉折點。1978年，在一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由共產黨管制的經濟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朝向自由化的轉變道路上邁出了重要步伐。鄧小平規定的道路是：以史上罕有的持續發展速度，在二十年之內把中國從一個封閉落後的國家轉變成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活力中心。而在太平洋彼岸與中國完全不同的環境下，一個相對陌生的人物（現在是眾所周知了）——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於1979年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局（US Federal Reserve）主席，並在數月內徹底改變了貨幣政策。美聯儲此後不計後果地（尤其是失業問題）遏制通貨膨脹。大西洋對岸，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在1979年5月當選英國首相，下令限制工會力量並終止國家持續十年之久的滯脹慘狀。接著，1980年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當選美國總統，以其待人接物的個人魅力，將美國帶上了一條復甦經濟的道路——其手段則是通過支持沃爾克在美聯儲的行動，加之一系列特殊的政策配合，以限制勞工力量，為工業、農業和能源開採業鬆綁，並在國內和國際兩方面解放金融能量。上述震源產生了革命性的推動力，而這些推動力的傳播和反響看來要使周遭世界的面貌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
這些廣泛而深遠的轉變並非隅然。因此，我們需要考察的是，這種新的經濟結構——通常被歸在「全球化」一詞下——藉助什麼手段方式從舊的結構內部迸發出來，沃爾克、裡根、撤切爾和鄧小平所採用的理論都是長期存在於話語流通中的非主流部分，他們把這些非主流理論變成了主流理論（儘管無一不經歷了漫長的努力）。裡根復甦的共和黨內非主流傳統要回溯到1960年代初的貝利·高華德（Barry Goldwater）。鄧小平看到了日本、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新加坡和韓國經濟和影響力的高漲，力圖調動市場社會主義而非中央計劃來保護並促進國家利益。沃爾克和撇切爾均以一種名為「新自由主義」的特殊學說而受人矚目，他們把這種學說轉化為指導經濟思想和經濟管理的核心原則。我在這裡主要關注的就是這種學說——其起源、興起和意義。[1]
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即認為通過在一個制度框架內——此制度框架的特點是穩固的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人的幸福。國家的角色是創造並維持一種適合於此類實踐的制度框架。例如，國家要確保貨幣的質量和信譽（integrity），還必須建立必要的軍事、國防、治安和法律組織和職能以確保個人財產權，並在需要時用武力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轉。除此之外，在那些不存在市場的領域（土地、水、教育、醫療保健、社會安全或環境汙染等領域），如果有必要的話，國家也要著手建立市場。政府在市場（一旦建立起來）中的幹預必須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因為根據這種理論，政府不可能獲得足夠的信息以預期市場信號（價格），同時也因為龐大的利益集團終將為自己的利潤而扭曲和妨礙政府干預（特別是在民主制國家中）。
自1970年代以來，在政治經濟的實踐和思考上隨處可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急劇轉變。鬆綁、私有化、國家從許多社會供給領域中退出，這些變得司空見慣。從前蘇聯解體後新成立的國家到老牌社會民主制和福利國家（諸如紐西蘭和瑞典），幾乎所有國家都接受了某種形式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有時出於自願，但有時是為了回應外界壓力——並至少對一些政策和實踐做出了相應調整。後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迅速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甚至當代中國（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這一方向上奮力前進。此外，支持新自由主義的人們如今都身居要位，影響遍及教育（大學和許多「智囊團」）、媒體、公司董事會會議室和財政機構、政府核心機構（財政部、央行），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財政和貿易的國際性機構——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WTO）。簡言之，新自由主義作為話語模式已居霸權地位。它對各種思考方式的廣泛影響到了這種程度：它已成為我們許多人解釋和理解世界的常識的一部分。
然而，新自由主義化的進程帶來了非常大的「創造性毀滅」，不僅摧毀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戰了傳統的國家主權形式），而且摧毀了勞動分工、社會關係、福利供給、技術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產活動、土地歸屬和情感習性。新自由主義賦子市場交換以如下地位：市場交換「本質上真有倫理性，能夠指導一切人類行為，代替所有先前的倫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中契約關係的重要性。[2]新自由主義認為通過將市場交易的達成率和頻率最大化，社會公益會因此最大化；新自由主義試圖把一切人類行為都納人市場領域。這需要種種信息創造技術和能力，積累、儲存、傳遞、分析，使用龐大的資料庫，用以在全球市場指導決策。因此，新自由主義對於信息技術便有著強烈的興趣和追求（致使有人聲稱誕生了一種新的「信息社會」）。這些技術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壓縮了市場交易的不斷增加的密度，它們製造出一種特別強烈的、我在別處稱為「時空壓縮」的迸發。[3]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對「全球化」的強調）、市場契約期限越短越好。後一方面對應了利奧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後現代狀況描述為「在職業、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國際領域，以及在政治事務上」，「臨時契約」取代了「長期制度」。這樣一種市場倫理統治在文化上的後果不計其數，我在《後現代的狀況》一書中已有探討。[4]
雖然如今對於全球性轉型及其後果已經能給出多種總體解釋，但人們在總體上卻疏忽了一點（這也是本書想要填補的漏潤）：新自由主義打哪兒來，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臺上泛濫，這個政治經濟學的故事無人問津。此外，批判性地考察這個故事將給出一種框架，用以確認和建構替代性的政治和經濟安排。
我從最近幾次與Gerard Duménil，Sam Gindin, Leo Panitch的對談中獲益良多。而一直以來給我幫助的人則包括Masao Miyoshi，Giovanni Arrighi，Patrick Bond，Cindi Katz,Neil Smith，Bertell Ollman，Maria Kaika和Erik Swyngedouw。由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於2001年11月在柏林舉辦的新自由主義研討會引發了我對這個話題的興趣。我要感謝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主任Bill Kelly以及我的同事和學生們的興趣和支持（首先是人類學規劃項目的同事和學生）。當然，他們都不負文責。
[1] S. George, '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Twenty Years of Elite Economics an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for Structual Change', in W. Bello, N.Bullard, and K. Malhotra (eds.), Global Finance: New Thinking on Regulating Capital Markets (London: Zed Books, 2000) 27-35; C. Duménil and D. Lévy,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Neoliberal Revolution, trans. D. Jeff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 Peck,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Construction of Neoliberalis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3 (2004), 392-405; J. Peck and A. Tickell,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34/3 (2002), 380-404; P. Treanor, 'Neoliberalism: Origins, Theory, Definition', http://web.inter.nl.net/users/Paul.Treanor/neoliberalism.html.
[2] Treanor, 'Neoliberalism'.
[3] 參見哈維：《後現代狀況》，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譯者
[4]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J.-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66.
第一章 自由只是個代名詞
· 為什麼有新自由主義轉向？
任何一種思想若想佔據主導，就必須首先確立一種概念裝置：它訴諸我們的直覺和本能、訴諸我們的價值和欲望、訴諸我們居住的社會世界所固有的種種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話，這一概念裝置就能牢固確立在常識中，以至於被視為理所當然、毋庸置疑。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奠基性人物認為，關於人性尊嚴和個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關重要，是「文明的核心價值」。就此而言他們做出了明智的選擇，因為這類理想確實是引人注目並有說服力的。他們認為，這些價值不僅受到法西斯主義、權威主義、共產主義的威脅，還受到一切政府干預形式的威脅，因為這些幹預以集體判斷取代了個人的自由選擇。
關於尊嚴和個人自由的種種概念本身就有力而吸引人。此類理想促使冷戰結束前東歐和蘇聯的政治異見分子發起運動。1968年席捲世界的學生運動————從巴黎和芝加哥，到曼谷和墨西哥城————部分源於追求更多的言論自由和個人選擇自由。總體而言，這些理想吸引的是每個將自己為自己做決定視若圭臬的人。
長期嵌於美國傳統內的自由理念在近些年扮演著顯赫的角色。「9·11」被許多人直接釋為對於自由理念的攻擊。布希總統在「9·11」周年紀念時寫道：「一個愈益自由的和平世界能為美國人帶來長遠利益，並體現一貫的美國理想，團結美國的盟友。」他總結說；「人性掌握了這樣一種機遇，讓自由戰勝其所有頑固的敵人」，而「美國願意肩負為此偉大使命衝鋒陷陣的任務」。這些話很快被納人美國國防策略文件。布希後來還說：「自由是上帝給世上每個男人女人帶來的禮物」，並加上一句：「我們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有義務推動自由的傳播。」①
在為針對伊拉克實施先發打擊辯護的所有其他理由都被證明是徒勞之後，總統便尋求自由理念的幫助：給伊拉克帶去的自由本身就足以證明戰爭的合法性。伊拉克自由了，而這才是重要的事情。但是，在此設想的「自由」是何種自由呢？因為，正如文化批評家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②很久以前就睿智地指出的，「自由是匹好馬，但關鍵看它向何處去。」③那麼，伊拉克人民能指望拜武力所賜的自由之馬帶他們去向何處呢？
布希政府在2003年9月19日給出了回答，時任伊拉克臨時管理當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負責人的保羅·布雷默（Paul Bremer）頒布了了四項法令，包括「國營企業完全私有化，外國公司對伊拉克企業的完全所有權，外資盈利交還本國……伊拉克銀行開放由外國管理，給外國公司國民待遇……清除絕大多數貿易壁壘。」④這些法令應用於所有經濟領域，包括公共服務、傳媒、製造業、服務業、運輸業、金融業和建造業。只有石油除外（大概是固為石油作為償付戰爭費用的稅收來源這一特殊地位，及其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勞動市場受到了嚴格管理。主要部門的罷工被有效禁止，而成立工會的權利也被限制。同時，一種相當倒退的「單一稅制」（這是美國保守黨一直以來呼籲實行的雄心勃勃的稅制改革計劃）也被強制實施。
① G. W. Bush, '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in Prime Time Press Conference', 13 Apr.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420040413-20.html.
② 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國詩人、批評家，著有》文化與無政府狀態》等。——譯者
③ Matthew Arnold引文出自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850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8), 118.
④ A. Juhasz, 'Ambitions of Empir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Plan for Iraq (and Beyond)', Left Turn Magazine, 12 (Feb./Mar. 2004), 27—32.
有些人指出，上述法令觸犯了日內瓦和海牙公約，因為佔領國的任務是保護被佔領國的資產，而不是變賣它們。一些伊拉克人強烈反對將這種被倫敦《經濟學家》（Economist）雜誌稱為「資本主義夢想」的政制硬塞給伊拉克的做法。美國指派的臨時管理當局的一位成員激烈批評這種強行實施「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做法，稱之為「置歷史於不顧的錯誤邏輯」。②雖然布雷默的法規由佔領國強行實施或許是不合法的，然而，若通過一個「主權自治」(sovereign)政府批准，這些法令則可以變成合法的。由美國指派的過渡政府在2004年6月末接管伊拉克並宣告「自治」。但這個政府所有的權力僅僅是批淮既有的法律。在移交權力之前，布雷默增加了許多法律，具體到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規則的細枝末節（規定的細節包括版權法和智慧財產權），表示希望這些制度安排可以「具有自身的生命和活力」，從而不會披輕易推翻。③
① N. Klein, 'Of Course the White House Fears Free Elections in Iraq', Guardian, 24 Jan, 2004, 18.
② T. Crampton, 'Iraqi Official Urges Caution on Imposing Free Market', New York Times, 14 Oct. 2003, C5.
③ Juhasz, 'Ambitions of Empire', 29.
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布雷默勾勒的種種舉措都是必要而充分的，這樣才能創造財富並因此改善人民的生活。市場和貿易的自由保障個人自由，這一前提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特徵，並長期以來在美國對待世界其他地方的姿態上佔據主導地位。①美國試圖藉助武力強加給伊拉克的顯然是這樣一種國冢機器，其根本任務是為國內外資本的高盈利資本積累創造種種條件。我把這種國家機器稱為新自由主義國家。這種國家所體現的自由，反映的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利益、企業利益、跨國公司的利益、金融資本的利益。簡言之，布雷默引領伊拉克人把自由之馬騎到新自由主義的畜欄裡。
值得提醒的是，第一次新自由主義國家形態的實驗是在智利，發生在1973年皮諾切特（Pinochet）的「小9·11」政變之後（正好是布雷默宣布建立伊拉克政權前三十年零一天）。反對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民選政府的政變由國內經濟精英推動，他們感到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傾向會危及他們。這次政變得到美國企業、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及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支持。政變暴力鎮壓了一切左翼社會運動和組織，取締了各種形式的民眾組織（包括貧民區的社區衛生中心）。勞動力市場從管理或制度約束（如工會）中「解放」出來。但是該如何復甦停滯的經濟？之前在拉丁美洲發展經濟時佔據主導的進口替代政策（通過財政授助或關稅保護促進民族企業）已經聲名狼藉，尤其是在智利，這些措施在那裡從未奏效。隨著全球經濟蕭條的到來，人們籲求一種新的途徑。
① G. 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11 Sept. 2002, A33.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可參下述網址：www.whitehouse.gov/nsc/nss。
一批以「芝加哥幫」（the Chicago boys）著稱於世的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和當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義理論關係密切）被召集起來幫助重建智利經濟。他們被選拔的過程很有趣。美國自1950年代起便資助智利經濟學家，讓他們到芝加哥大學進行培訓，這項目是為平衡拉丁美洲左翼勢力的冷戰計劃中的一部分。在芝大受到培訓的經濟學家逐漸在聖地牙哥的天主教私立大學佔據主導。1970年代初期，經濟精英通過一個名為「星期一俱樂部」（the Monday Club）的團體組織起來，反對阿連德政府，並與這些經濟學家建立了工作關係，由研究機構資助他們的工作。在皮諾切特政治上的對手、凱恩斯主義者古斯塔夫·雷將軍（General Gustavo Leigh）於1975年被逐出政府後，皮諾切特將這些經濟學家引入政府，他們的首要工作就是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判貸款。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展開工作的過程中，這些經濟學家根據他們的理論重組了智利的經濟結構。他們中斷了國有化進程並將公共財產私有化、開放自然資源（水產業、木材等等）給私人開採且對剝削不加管制（在很多情況下對當地居民的要求置之不理）將社會保險私有化、促進國外直接投資和更自由的貿易。這保障了外國公司有權將其在智利的獲利轉回本國。出口導向型發展取代了進口替代型發展。保留給國家的僅有部分是主要資源銅（正如伊拉克的石油）。這被證明對國家財政預算的穩定非常關鍵，因為銅收入完全流人國庫。智利經濟在增長率、資本積累、外資的高盈利率等方面的快速復甦只是曇花一現。它在1982年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上就出了大問題。結果，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出於更為實際的目的而非意識形態考慮，諸種新自由主義政策得以實施。所有這些，包括實用主義在內，為隨後（柴契爾領導的）英國和（裡根領導的）美國在1980年代轉向新自由主義提供了有益的借鑑。在外圍地區進行的殘酷實驗隨後成為中心地區政策規劃的樣本（正如根據布雷默法令在伊拉克實驗「單一稅制」），這並非第一次。①
① M. Fourcade-Gourinchas and S. Babb, 'The Rebirth of the Liberal Creed: Paths to Neoliberalism in Four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2002), 542—549; J. Valdez, Pinochet'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R. Luder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Divestiture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ne Case of Chil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93), 98—121.
兩次如此明顯的對於國家機器的類似重建，發生在如此不同的時間和如此不同的地區，卻都是在美國的強制性影響下進行，這一事實表明：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新自由主義國家在世界上的迅速增加，背後都藏著美帝國主義的利爪。雖然這一點無疑是過去三十年的情況，但絕不是事情的全部，智利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的國內部分就表明了這一點。況且，並不是美國迫使柴契爾夫人在1979年走上新自由主義先驅的道路。也不是美國迫使中國在1978年制定一條自由化之路。1980年代的印度和1990年代初的瑞典部分地向新自由主義化邁進，原因也不能簡單歸到美帝國主義頭上。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舞臺上不均衡的地理發展顯然已成為一個複雜的過程，包含了多重決定因素（multiple determinations）而不是一些騷動和混亂。那麼，為什麼會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又是什麼力量使之在全球資本主義內部佔據如此霸權地位？
二戰後，重新設計國家形式和重新建構國際關係，都旨在防止再次出現1930年代的災難狀況，當時的大蕭條極大威脅到資本主義秩序。這些重建同時要防止一度導致戰爭的國家間地緣政治衝突再次出現。為確保國內和平穩定，資本家和勞工之間就必須做出某種階級妥協。當時這一思想的最佳再現或許是兩位著名的社會科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和查爾斯·林伯隆（Charles Lindblom）——出版於1953年的影響深遠的著作。他們指出，傳統形式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失敗了，唯一的出路是建立國家、市場和民主制度之間的恰當融合，以確保和平、包容、幸福和穩定。①在國際層面，布雷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建立了一種新型世界秩序，而多種機構——諸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建立則是為了穩定國際關係。在由美元以固定價格兌換黃金所確立的固定匯率體系下，商品的自由貿易得到鼓勵。固定匯率與必須受到控制的資本自由流動無法兼容，但要想使美元發揮全球儲備貨幣的職能，美國就不得不允許美元超出國界自由流動。這一體系借美國軍事力量的保護傘而存在，僅有蘇聯和冷戰限制了它的全球擴張。
① R. Dahl and C. Lindblom, Politics, Economy and Welfare: Planning and Politico—Economic Systems Resolved into Basic Social Processes (New York: Harper, 1953).
二戰結束以後，歐洲出現了多種社會民主制國家、基督教民主國家以及統制國家（dirigiste state）。美國自己轉向了自由民主國家形式，而日本在美國的嚴密監視下建立了名義上民主、實則高度官僚化的國家機器，負責看管國家的重建。上述各種國家形式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同意，國家應該關注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民福利，而為了實現這些目的，國家力量應該按照市場過程進行自由配置，或在必要時介入甚或取代市場過程以進行幹預。一般被冠以「凱恩斯主義」（Keynesian）之名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被廣泛用來抑制經濟周期、確保合理的充分就業。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階級妥協」大體上得到支持，被認為是國內和平穩定的主要保障。國家積極幹預產業政策，通過建立種種福利體系（醫療衛生、教育等等）為社會工資制定標準。
這種政治經濟組織形式如今通常被稱為「鑲嵌型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以表明市場進程和企業公司活動處於社會和政治約束的網絡之中，處於監管的環境之中——這種網絡和環境有時限制了，但更多情況下是引導了經濟和產業策略。①政府主導型計劃以及有些情況下重要部門歸國家所有（煤、鐵、汽車），都並不罕見（例如在英國、法國和義大利）。新自由主義計劃則要使資本從這些約束中「脫嵌」出來。
1950年代與1960年代期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鑲嵌型自由主義產生了高經濟增長率。②這要部分歸功於美國的慷慨，它時刻準備好面對國際收支赤字，並準備好把所有過剩產品收入自身。這一體系的好處包括擴大出口市場（最明顯的是對日本，但也不均衡地遍布南美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但是試圖將「發展」輸出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努力卻受到很大阻礙。對於第三世界的許多地方，尤其是非洲而言，鑲嵌型自由主義還屬於白日夢。1980年以後朝向新自由主義化的發展也未能給他們落後的狀況帶來實質改變。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再分配的政治（包括對工人階級工會力量進行某種程度的政治整合與對勞資雙方談判的支持）、對資本自由流動的控制（特別是通過資本控制實行某種程度的金融抑制）、擴大公共支出和福利國家建設、經濟領域積極的政府干預，以及某種程度的發展計劃——這些都與較高的增長率攜手並進。通過實行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經濟周期得到成功控制。幹預型國家的一系列活動促成了一種社會和道德的經濟（有時由一種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所支持）。實際上，國家成了一個把階級關係內在化的較勁場所。工人階級的組織（諸如工會和左翼政黨）在國家機器內部發揮了切實的影響。
① S.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M.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P. Armstrong, A. Glynn, and J. 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Long Boo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到1960年代末，鑲嵌型自由主義在國際和國內經濟領域都面臨垮臺。資本積累的嚴重危機的信號隨處可見，各地的失業和通脹現象此起彼伏，宣告一次波及全球、幾乎持續了整個1970年代的「滯脹」即將到來。各國的財政危機（例如，英國1975-1976年不得不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造成稅收大幅下滑，社會支出急速增長。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不再奏效了。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及歐佩克（OPEC）1973年的石油禁運令之前，由黃金儲備支撐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便岌岌可危。資本藉以穿越國界流動的縫隙，給固定匯率體系帶來很大壓力。美元已在世界上泛濫，而貯藏在歐洲銀行裡的美元並不受美國控制。因此，固定匯率在1971年被放棄了。黃金不再充當國際貨幣的金屬基礎；匯率能夠浮動，嘗試控制浮動的努力馬上就告失敗。曾經至少在1945年之後為發達資本主義帶來高增長率的鑲嵌型自由主義顯然窮途末路，不再奏效了。為克服危機，人們就需要找到某種替代性方案。
一種方案是通過社團主義的種種策略，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和管理（包括在必要時藉助節儉手段、收入政策，甚至工資和價格控制，以限制勞工的期望和群眾運動）。這種方案受到歐洲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支持，並且希望在像共產主義治下的義大利「紅色波隆納」（Red Bologna）等地開展創新性的治理實驗，希望葡萄牙在法西斯主義倒臺後經歷革命性轉型，希望向更開放的市場社會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方向發展——特別是義大利（在貝林格[Berlinguer]①的領導下）和西班牙（在卡裡略[Carrillo]②的影響下），或希望斯堪地那維亞穩固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傳統能夠得到擴展。左翼在上述方案下集合了相當多的民眾力量，幾乎在義大利執掌大權，事實上也在葡萄牙、法國、西班牙和英國獲得了國家權力，同時也在斯堪地那維亞維持了權力。甚至在美國，一個由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也在1970年代初批准了一系列調控改革措施（由共和黨主席理察·尼克森[Richard Nixon]籤署，他在這一過程中甚至說「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管理方方面面的事務，從環境保護到工作安全、衛生、公民權和消費者保護。③但是，左翼未能超越傳統社會民主式的和社團主義式的解決方案，而這些方案在1970年代中期被證明與資本積累的要求不符。結果就是雙方辯論的激化：一方是支持社會民主和中央計劃的人（這些人掌權時通常以試圖限制他們自己選民的熱情而告終——這麼做往往有其實用主義的理由——就像英國工黨的情況），另一方是那些關心解放企業和商業權力與重建市場自由的利益集團。到1970年代中期，後者的利益走到前臺。但是，使資本積累重新活躍起來的那些條件是如何被恢復的呢？
① Enrico Berlinguer(1922-1984)，義大利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歐洲共產主義」的倡導者和理論家之一。——譯者
② Solares Carrillo(1915- )，西班牙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歐洲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之一。——譯者
③ G. Eley,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新自由主義如何以及為何以唯一方案的勝利者姿態出現，是我們解答上述問題的關鍵。回過頭看，似乎這個方案既顯而易見又勢所必至，但我覺得公平點說的話，當時沒有人確切知道或有把握說何種方案可行、如何操作。資本主義世界在磕磕絆絆走向新自由主義化的方案之時，經歷了一系列迂迴曲折的過程和混亂的經驗，只有當1990年代眾所周知的「華盛頓共識」表述出來以後，這些過程和經驗才真正匯聚成一種新的正統。那個時候，柯林頓（Clinton）和布萊爾（Blair）都能輕易顛倒尼克森早前的話，說一句「我們現在都是新自由主義者」。新自由主義不均衡的地理發展，以及它時常在不同的國家和社會形態之間呈現有偏向的不平衡運用，都證明新自由主義解決方案的嘗試性特徵，並證明各種政治力量、歷史傳統和現有制度安排都以複雜的方式表明新自由主義化的過程如何以及為何會真的發生。
然而，在這一過渡期中有一項因素值得特別關注。每個人都因失業率上升和快速通脹而受到了1970年代資本積累危機的影響（圖1.1）。不滿情緒廣泛蔓延，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工和城市社會運動的結合似乎隱約暗示著一種社會主義替代性方案的出現，以取代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社會妥協——這種妥協在戰後曾成功地為資本積累打下基礎。在歐洲許多地方，甚至在美國，共產黨和社會黨開始發展壯大（如果不是開始奪權的話），群眾力量激烈要求大規模的改革和政府干預。這一回，所有經濟精英與統治階級都感到了一種明顯的政治威脅，不管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像義大利、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還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像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例如，瑞典提出了「雷恩-梅德納計劃」（Rehn—Meidner plan），逐步收購企業主擁有的股份，並逐步將國家轉為工人民主制或集體所有民主制。但除此之外，對統治精英和統治階級地位的經濟威脅也愈加明顯。幾乎所有國家在戰後安排上都有一個特點，即上層階級的經濟權力受到限制，而勞工則在經濟餡餅上分得很大一塊。例如，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人從戰前佔國民收入的16%跌落到二戰結束時的8%不到，這個水平幾乎保持了三十年。經濟增長穩定的時候，這種限制似乎無傷大雅。在一個越來越大的餡餅上佔有穩定的份額，這是一回事。但是，當經濟發展在1970年代崩潰、實際利率呈負增長、股息和利潤少得可憐時，各地的上層階級都感到了威脅。在美國，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對財富（與收入相對）的控制在整個二十世紀都保持了相對穩定（圖1.2）。但在1970年代這一控制卻隨著資產價值（股份、地產、儲蓄）的下跌而迅速跳水。上層階級不得不做出決斷以保護自己免於政治和經濟的失利。
智利政變和阿根廷的軍事接管——兩者由國內得到美國支持的上層階級推動一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智利隨後的新自由主義實驗證明，復甦資本積累所得的好處在強制私有化過程下發生了非常大的偏差。國家和統治精英——還有境外投資者——在起初都過得非常好。事實上，再分配效果和不斷增長的社會不平等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化過程中的必然特徵，亦是整個計劃的結構性因素。杜梅內爾（Gérard Duménil）和列維（Dominique Lévy）經過仔細重組數據後總結說，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從一開始就是一項旨在重新恢復階級權力的計劃。1970年代後期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佔份額開始迅速上升，在二十世紀末達到了15%（現剛接近於他們在二戰前所佔的份額）。美國收入最高的0.1%人口，其收入從1978年佔國民收人的2%上升到1999年的6%以上，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則從1970年的30:1上升到了2000年的將近500:1（圖1.3與1.4）。幾乎可以肯定，隨著布希政府的稅收改革開始生效，收入和財富集中到社會上層階級的現象將逐步上升，因為遺產稅（一項針對富人的稅收）正在被逐步取消，加在投資收益和資本收益頭上的稅收也正在減少，但針對工資薪水的稅收則維持原狀。①
① G. Duménil and D. Lévy, 'Neoliberal Dynamics: Towards A New Phase?', in K. van der Pijl, L. Assassi, and D. Wigan (eds.), Global Regulation: Managing Crises after the Imperial Tur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41-63. 亦見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4); T. Piketty and E.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2003), 1-39.
在這方面美國不是特例：英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其收人在國民收入中佔的份額從1982年起翻了一倍，從6.5%到13%。如果我們看得更遠一些，就會發現世界各地的財富和權力都出現了驚人的集中現象。俄羅斯在1990年代實施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後，出現了一個規模雖小卻非常強勢的寡頭集團。中國在開始自由市場導向的實踐後，極大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現象也開始產生。墨西哥1992年後的私有化浪潮使一小撮人（例如卡洛斯·斯裡姆[Carlos Slim]①）幾乎一夜之間登上福布斯世界富人榜。就全球來說，「東歐國家和獨立國協國家在社會不平等方面呈現出急劇增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諸國也在1980年代後呈現出巨大的不平等」，而「生活在最富裕國家的五分之一人口與生活在最貧窮國家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間的收人比，從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上升到1997年的74:1」。②儘管這一趨勢存在例外（一些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仍然將收入不平等控制在合理範圍內——像法國那樣——見圖1.3），這一證據有力表明新自由主義轉向在某種程度上與經濟精英力量的恢復或重建密切相關。
① Carlos Slim (1940- )，墨西哥商人，掌控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許多電子公司。——譯者
②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所以，我們可以將新自由主義化解釋為一項烏託邦計劃——旨在實現國際資本主義重組的理論規劃，或將其解釋為一項政治計劃——旨在重建資本積累的條件並恢復經濟精英的權力。接下來，我將表明上述兩個目標中，後一方面實際上佔據主導。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在重新激活全球資本積累方面並不非常奏效，但這一過程卻在恢復、或某些情況下（如在俄羅斯和中國）創造經濟精英的權力方面，卓有成效。我的結論是，新自由主義論述在理論上的烏託邦主義所發揮的主要作用，是證明任何為實現這一目標所做努力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此外，這一證據表明，在新自由主義原則與恢復或維持精英權力相衝突的時候，這些原則就會被拋棄或歪曲至不被承認的地步。這當然不是要否認理念的力量，即其能夠扮演推動歷史和地理發生變化的力量。但是，上述方面的確顯示，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力量和新自由主義化的具體實踐之間存在著創造性張力，而那些具體實踐在過去三十年內已經改變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項化解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危機的潛在方案，以及一項療治資本主義疾病的方案，長期以來就潛伏於公共政策中。一個由熱情鼓吹者所組成的排外小團體——主要包括學院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圍繞著名的奧地利政治哲學家弗雷德裡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聚集起來，於1947年創建了（他們在瑞士度假村首次碰面後命名的）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其中知名人物包括米塞斯[Ludvig von Mises]、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甚至一度包括著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這一學社的成立宣言如下：
文明的核心價值岌岌可危。在地球上廣大地區，維繫人性尊嚴和自由的核心條件已告闕如。在其他地區，這些條件正受到來自政策發展趨勢的不斷威脅。個體和自發性團體的位置正逐步被專制權力的擴張所瓦解。甚至最值得珍視的西方人的財富——思想和言論自由——也受到了一些信條的威脅（這些信條處在非主流位置上時，要求寬容的特權），它們試圖建立起一個權力立場，藉以壓制和抹去所有與己見不合的觀點。
本學社認為，上述發展過程受到兩方面推動，一方面是一種否認一切絕對道德標準的歷史觀的發展，另一方面是那些質疑法律規則之可取性的理論的發展。本學社進一步認為，上述發展過程的助長，也源於人們喪失了對私有權和競爭市場的信念；因為，沒有這些制度所帶來的權力分散和創新精神，就很難設想一個社會能夠有效地保障自由。①
這個集團的成員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在傳統歐洲的用法上），因為他們根本上信奉個人自由的理想。新自由主義的標籤表明，他們支持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自由市場原則，後者出現於19世紀後半葉（歸功於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②、威廉·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③、列昂·瓦爾拉斯[Leon Walras]④的著作），取代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當然還有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古典理論。但是，學社成員也同意亞當·斯密的看法，即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它可以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調動哪怕最卑下的人性本能——諸如貪吃、貪婪、對財富的欲望和對權力的欲望。所以，新自由主義學說激烈反對政府干預理論，諸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論——後者在1930年代應對大蕭條時曾居顯赫地位。二戰後許多政策制定者到凱恩斯理論那裡尋求指引，幫助他們設法控制經濟周期和衰退。新自由主義者甚至更激烈地反對國家中央計劃的理論，諸如奧斯卡·蘭格⑤（Oscar Lange）提出的那些接近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理論。他們認為，由於利益集團勢力的捲入（像工會、環境保護主義者或貿易遊說集團），政府決策必然在政治上有所偏袒。政府有關投資和資本積累的決策註定錯誤，因為政府所能獲得的信息無法與市場信號所包含的信息對稱。
① 見網址http://www.montpelerin.org/aboutmps.html。
②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英國經濟學家，當代經濟學的創立者。——譯者
③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英國經濟學家、邏輯學家。——譯者
④ Leon Walras (1834-1910)，法國數學經濟學家。——譯者
⑤ Oscar Lange (1904-1965)，波蘭經濟學家、政治活動家。——譯者
正如一些論者指出，這種理論框架並不完全自洽。①其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科學嚴密性並非嚴絲合縫地與其政治上的個人自由理念相合，而其對一切政府力量的不信任前提，也與如下要求不合：要求一個強大且在必要時具強制性的政府，保護私人財產、個人自由和企業自由。在法律面前將企業規定為個人，這一法律伎倆使銘刻在紐約市洛克菲勒中心銅牌上的約翰·洛克菲勒信條顯得頗為反諷，上面第一條寫著「個人價值至上」。我們將會看到，新自由主義立場所產生的大量矛盾使得逐步開展的新自由主義實踐（面對如壟斷權力和市場失敗等事件）變得走樣，離貌似純粹的新自由主義學說相去甚遠。因此，我們需要仔細考察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新自由主義具體實踐之間的張力。
① 睿智的評論見H. J. Chang, Globalis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London: Zed Books, 2003)。但正如Peck的'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指出，新自由主義經常吸收其他因素到自身框架之內，因此很難將其視之為一種「純粹」的理論。
寫過像《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等重要著作的哈耶克頗有先見之明地指出，為理念而進行的鬥爭至關重要，這場不僅針對馬克思主義而且針對社會主義、國家計劃和凱恩斯幹預主義的鬥爭，可能要花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時間才能獲勝。朝聖山學社獲得了財政和政治上的支持。特別是在美國，一個由那些心底裡反對一切形式政府干預和管制，甚至反對國際主義的富人和企業領導所組成的力量集團，力圖組織起來反對一種他們視之為尋求混合經濟的新興共識。由於擔心二戰期間與蘇聯的聯合以及美國內部建立起來的指令型經濟可能會在戰後政治格局中破產，他們準備將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完全納入到新自由主義智囊中，以保護和提升自己的權力。但在1970年代的艱難歲月到來之前，這一運動一直處在政策和學界影響力的邊緣。直到那個時候，這一運動開始位居中心舞臺，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誕生了各種資金雄厚的智囊團（均衍生自朝聖山學社，諸如倫敦的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in London]和華盛頓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 in Washington]）；這一運動在學界的影響力也日益增加——特別是在米爾頓·弗裡德曼主導的芝加哥大學。新自由主義理論由於哈耶克和弗裡德曼分別在1974年和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受到學界的尊敬。這一特殊獎項儘管披上了諾貝爾獎的光環，卻和其他獎項不同，它是受到瑞典的銀行界精英牢牢掌控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特別是在其貨幣主義的面具下）開始在許多政策領域發揮實際影響。例如，在卡特總統任期內，經濟鬆綁就成為解決整個1970年代美國周期性滯脹的方案之一。但是，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層面調節公共政策的新經濟正統，其地位的鞏固始於1979年的美國和英國。
此年5月，瑪格麗特·柴契爾以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政策當選英國首相。受到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他是一位非常活躍而忠實的政論家，且和經濟事務所這個新自由主義機構有密切關係——的影響，柴契爾夫人承認必須拋棄凱恩斯主義，並且同意貨幣主義的「供給學說」（supply-side）方案對於解決1970年代困擾英國經濟的滯脹非常關鍵。她認識到這幾乎意味著財政和社會政策方面的革命，並立即籤署了一項決議，處理1945年後在英國鞏固起來的社會民主國家的機構和政治道路。這就意味著對抗工會力量、攻擊一切阻礙競爭性活力的社會團結形式（諸如那些通過市政管理體現的形式，包括許多員工及其社團的力量）、撤銷或免去福利國家的義務、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包括社會住房）、降低稅收、鼓勵創業積極性、創造良好的商業氛圍以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特別是日本的投資）。她的著名宣言是：「沒有社會，只有個體的男人或女人」——後面還加一句：「以及他們的家庭」。所有形式的社會團結都要因個人主義、私有權、個人責任和家庭價值的理由而瓦解。這種從柴契爾夫人的修辭技巧中流露出的意識形態攻擊冷酷無情。①她說：「經濟是手段，但目的是為了改變靈魂。」她的確做到了，儘管全然不是靠完整和全面的手段——且不提政治上的代價。
1979年10月，卡特（Carter）總統在任時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保羅·沃爾克對美國貨幣政策進行大幅度改革。②長期以來在美國自由民主國家奉行的「新政」（New Deal）原則——廣泛採用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充分就業為根本目標——被放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項旨在不惜以帶來就業問題為代價而遏制通脹的政策。在1970年代通脹達到兩位數時曾呈現負增長的實際利率，通過聯邦儲備的法令而呈正增長。（圖1.5）名義利率在一夜間上升，並在一系列震蕩後於1981年7月穩定在20%左右。由此開始了「漫長而嚴重的經濟衰退期，在美國造成工人失業、工會分裂，債務國瀕臨破產，開啟了漫長的結構性調整的時代」。③
① 關於柴契爾夫人走向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前前後後，見D. Yergin and J.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② L. Panitch and S. Gindin, 'Finance and American Empire', in The Empire Reloaded: Socialist Register 2005 (London: Merlin Press, 2005) 46-81.
③ D. Henwood, After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208.
後來被人們稱為「沃爾克休克法」的手段必須被視作一項必要但不充分的新自由主義化條件。一些中央銀行長期強調反通脹財政責任，並採取了許多更接近於貨幣主義而非凱恩斯主義正統的政策。就西德的情況來說，此舉源於對1920年代摧毀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的通脹失控（為此後法西斯主義抬頭埋下伏筆）記憶猶新，以及對二戰結束時發生的同等破壞力的通脹記憶猶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長期致力於反對產生過多債務，並推動了（如果不是規定了）附屬國的財政控制和預算節制。但在所有上述情況中，這種貨幣主義均與下述方案齊頭並進：認可強大的工會力量和政治上奉行建設一個強大的福利國家。因此，新自由主義轉向不僅依靠採納貨幣主義，而且依靠在其他許多領域實施政策。
裡根在1980年與卡特的競爭中勝出，這一勝利非常關鍵——雖然卡特已經謹慎地向（航空和運輸業）鬆綁方向邁出，以作為應對滯脹危機的部分方案。裡根的參謀們相信沃爾克的貨幣主義「藥方」對於醫治病態和停滯的經濟很管用。沃爾克得到支持並再次被任命為聯邦儲備局主席。裡根政府接著便憑藉進一步鬆綁、稅收減免、攻擊工會與員工勢力，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在1981年一次漫長而激烈的罷工中，裡根徹底壓制了航運管理組織（PATCO）。這表明在沃爾克引起的經濟衰退造成高失業率（10%或更高）的同時，有組織的勞工勢力受到了全面打擊。但是PATCO不僅是一個常規工會：它是一個白領工會，具有技術員工組織的特點。因此，它是中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工會主義的標誌。勞工狀況由此受到重創——下述事實是很好的說明：聯邦最低工資由1980年與貧困線持平，到1990年降低至貧困線以下30%。由此開始了實際工資水平嚴重下跌的時期。
裡根在諸如環境管理、工作安全、衛生醫療等事務上對權力部門的任命，將對抗大政府的戰役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航空、電信到金融，一切領域的鬆綁為強大的企業利潤打開了不受管束的市場自由新天地。投資賦稅的減免有效幫助資本從具有工會組織的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向未形成工會且不設管制的南部和西部地區轉移。金融資本愈加向海外進發，尋找高額收益率。在國內進行去工業化而把生產移到國外，這一現象變得越來越普遍。意識形態上被描繪為促進競爭與創新的市場，成為鞏固壟斷權力的工具。企業稅收得到大幅裁減，而最高個人稅率在被稱為「史上最大規模的稅收減免」中由70%降至28%（圖1.7〕。
由此開始的重要轉折，將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進一步重建上層階級的經濟力量。
然而，還有一個隨之而來的轉折也推動了1970年代新自由主義化浪潮。歐佩克石油價格隨著1973年石油禁運令而飆升，致使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布達比等石油生產國獲得了大量財力。我們如今從英國情報報告了解到，美國曾在1973年積極籌備對上述國家發動戰爭，以恢復石油流通、壓低石油價格。我們還知道，大概迫於美國的軍事壓力（如果不是公開威脅的話），沙烏地阿拉伯當時同意通過紐約投資銀行回收其全部石油美元。①這些銀行突然發現自己能夠動用大量所需基金以尋求獲利渠道。考慮到1970年代中期衰頹的經濟狀況和低收益率，在美國國內進行選擇並不理想，更有利可圖的機遇應該到海外尋找。政府看起來是最安全的投資，因為按照花旗銀行董事長沃爾特·裡斯頓（Walter Wriston）的著名說法，政府不可能移動或消失。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又資金匱乏、急於借貸。然而，還需要的一個條件是為貸款確保開放的通道和相當安全的環境。紐約投資銀行求助於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為新的投資機遇創造空間並保護境外業務。
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由來已久，並在某種程度上自視為與其他帝國主義傳統——英國、法國、荷蘭及其他歐洲勢力——針鋒相對。②雖然美國在19世紀末也曾進行過一些無關大局的殖民徵服，它卻在二十世紀發展出一種沒有殖民地且更為開放的帝國主義體系。典型的例子發生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時美國部署海軍保護其利益，但卻捲入了一場漫長而艱苦的、由桑地諾（Sandino）③領導的遊擊隊叛亂鬥爭中。此事的最終解決是靠找一名當地的鐵腕人物——在這次事件中是蘇穆薩（Somoza）——並給他和他的家庭以及親密盟友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以便他們能鎮壓或籠絡反對者，為自己積累相當數量的財富和權力。作為回報，他們要始終保持本國對美國資本業務的開放和支持，在必要時也應推動美國在本國和在整個地區中（尼加拉瓜事件中是中美洲）的利益。二戰結束後，隨著美國堅持的全球去殖民化運動迫使歐洲勢力放棄殖民政策，上述模式得以開展。例如，中央情報局於1953年在伊朗策劃政變推翻民選的穆薩迪克（Mosaddeq）政府，並讓伊朗國王上臺，後者和美國公司籤訂了一系列石油合約（並且沒有將資金返還給先前由穆薩迪克政府收歸國有的英國企業）。伊朗國王還成為中東石油地區主要的美國利益看管人。
① L. Alvarez, 'Britain Says U. S. Planned to Seize Oil in '73 Crisis', New York Times, 4 Jan. 2004, A6. 關於通過美國回收石油美元的沙特協議，見P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20.
② 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N.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N. Smith, The Endgam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③ Augusto César Sandino (1893—1934)，尼加拉瓜抗美遊擊隊領袖。——譯者
許多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國家在戰後都是通過此類手段受到美國統治。這成為應對共產主義起義和革命威脅的辦法，但卻使得美國採取一種反民主（甚至更顯然的是反大眾、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策略，從而越來越和鎮壓性軍事專政和獨裁政府結盟（最明顯的當屬拉丁美洲各處）。約翰·帕金斯（John Perkins）《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中的故事充斥著這類事件罪惡而不光彩的細節。在與國際共產主義的鬥爭中，美國利益因此變得不是更加穩固，而是更加脆弱了。雖然收買本地統治精英輕而易舉，但對反對者或社會民主運動（諸如智利的阿連德）的鎮壓，卻使美國和這樣一段漫長的歷史勾連起來：在暗中反對發展中國家的大眾運動。
正是在這一語境下，通過紐約投資銀行回收的剩餘基金得以撒向世界各地。1973年以前，多數美國境外投資都屬於直接投資，主要是在歐洲和拉丁美洲進行原材料資源（石油、礦產、原料、農業產品）的開採或特殊市場（電信、汽車業等等）的培育。紐約投資銀行此前一直活躍於國際範圍，但1973年以後它們變得更加活躍，儘管更加注重給外國政府以資金貸款。①這要求國際信貸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而美國政府則開始積極地促進和支持此項1970年代的全球政策。由於急需信貸，發展中國家被鼓勵大量借貸，儘管利率卻是對紐約銀行家有利。②然而，由於貸款以美元結算，美元利率的些微上調（且不說大幅上升）就將輕易使孱弱的國家還不起貸款。紐約投資銀行因此將面臨嚴重損失。
① Panitch and Gindin, 'Finance and American Empire'.
② 1980年代許多次債務危機的詳細情況，見Gowan, The Global Gamble。
第一例重大的此類事件發生於墨西哥，後者在1982—1984年效法沃爾克休克法，致使本國無力還貸。裡根政府上任第一年曾嚴肅考慮過撤銷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但後來找到辦法聯合美國國庫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力量，通過延緩債務償還期限來解決困難——條件是墨西哥要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在斯蒂格利茨（Stiglitz）①所指的將凱恩斯主義一切影響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清除」後（發生於1982年），上述辦法成為標準處理方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此後成了傳播和執行「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正統的中心。為回報債務償還期限的調整舉措，債務國被要求施行制度改革，包括削減福利開支、更靈活的勞動市場法律和私有化。就此發明了「結構性調整」。墨西哥是首批被拖入全世界正在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的國家之一。②
然而，墨西哥的例子表明在自由主義實踐和新自由主義實踐之間存在根本區別：在前者那裡，債權人承擔錯誤投資決策的損失；而在後者那裡，債務人受到政府和國際力量的壓迫，承擔債務償還的一切費用，不管這將給當地人民的生計和福利帶來多大影響。如果此舉要求將資產以極低價格甩賣給外國公司，那也只能順其自然。事實上，這和新自由主義理論並不相符。正如杜梅內爾和列維所表明的，此舉結果之一是使得美國資本家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能夠從世界其他地區榨取高額收益率（圖1.8和1.9〕。③美國及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精英或上層階級的權力重建，憑藉國際流動和結構性調整實踐，從世界其他地區成功榨取了大量盈餘。
① Joseph Stiglitz (1943- )，美國經濟學家，曾於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譯者
② J.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③ G. Duménil and D. Lévy, 'The Economics of U.S. Imperi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 Political Economy, 11/4 (2004), 657—676.
圖1.9：流入美國的貢金：從世界其他地區所獲利潤和資本收益與國內利
潤的關係
但是，這裡所謂的「階級」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個概念總是有些模稜兩可（有些人甚至會說可疑）。無論如何，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已經重新定義了這個概念。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如果新自由主義化是階級力量重建的工具，那麼我們應該能夠認出隱藏在背後的階級力量以及那些藉此獲益的階級力量。但是，當「階級」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形態的時候，這個工作就很難進行。在有些情況下，「傳統」的社會階層能夠依附於一個穩定的權力基礎（通常靠家庭和血緣建立起來）；但在另一些情況下，與新自由主義化共同進行的，是對上層階級構成因素的重構。例如，柴契爾夫人打擊了英國一些根深蒂固的階級力量形式。她反對在倫敦的軍事、法律和經濟精英中、以及在許多工業部門中佔據主導的貴族傳統，而與魯莽的企業家和新興的富人站在同一陣營。她支持這個新生的企業家階級，通常也受到後者的支持（諸如理察·布蘭森[Richard Branson]①、羅德·漢森[Lord Hanson]②和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她自己的保守黨中的傳統派對此感到驚訝。在美國，金融家和大企業行政總裁的新生力量和重要性，以及一些嶄新部門（諸如計算機、網絡、媒體和零售業〕所迸發的巨大活力，深刻改變了上層階級經濟力量的核心。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帶來了階級力量的重建，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力量恢復到同一批人那裡。
① Richard Branson (1950- )，英國著名企業維珍（Virgin）的創始人。——譯者
② Lord Hanson (1922—2004)，英國實業家。——譯者
但是，正如美國和英國的對比所示，「階級」在不同地方的意義各不相同，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美國）甚至被認為毫無意義。此外，在世界不同地區出現了以階級認同的形成與重構方式進行劃分的強烈趨勢。例如，在印尼、馬來群島和菲律賓，經濟力量開始極大地聚集到一些屬於少數民族的華僑手裡，而獲得經濟力量的模式也與澳大利亞或美國非常不同（這種模式注重貿易活動並進行市場壟斷①）。而俄羅斯七大寡頭的興起，則源於前蘇聯解體後形成的非常獨特的環境格局。
① A.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提供了許多例子。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辨認出一些總的趨勢。首先是資本主義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兩者照慣例相互分離——的特權進行融合，方式是給予行政總裁們（管理者）以優先認股權（所有權憑證）。於是，股票市值而非生產活動成為經濟活動的指示燈；此後隨著安然（Enron）等公司的垮臺變得越加明顯的是，此類活動產生的投機誘惑開始泛濫猖獗。第二個趨勢是急劇減小以下兩者的歷史溝壑：一方是為獲取股息和利潤的貨幣資本，另一方是尋求獲利的生產、製造業和商業資本。這一分離在過去不同時期製造了金融家、生產者和商人之間的衝突。例如，1960年代的英國政府政策首先迎合倫敦市金融家們的要求，經常損害國內製造商的利益；在美國，1960年代金融家和製造企業的衝突也時有發生。1970年代，許多這類衝突要麼消失了，要麼轉變為新的形式。大公司開始越來越往金融上靠攏，甚至在從事生產時——如汽車部門那樣——也是如此。自1980年左右以來，企業報告生產損失由金融業務彌補的情況已很常見（通過信貸和保險業務在匯率波動和期貨市場方面進行投機）。部門合併以新的方式結合生產、製造、房產和金融利潤，以產生多樣的聯合企業。當美國鋼鐵公司將名字改為美國鋼鐵馬拉松（USX）的時候（購買堅挺的保險股份），公司董事會主席詹姆斯·羅德裡克（James Roderick）針對「X是什麼？」這個問題，給出了簡潔明了的答案：「X代表錢。」①
所有這些都和金融世界強烈迸發的活力和能量有關。隨著金融活力日益掙脫那些迄今對其進行限制的管理束縛和壁壘，這種活力便能迅速發展，最終無遠弗及。金融服務領域的創新浪潮不僅生產出高度複雜的全球網際網路，還生產出各種建立在證券化、衍生品和形形色色期貨交易基礎上的金融市場。簡言之，新自由主義化就是將一切都金融化。這一過程深化了金融，後者從此不僅掌控其他一切經濟領域，而且掌控國家機器和——如蘭迪·馬丁（Randy Martin）所說——日常生活。②這一過程還使全球交易關係發生劇烈波動。無疑存在著一股從生產過程轉向金融領域的勢頭。從製造能力上獲得的收益不再必然意味著人均收入的上升，但是向金融服務領域的集中卻肯定能提升人均收人。因此，對金融機構的支持和金融系統的完整性就成為新自由主義國家關心的根本議題（例如由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G7）。華爾街在與緬因街③的衝突中佔得上風；於是非常有可能的是，華爾街春風得意的時候美國其他部分（以及世界其他部分）卻過得糟糕。而數年來——尤其是1990年代——情況就是這樣。1960年代經常被人掛在嘴邊的口號是「對通用汽車有利就是對美國有利」，到了1990年代，這個口號變成了「對華爾街有利就行了」。
① 引自Harvey,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58。
② R. Marti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Daily Lif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Main Street是與Wall Street相對的詞，通常是商鋪和零售商聚集的小市鎮，也有「邁因街」、「商業街」、「民生街」的譯法。——譯者
所以，隨著新自由主義而抬頭的階級力量的根本核心之一，便體現在下述人群那裡：企業董事會的關鍵成員和行政總裁以及那些圍繞在這一資本主義活動的閨房周圍的金融、法律、技術機器的領導人。①然而，資本實際擁有者（股東）的權力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了，除非他們能獲得充分的投票權益以影響公司政策。有時，行政總裁及其金融參謀的操作可從持股人那裡攫取數百萬資產。投機獲益也使得在短時期內聚集大量財富變得可能（例如巴菲特和索羅斯）。
① 例如，杜梅內爾和列維很喜歡用這個排他性定義。
但是我們不能把「上層階級」這個概念僅僅局限於這群人身上。貿易關係的新型結構以及創業機遇的湧現，已經使新的階級形成過程得以浮出地表。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等新型經濟部門能快速產生財富（像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保羅·艾倫[Paul Allen]）。新型市場關係打開了種種賤買貴賣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事實上通過種種方式建立財產以進行壟斷市場的話——比如，使產業橫向延伸（如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向全球擴展的媒體帝國），或使產業多樣化分散到各個商業領域，向後延伸到資源開採和生產、向前則從貿易基地延伸到金融服務、地產開發和零售業。在這一過程中，與國家權力的特殊關係也扮演了關鍵角色。例如，印尼的兩個與蘇哈託（Suharto）關係密切的商業集團既維護蘇哈託家庭的財產利益，也藉助它們與國家機器的關係囤積巨額財富。其中的一個——三林集團（Salim Group）——到1997年時「據稱是世界上最大的華僑所有的聯合企業，擁有二百億美元資產和近五百家公司」。卡洛斯·斯裡姆紹（Carlos Slim）①以較小的投資公司起家，卻已掌控了墨西哥新興私有化的電信系統，並迅速將其打造為巨型聯合公司帝國，不僅佔據了墨西哥經濟的巨大份額，其獲利途徑還擴展至美國零售業（電路城[Circuit City]和邦諾書店（Barns and Nobel）和拉丁美洲。②在美國，隨著沃爾瑪一躍成為零售業霸主且融合進中國生產線和世界各地零售店，沃頓家庭也獲得了巨額財富。儘管這些活動與金融世界有明顯關係，那種不僅能積累大量個人財富而且能控制許多經濟部門的不可思議的能力，卻使得這一小撮人擁有了影響政治進程的巨大經濟力量。不奇怪，1996年時最富裕的三百五十八個人的資本淨值「相當於世界最貧窮的45%人口（二十三億）的收入之和」。更糟糕的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二百個人在1998年之前的四年裡資本淨值翻了一番，超過一萬億美元。[當時]最富裕的三位億萬富翁的資產超過了最不發達國家及它們的六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之和」。③
然而,在這個劇烈的階級關係重組過程中，還有一項難題有待考察。這個人們爭論不休的問題是，這一新的階級形態應該被視作具有跨國性質，還是仍然該理解為建立在民族國家邊界之內？④我自己的立場如下。統治階級限制自己的業務領域並忠於某個民族國家，這種情況已經被渲染得太過了。美國資產階級對抗英國、法國、德國或韓國資產階級，這種說法向來沒什麼意義。國際關係從來非常重要，尤其是通過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活動的關係，但也包括起碼回溯到十九世紀（如果不是更久的話）以來通過跨國聯繫形成的關係。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階段，這些跨國聯繫無疑得到了加深和擴展，承認這些聯繫至關重要。當然這並不是說這個階級中的先驅人物不依附於某些國家機器以尋求利益和保護。他們具體依附在哪裡固然重要，但這和他們追求的資本主義活動一樣不穩定。默多克可能在澳大利亞起家，然後把注意力轉向英國，最終在美國獲得公民身份（行程表當然是很快的）。他並沒有超越或自外於特殊國家權力之上，但同時他通過他的媒體卻對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的政治產生巨大影響。他的報刊在世界上擁有二百四十七位所謂的獨立編輯，這些人無一例外支持美國對伊拉克的侵略。雖然是一筆帶過，但談論一下美國、英國或韓國的資產階級利益還是有意義的，因為像默多克或卡洛斯·斯裡姆或者三林集團的這些企業利益不僅從國家機器獲益，也扶植國家機器的發展。但是，每一方都能夠，而且確實，同時在不止一個國家中發揮階級力量。
① Carlos Slim (1940- )，墨西哥電信巨頭。——譯者
② Chua, World on Fire.
③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3.
④ W. Robinson, 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Production, Class, 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對這方面有出色論述。
雖然這種位於企業、金融、貿易和開發領域的差異性私人團體並不必然合謀為一個階級，並且，雖然他們之間時常發生衝突，但他們仍然具有某種利益上的一致，即都能認識到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帶來的好處（如今還要加上危險）。他們也能夠通過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之類的組織進行意見交流，尋求合作並與政治要人商談。他們對全球事務產生巨大影響，並且擁有一種普通公民所不具有的行動自由。
這一新自由主義化和階級形成的歷史，以及朝聖山學社的理念不斷被作為當代核心理念所接受的歷史，如果被放在1944年由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所做的相反論述（就在朝聖山學社建立之前）的背景下考察，就會非常有趣。波蘭尼指出，在一個複雜社會中，一旦自由成為咄咄逼人的行動剌激因素，自由的意義就會變得自相矛盾、歧義叢生。他注意到存在兩種自由，好的和不好的。就不好的自由方面，波蘭尼列出的有「剝削他人的自由，或獲得超額利潤而不對社會做出相應貢獻的自由，阻止技術發明用於公益事業的自由，或發國難財的自由」。但是，波蘭尼接著指出：「這些自由所推動的市場經濟同樣產生了我們所當珍視的自由：良心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個人選擇工作的自由。」雖然我們或許會「因這些自由自身的價值而珍惜它們」——而且我們許多人也向來是這麼做的——但這些自由在很大程度是「市場經濟的副產品，這同一種經濟也要為那些惡的自由負責」①。波蘭尼對問題的兩面性給出的回答，從新自由主義思潮佔據主流的背景下看，似乎有些奇怪：
①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edn.).
市場經濟的逝去可以開啟一個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時代。法律上的自由和實際的自由能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廣泛而普遍；管理和控制不僅能為少數人爭取自由，也能為所有人爭取自由。自由不是作為從源頭上就腐敗了的特權的附屬物，而是一種遠遠超出了政治領城狹隘界限、延伸至社會自身內部組織的時效權利。由此，老的自由和公民權利融入新的自由之中，這種新的自由產生自工業社會為所有人提供的閒暇和安全。這樣一個社會能夠同時承擔起公正和自由。①
波蘭尼指出，可惜的是向這樣一種未來的過渡被自由主義烏託邦的「道德障礙」所阻（他不止一次援引哈耶克作為後一傳統的典型）：
計劃和控制受到攻擊，被認為是對自由的否認。自由企業和私人所有權被稱為自由的核心。據稱，任何建基於其他基礎之上的社會都算不得叫自由社會。由管制所創造的自由被指責為不自由：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貶斥為奴役的偽裝。②
①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edn.). 256—258. [引文根據馮剛、劉陽譯文，有所改動。見卡爾·波蘭尼：《大轉型》，馮剛、劉陽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17頁。——譯者]
② Ibid. [引文根據馮剛、劉陽譯文，有所改動。見卡爾·波蘭尼，前揭。——譯者]
自由的理念由此「墮落為僅僅是對自由企業的鼓吹」，這意味著「那些其收入、閒暇和安全都高枕無憂的人擁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眾僅擁有微薄的自由，儘管他們徒勞地試圖利用自己的民主權利來獲得某種保護，以免遭那些有錢人的權力的侵害」。但是——事情往往如此——如果「沒有權力和壓制的社會是不存在的，強力不發揮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存在的」，那麼維持這種自由主義烏託邦前景的唯一辦法就是靠強力、暴力和獨裁。在波蘭尼看來，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烏託邦論調註定會為權威主義甚或十足的法西斯主義所挫。①好的自由已經喪失，而壞的自由橫行霸道。
波蘭尼的診斷看起來與我們當今的狀況特別合拍。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制高點，藉此能夠看清當布希總統聲稱「我們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有義務推動自由的傳播」②時，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波蘭尼的診斷也幫助解釋為什麼在「人性掌握了這樣一種機遇，讓自由戰勝其所有頑固的敵人」的同時，新自由主義卻變得如此獨裁、壓迫和反民主。它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了思考有多少家公司通過阻止將技術利益投放公共領域（如愛滋病藥物）而牟利，從戰爭（如哈利伯頓公司）、饑荒和環境災難中牟利。它喚起了一種擔憂，即許多此類災難或準災難（軍備競賽以及應對真實和假想敵人的要求）是否暗地裡其實是公司牟利之計。而且，波蘭尼的診斷清楚表明為什麼富人和有權者熱心支持某些權利和自由概念，同時千方百計向我們推銷這些概念有多萬能多好。畢竟，新自由主義的自由通行了三十年，不僅使狹義的資產階級重建權力，還產生了企業力量大量集中到能源、媒體、醫藥、運輸甚至零售領域（比如沃爾瑪）的現象。布希稱之為人類進取心之頂點的市場自由，事實上不過是不加限制地將企業壟斷權力和可口可樂擴張到各地的便利手段而已。依靠在媒體和政治過程中的非常影響，這一階級（以默多克和福克斯新聞網為首）利用刺激和強力勸服我們相信，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制度使我們過得比以前更好。對那些舒服地住在世外桃源（gilded ghetto）裡的精英來說，這個世界好像確實更好了。波蘭尼或許會說，新自由主義把權利和自由帶給了那些「收入、閒睱和安全都高枕無憂」的人，而把微薄的收入留給我們其他人。那麼，「我們其他人」如何就如此輕易地默許了這一事態呢？
①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edn.). 256—258.
②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see also F.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Norton, 2003).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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