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鋼:《唐山大地震》和那個10年

2021-02-19 醉折花枝

上個世紀改革開放至80年代末期,中國文壇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就是報告文學的崛起。作者多是調查記者和社會學者居多,題材廣泛,特點是深入底層,對民生疾苦多有現實直觀的反應,當然也有部分題材回首中國當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對於改革開放後迫切需要了解和掌握歷史信息和時代脈搏的國人而言非常重要。《唐山大地震》就是其中非常有影響力的一篇,作者錢鋼,也是當時最著名的記者之一。

錢鋼現在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hina Media Project)主任、上海大學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學者。

1976年8月,23歲的錢鋼以救災隊員的身份來到唐山,同時也幫助救災工作的宣傳報導。8年後,他又以記者和作家雙重身份,重新奔走在剛剛復甦的唐山大地上,寫出了影響深遠的報告文學作品——《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獲1986年全國十大暢銷書獎、1987年金鑰匙獎。

書中的部分章節被收入香港的中學語文教材。許多香港人都「讀著錢鋼的文字長大」,導致錢鋼出現在香港大學時,有同學疑惑「原來他還活著啊」。

比較1976年地震當年自己的報導風格,和1986年出版的書,錢鋼說,他是「喝著紅墨水長大」的人,在1976年主要還是以宣傳的形式,給營救人員和改建工作唱讚歌。而1986年時,自己的思想變化了,又得到編輯部的允許,他以唐山災民為中心,直指人性,一層層地撥開災難本身,寫出了令人震撼的《唐山大地震》一書。

在當年沒有移動通訊的情況下,他大量運用了現在被稱為「口述歷史」和「調查報告」的新聞方式。

目前,錢鋼從事的媒體研究主題是「語象研究」。分析報刊上表徵性用語的頻度,呈現社會與政治的演變。通俗來說,就是用大數據分析的方法,通過分析官方媒體用詞的頻度,來呈現其反映的社會和政治情況。


《唐山大地震》和那個10年

    作者:錢鋼


從1976年「7.28」那天算起,到1986年3月《解放軍文藝》雜誌刊出《唐山大地震》,時間跨度長至10年。這篇報告文學的形成過程,可從一個側面,印證文革結束後最初10年的演變。

1976:《朝霞》派我去震區


我那時還不是記者。我是上海《朝霞》雜誌一名穿軍裝的編輯。《朝霞》編輯部裡,有工人、農民、解放軍。這是那個年代的奇觀--「工農兵佔領上層建築」。雜誌名義上隸屬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管者卻是上海市委寫作組。

《朝霞》文學月刊創刊於1974年。後來有人將《朝霞》和《學習與批判》並論,稱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輿論工具」。如果不用這種簡單的政治標籤,說《朝霞》是一本認真執行張春橋、姚文元指示,全力宣傳毛澤東「全面專政」思想的刊物,是合乎實情的。

我1969年3月入伍到上海警備區。16歲的我,懷揣著「兩報一刊」社論集到部隊,那些紅色語言,當時讓我入迷。一次手榴彈投擲,我的副連長為救戰士而負重傷。作為目擊者,我奉命去各單位宣講他的事跡,後來被抽調去寫演唱作品。從宣講,到創作,事實被不斷拔高,豪言壯語不斷增加,最後副連長成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典型。

我在軍中自學寫作。從1972年開始,在《解放日報》發表小說、詩歌,也在《朝霞》發表過多篇文藝作品。1975年底,我被「借調」到《朝霞》,任「詩歌、散文、電影文學組」的組長。

去《朝霞》時,「批鄧」已開始。未幾,周恩來逝世,四五運動爆發。那時,包括在軍中,人們私下對四人幫的負面議論,和對鄧小平的同情聲音,越來越多。我也參與這些議論,傳看「李一哲大字報」等地下資料。但我當時仍擁護文革、懷念我參加過的紅衛兵運動。1976年是文革10周年, 7月號的《朝霞》刊登了我的長詩《獻給十年的詩篇》。

這是唐山地震發生前的我。一個受「毛文化」影響很深的文學青年;對幾年後將投身的新聞傳媒,認識幾無。

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級大地震發生。我向編輯部請求,去參加抗震救災。我與《朝霞》和出版社幾位編輯獲準組成一個小組,到震區組稿。那些稿件的主題都是歌頌黨和主義的。比如我寫過一首詩《烙餅的大娘》,用抒情的筆調,寫一個夕陽下在路邊架鍋做飯的老人,她的鍋是哪個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個哪個省送來的。

在唐山我見到過一些記者,印象中他們在震區的時間不太長。因為偶然的機會,我留了下來。我遇見了父母的老友,唐山民政局局長蔣憶潮。這是一位老宣傳工作者,他有意識帶我參加賑災工作,並在各處了解情況。在唐山的兩個多月裡,許多時間我就住在他家,體驗了真實的災區生活。其中最難忘的經歷,是參加護送數百孤兒到石家莊和邢臺。回到唐山我向上海醫療隊做了一次內部報告,醫生護士泣不成聲。這讓我第一次強烈感受到,不帶宣傳色彩的真實故事是多麼打動人心。

在唐山我趕上一個時代的閉幕。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上海的張、姚體系瓦解。《朝霞》編輯部打了許多電話,才在震區找到我,命我速回。這也是《朝霞》的末日。「揭、批、查」開始了,編輯部裡貼滿了揭發市委寫作組的大字報。一次全市批判大會上,有人追問,市委寫作組派人到唐山,是去搞什麼特務活動?!
 
可以這樣說,在那時,無論是手頭掌握資料的完整性、確鑿性,還是我自己的觀念,都距後來的《唐山大地震》十分遙遠。文革末期,不要說絕無可能寫那樣一本書,連採寫的構想也不可能產生。

1984:頭腦風暴


一直到1984年。

用天地翻覆來形容那幾年,一點也不過分。改革開放開始了。

1979年初,我被抽調到前線,參加中越邊界戰事報導,由此調入解放軍報,開始從事職業新聞工作。那正好是一個轉折點--報社在「撥亂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假,大,空」新聞宣傳惡習。發給新記者的學習資料,除了人大編的《外國新聞通訊選》,還有美國大學的新聞教材。

後人很難想像那樣的情景:在還需要按比例吃「粗糧」的飯堂裡,年輕軍事記者們開始在飯桌上興致勃勃切磋美國新聞的導語寫法,什麼「子彈式導語」、「曬衣繩式導語」、「延緩式導語」……;熱烈討論「大兵記者」歐尼.派爾的報導風格。
    
一群餓極了的孩子,面對從天而降的大餐。和同齡人一樣,我也天蒙蒙亮到書店排過隊搶購文學名著,惡補解禁書籍,興奮地閱讀報刊上一篇又一篇引起轟動的作品。大概誰也忘不了《哥德巴赫猜想》發表時的情景,許多報紙都用若干個版來全文轉載徐遲的這篇報告文學。報告文學的浪潮湧來,文革後一代新記者,幾乎人人是報告文學的愛好者,談起劉賓雁、理由、黃宗英的作品,如數家珍。

我們飛快接受那些全新的--而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說真話,不說假話;說人話,不說鬼話;人性;人道主義;以「5W」為標誌的新聞真實性原則;還有最重要的,「改革」。

我們這代記者的「師傅」,多為1957年的右派、「中右」、和文革中吃足苦頭的新聞工作者。他們方復出,尚年富,成了各大報社的骨幹。他們痛定思痛,再不想違心,是新聞改革的中堅力量。

中央級黨媒體一度讓人刮目相看。1979年,解放軍報從《詩刊》轉載長篇政治抒情詩《將軍,不能這樣做》,批評一位拆除幼兒園、耗用外匯為自己興建樓房的高級將領(實有其事)。1980年,人民日報曾點名批評兩名副總理和四名部級領導。同年,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刊登報導,批評國務院商業部長享受特權,到餐館就餐不照章付費的「不正之風」。

但新聞改革一波三折,媒體的工具角色一如既往。當記者之初,我參加對越戰事、發射火箭、審判「林、江反革命集團」等報導,起步順利,但隨後狀態跌入低谷。許多反映軍隊基層實際的稿子無法寫,或寫了登不出。而一些被迫從命的政治任務,令我反感。有一回,報社派我去寫一位先進人物,並明確傳達領導的指示:「就是要用這個人生觀典型,去打自由化!」

我們許多新記者,就是這樣「逃」到報告文學去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當新聞報導剛剛開始活躍便被套上枷鎖時,一些呼喚人性、披露史實、觸及現實的報告文學作品卻日益受到讀者鍾愛。這一「報告文學運動」的實質,是另闢蹊徑爭取新聞自由。

1981年,我和江永紅合作採寫了《藍軍司令》(《解放軍文藝》1981年3月號),這篇讚揚一位說真話的指揮員的作品,在次年獲得第二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這對我們鼓舞極大。1984年,兩人又合作採寫了記錄軍隊幹部制度改革的《奔湧的潮頭》(《崑崙》1984年第3期),在當年獲得第三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解放軍文藝》在當時很活躍。第三屆全國報告文學優秀獎剛公布,他們就萌生大手筆創意,約當時獲全國獎的幾位軍隊作者,每人寫一部長篇報告文學,雜誌則為每人提供整整一期的篇幅,就是說,一期雜誌,只刊登一位獲獎作者的一部新作。李延國率先發表了《中國農民大趨勢》。編輯部和我商議,寫唐山。

時間已經過去了8年。我保存著唐山救災時的筆記本,蔣憶潮叔叔那些年也常寄資料給我,說別忘了大地震,有機會你要寫!但是,除了應唐山市的徵文,我寫過一篇護送孤兒的回憶,寫長篇作品的念頭沒有產生過。1984年,條件比較成熟了。

我的責任編輯是陶泰忠。他建議,兩年後就是唐山地震10周年,可以寫一篇《一座城市的毀滅和新生》。我們商量過具體的框架,在大地震的背景下,寫唐山的重建。其中要突出改革。例如當時參加唐山重建的邯鄲第二建築公司,正在推行責任制,是耀邦抓的改革典型,要重點採訪。

當時我離職進修。1984年,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系主任徐懷中請來一位又一位知名的作家、評論家和學者,開闊我們的視野,衝擊我們的觀念。1984,喬治.奧威爾筆下的這個虛構的年份,在我的真實記憶裡,充滿頭腦風暴的呼嘯激蕩。

我一邊讀書,一邊一次次去唐山採訪,1985年春節前後在唐山住了一個月。換句話說,一邊採訪,一邊在用讀書中得到的「新觀念」重新審視唐山地震,用已經掌握的職業新聞手段重新調查事實。例如,我當時下決心找到「7.28」凌晨3點42分時的地震目擊者。這樣的人不多,淹沒在人海中,但我還是尋找到了10位,有深夜值班的醫院護士、電廠工人、火車站職工等。我用軍報剛發給我的SONY微型錄音機,錄下他們的證言。我當時想,這些極其珍貴的資料,應該被大英博物館收藏!

可以用 「狂」來形容我和同伴們1984年的模樣。我當時決心,要達到基希報告文學的水準,要寫一部約翰.赫西《廣島》那樣的作品。我堅信唐山大地震屬於人類,我的作品,不同國家的人都能看懂--我相信能,只要抓住全人類共有的人性。

很自然的,我想,為什麼不能只寫「毀滅」,不寫「重建」?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陶泰忠。我們一拍即合!

重新調整了視角,內心的閘門被打開了。當年震區筆記本裡的故事、細節,在重新採訪核查後一一復活,又引出更多的大災難實況。我當時還沒有聽過「口述歷史」這個術語,事後看來,《唐山大地震》中口述歷史的比重很大。採訪的後半段,我開始追蹤唐山地震預報問題。當時也還不知道何謂「調查報導」,但所做的,無疑已是錯綜複雜的調查。

寫作《唐山大地震》,有缺一不可的三個條件。一是我當年在震區兩個多月的親身經歷;二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我個人所受的影響;三是我擔任記者後受到的新聞訓練。

作品在1985年底寫成,1986年3月發表。當時意識形態領域吹來寬容,寬鬆,寬厚的「三寬」之風。《唐山大地震》的發表,碰上了難得可貴的「時間窗口」。稍早不行,還在「清除精神汙染」;稍遲也不成,新一輪反自由化運動又開始了。

1986:解凍效應


以災難為核心,而不是以救災為核心,這樣的寫法,在當年是突破。作品按照新聞的規範,記述了大量確鑿的事實:地震前的奇異自然現象,地震發生時的實況,震後的慘烈景象,倖存者的自述,救援者的親歷,艱難時日各種人的命運,地震工作者的痛楚……。其實這只是回到事實的本來面目,報導了在10年前就該報導的東西,然而這麼做,在1986年已足以使《唐山大地震》引起轟動。報告文學家理由說:「這是冰凍新聞的解凍效應」。

在沒有網際網路的年代,一部作品的流傳,除了報刊雜誌的刊登與轉載,很重要的渠道是廣播。當時北京、上海、天津的電臺,都有優秀的播音員或著名演員在連日播送《唐山大地震》。我也因此遇到作品發表後最初的麻煩。

《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大震前後的國家地震局》,觸及了地震預報這個敏感問題和國家地震局內部的矛盾。地震局有人向解放軍報和《解放軍文藝》社的領導反映我的作品有錯誤。但領導認為是學術爭論,只是要我到國家地震局去,和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座談、解釋。後來,國家地震局向正在播送這部作品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去公函,要求不要播送第七章。《唐山大地震》在中央臺播到第六章,戛然而止。

又有一天,報社領導找我談話,說總政領導對我有批示。原來,國家地震局老局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克實,寫信反映,《唐山大地震》對 「四人幫」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破壞地震預報和抗震救災的事實揭露不夠。總政主任餘秋裡批示,大意為,請錢鋼同志去採訪胡克實同志,向他請教,在再版時對作品進行修改。我很快見到了胡克實,這位和善的老人,又讓我了解到許多史實。

總之,《唐山大地震》發表後,有麻煩,但麻煩不算大。我沒有遇到張慶洲先生的坎坷--他的《唐山警示錄》在2005年出版不久即被停止重印;也比2008年採訪汶川地震的一些記者朋友幸運--他們想查明一些真相,卻見厲禁高懸。

2008年,有記者採訪我,要我比較汶川和唐山。我說,2008,無疑比1976開放了太多。但與80年代比呢?以《唐山大地震》為例,你們比較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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