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趙京生，知名針灸學者，中國中醫科學院教授。
針灸理論體系的構建有古今兩個階段，古代階段完成了初步構建，其基本方面在於對針灸理論知識的分類及其關係的組織，相關認識與方法蘊涵於對《內經》的分類編次和針灸專著等編撰結構，在形式上體現著構建歷史過程。故通過梳理代表性文獻，分析其階段發展水平、方法特點、作用意義及存在問題等清楚認識前人的貢獻與缺憾，為完善現代針灸理論體系建設提供研究基礎。
針灸理論體系的構建，直接關係和反映針灸學術的水平和發展，是針灸學科建設的一項極為重要工作。作為歷史悠久的傳統醫學方法，《內經》奠定了針灸理論基礎，後人逐漸構建形成針灸理論體系，構建過程主要反映在後世醫籍對針灸知識的系統整理加工、理論提升、形成概念範疇及內在相互關係上，主要包括對《內經》針灸內容的分類編次，以及源自其他醫家醫著針灸內容的匯集整理。這個過程及其呈現面貌有古今兩個歷史階段，《針灸甲乙經》與現代統編教材可以說分別代表了這一歷史過程的兩端。古代有關針灸理論體系的建設，主要是對積累的豐富知識分門別類地初步條理化，明確基本範疇和概念間的簡單關係，使針灸理論知識的整體具有一定的系統性和結構化。這方面的理論性專著極少，較系統的闡述多限於某一理論範疇，如《十四經發揮》、《奇經八脈考》等。涵蓋較全面針灸知識範圍的著作，則主要以針灸知識文本的編撰，即卷篇劃分、篇章標題，內容的分類、取捨、主次先後及層次關係等，間接反映編著者對針灸理論知識的理解認識和框架勾勒，並對他人產生影響[1]。因此，分析古醫籍的編次結構與內蘊，是研究和認識古代針灸理論知識系統化過程、形成理論體系結構的一個重要方面。本文主要在此範圍內作初步分析。
《內經》是中醫經典之作，針灸內容佔其大半以上，為基本範疇、大量核心概念及理論內容的來源，富有理論深度和啟迪性，為經典的針灸理論，在一些範疇內也有一定的系統性，如經絡、九針理論等。《靈樞》開篇已談到《針經》編撰的目的是使針刺治病的原理方法條理層次分明，便於掌握流傳:「欲以微針通其經脈，調其血氣……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為之法令……為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裡;為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針經》。」楊上善也指出:「81篇者，此經之類」（《太素·真邪補瀉》）。雖然這是對針灸理論知識的第一次匯總整理，但篇章設置都以數字81為框框，就不能完全按照內容的性質來劃分。所以，《內經》本身並未直接提供現成的針灸理論體系結構(形式)，而是後人逐漸完善的，對這一點的認識也越來越明確[2,3]。針灸理論知識的初步系統化、結構化，由皇甫謐完成於《針灸甲乙經》[1]。皇甫謐將《素問》《九卷》(《靈樞》)及腧穴經典專著《明堂經》的內容首次按類別範圍重新整理編排，以卷篇劃分、章節標題和先後順序的方式，使之條理化和結構化，從而系統呈現針灸醫學認識。全書內容劃分為基礎理論（陰陽、臟腑、氣血、津液等）、經絡、腧穴、診察、刺法、發病、證治（外感、內傷、婦科、兒科）等範圍。而且皇甫謐處理針灸理論的經典內容與後出內容的關係和方法也較為成功，類似的融合後世罕見，對針灸理論體系的現代建設中如何吸收新發展內容有一定的借鑑價值。《甲乙經》創立的針灸理論知識範疇與結構關係的體系，學術影響廣泛而深遠，在歷史上國內外都曾作為官方針灸教材。同時也應指出，《甲乙經》編次《內經》的內容偏於針灸；所整理的針灸內容系「最出遠古」的三部黃帝書（林億新校正序），主要反映了經典針灸理論範圍的基本框架；對理論內容的劃分是以分卷形式和二級概念範疇使人意會和提示，尚未直接表達為最高層級的概念範疇，處於理論體系構建的初始階段。
唐初楊上善將《靈樞》《素問》分類編注，為最早的《內經》全文類編著作。他對《內經》的理論知識作了類概念區分，共分21大類[2]，包括攝生、陰陽、四時、人合、藏府、經脈、輸穴、營衛氣、身度、診候、證候、設方、九針、補瀉、傷寒、寒熱、邪論、風論、氣論、雜病。其分類儘管有的不在同一層次（如病證治療），但不難看出其劃分內容的共性明顯，概念範疇的層次分明，使《內經》理論內容得以系統地組織起來，形成了兩級結構為主的中醫理論體系框架，在整體上包括反映了當時的生命理念和醫學認識的主要方面。就針灸內容而言，首次明確針灸內容的最高層範疇，確定了不同層級範疇的主要概念，並創造了不少新概念。所確定的針灸範疇，有的已經是三個層次，只是第二層次還未能概念化。如「經脈」範疇，分為「經脈之一」、「經脈之二」、「經脈之三」第二層範疇，「經脈之一」又分為「經脈連環」、「經脈病解」、「陽明脈解」第三層範疇，其中的第二層範疇未形成概念表達而是以序號區分（實際未完成範疇生成）。就分類編次的整體而言，其概念範疇的層次結構具有較強的邏輯性，體現了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的關係和由抽象到具體的抽象思維過程，理論性相當強，是楊上善對《內經》理論內容認知的反映，也表達出針灸理論在中醫理論體系中的結構位置。
經脈之一/經脈連環、經脈病解、陽明脈解。
經脈之二/經脈正別、脈行同異、經絡別異、十五絡脈、經脈皮部。
經脈之三/督脈、帶脈、陰陽蹺脈、任脈、衝脈、陰陽維脈、經脈標本、經脈根結。
輸穴/本輸、變輸、府病合輸、氣穴、氣府、骨空。
營衛氣/營衛氣別、營衛氣行、營五十周、衛五十周。
身度/經筋、骨度、腸度、脈度。
九針之一/九針要道、九針要解、諸原所生、九針所象。
九針之二/刺法、九針所主、三刺、三變刺、五刺、五藏刺、五節刺、五邪刺、九刺、十二刺。
九針之三/量繆刺、量氣刺、量順刺、疽癰逆順刺、量絡刺、雜刺。
補瀉。
楊上善的類編具有創造性質，在中醫的理論化進程中邁出了決定性的堅實一步，所達到的理性程度較之皇甫謐要高出許多，在整體上古代幾無超越者，故其後的《內經》類編多仿照之，對今天完善針灸理論體系建設也仍具基礎作用和重要參考價值。
元·滑伯仁《讀素問鈔》，將《素問》內容分作藏象、經度、脈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診、針刺、陰陽、標本、運氣、匯萃12類。滑氏的分類有《太素》影響痕跡而更為精當，有的概念範疇如「論治」「針刺」等較之《太素》的「設方」「九針」更具高概括性和抽象性。
張介賓的《類經》，將《素問》《靈樞》的全文類編分為攝生、陰陽、藏象、脈色、經絡、標本、氣味、論治、疾病、針刺、運氣、會通12大類，又進一步分作390細目，這是其特點之一。其中，針灸內容集中在「經絡類」（35目）、「針刺類」（64目），部分在「疾病類」、「會通類」[3]。《類經》的分類基本同《讀素問鈔》，顯然是以滑氏工作為基礎，突出特點是細目的條分縷析，使具體內容得以條理清晰地展現，但這些細目皆簡單並列，類目之名多數缺乏提煉，失於進一步歸納和區別概念範疇的層次。有關針灸理論性內容只分為經絡類、針刺類兩大範疇，腧穴內容包括在「經絡類」而不予單獨分類，故範疇劃分失於籠統。
清·李中梓的《內經知要》，將認為重要的《內經》內容分為道生、陰陽、色診、脈診、藏象、經絡、治則、病能8類。雖然簡要，但涵蓋了中醫理論體系的基本範疇，其中「治則」術語似應屬首見。
清·汪昂《素問靈樞類纂約注》分為藏象、經絡、病機、脈要、診候、運氣、審治、生死、雜論9類。條理清楚簡明，突出藏象、經絡。是書「凡例」說:「除針灸之法不錄，餘者分為九篇，以類相從」。
表1顯示，上述對《內經》理論內容具有代表性的諸種分類，雖各有不同，但若參考《太素》分類順序重新排列後，可以看出是大同小異，先後關聯也顯而易見，《太素》的分類顯然具有奠基作用。《讀素問鈔》雖然僅限《素問》內容，但在分類上並無明顯偏頗，有的概念範疇較之《太素》更為恰當。如「論治」較之「設方」、「針刺」較之「九針」等，故為後人稱道仿效，成為大體固定的基本分類。《類經》基本同《讀素問鈔》，其後則愈發精簡。類編《內經》著作中，無一例外都含有「經絡」範疇，時代越早則越重視針灸內容，如《太素》《讀素問鈔》《類經》等都設針刺範疇，尤其是《太素》，一級範疇還包括「輸穴」、「九針」，而「營衛氣」、「身度」、「補瀉」諸範疇的涵蓋內容也與針灸密切相關。而「針刺」類在清代的兩部書中已經去掉，說明經絡理論的意義不僅限於針灸學，而被公認為是中醫理論體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範疇。此外，他們對針灸理論的不同理解認識也有啟發意義。如經筋與經脈的關係，諸書對經筋有不同編排分類:《甲乙經》卷二共7篇，第1至5篇分別為十二經脈絡脈支別、奇經八脈、脈度、十二經標本、經脈根結，第6篇為經筋，第7篇為「骨度腸度腸胃所受」。
《太素》卷十三為「身度」類共5篇，分別是經筋、骨度、腸度、脈度。而卷八九十為經脈類，卷十一為輸穴類，卷十二為營衛氣。
《類經》卷七八九為「經絡類」，卷七共12篇，經筋在第4篇，緊排在十二經脈、十二經別內容之後。
三部書中對經筋與經脈的關聯，《太素》認同度最低，經筋不在經脈類，楊上善認為經筋與經脈二者屬不同組織，性質有別:「但十二經脈主於血氣，內營五藏六腑，外營頭身四肢。十二經筋內行胸腹郭中，不入五藏六腑。脈有經脈、絡脈，筋有大筋、小筋、膜筋。」「筋為陰陽氣之所資，中無有空，不得通於陰陽之氣上下往來」，印證了其對經筋內容分類和編排的認識基礎。《甲乙經》中，經筋雖然和經脈在同一卷，卻位於「脈度」之後，與骨、腸胃等內容緊鄰。《類經》認同度最高，不僅與經脈內容緊鄰，也反映於「手足十二經之筋」（卷七第四）的稱謂上。
部分針灸著作也專設卷篇輯錄《內經》及《難經》針灸原文，有程度不同的分類梳理，其中所輯內容範圍較寬，主要是明代的幾部書。一是高武的《針灸節要》。卷一「難經」、卷二「靈素」及卷三，將《難經》（及部分注家注文）、《靈樞》、《素問》有關針灸的部分論述「立題分類」，使之具有一定的條理性[4]。在同類書中，該書所取《內》《難》針灸之文較全，但未完全按類編排，而是先《難經》後《內經》，卷三還有部分取自《甲乙經》等。內容順序是先針刺、次穴、後經脈，認識的層面仍偏於經驗，使知識（加工）的理論化不夠。在分類方面，所做歸納提升不夠，如將《靈樞》因人針刺內容分作五類並列，「黑白肥瘦刺、刺常人、刺王公大人布衣、刺壯士、刺嬰兒」，而沒有更高層次的類概念。二是楊繼洲《針灸大成》。卷一「針灸直指」輯錄了《素問》、《靈樞》、《難經》的針灸論述，但以《素問》和《難經》內容為主，而《難經》只是對《難經本義》按順序摘錄，所以整體上有失偏頗和條理。三是吳昆的《針方六集》。卷三「遵經集」梳理《內經》《難經》的部分針灸內容，較有條理，所做歸納分類也有較強的邏輯性。如對針刺與氣的關係，細分作「候氣、見氣、取氣置氣、不得氣、定氣、受氣、調氣、邪氣谷氣」;有關確定刺法的依據，分作「刺因於形、刺因於病、刺因於脈、刺因於時」等。但所輯內容主要集中在刺灸方面，此與該書內容的整體安排有關，其實上兩部書也存在類似問題，只是偏傾方面或程度不一。以上諸書總體來說涵蓋內容不夠全面，多數歸類的概念範疇層級較低，關係也簡單。
古醫籍中，針灸專著不很多，其中較全面涵蓋針灸學內容的專著更少。《靈樞》在早期曾被稱作《針經》，書中引用文獻有《針經》，這應是目前見到最早的針灸專著名。此後的第一部針灸專著是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明·高武《針灸節要聚英》、楊繼洲《針灸大成》、吳昆《針方六集》都屬集大成性專著，輯入的文獻資料、醫家經驗較多，著眼點主要在臨床實用，雖然內容較全，但系統性差、結構亦散。清·李學川《針灸逢源》也屬此類。
一些綜合醫著的針灸卷不僅內容豐富，較為全面，而且條理性、系統性甚至勝過不少針灸專著。如《聖濟總錄》「針灸門」(卷191～194)，內容分類編排首列骨度統論、骨空穴法，次為經脈統論、十二經脈各論，奇經八脈、奇經八脈各論，九針統論、刺節統論、灸刺統論，病證灸刺法，灸刺禁忌論，最後為誤傷禁穴救針法，在結構上較為合理。張介賓的《類經圖翼》為《類經》附著，全書十一卷中除前兩卷外皆為針灸內容，集中於經絡、腧穴和病證選穴處方，這些都是更關涉聯繫、原理、規律等理論性的內容，張介賓於此論述最詳，條理清楚，系統性強，而刺灸等技術方法類內容多散在腧穴內容中，很少專論。這是張介賓的治學特點，在其《類經》、《景嶽全書》等著作中也有體現。若以針灸學內容整體衡量，則診查內容亦缺，病證治療內容較簡單，概念範疇劃分籠統，僅為「經絡」「針灸要覽」兩大類（與《類經》中針灸經文主要分為「經絡類」和「針刺類」是一致的）。清代官修《醫宗金鑑》之《刺灸心法要訣》專論針灸，深受《類經圖翼》影響，內容全面而簡要，切合實用，影響很大，其編撰綱目分明，但正文為歌賦形式，內容類別及結構關係全賴卷目劃分和歌賦名，而有失概念範疇的明確表達。
縱觀針灸理論知識系統化的簡要歷史過程，可以看到：一是《內經》類編著作的分類範疇，提供針灸理論的基礎和在中醫理論體系框架中的位置，尤其二級範疇（包括結構）。《甲乙經》的性質較為特殊，既是首次類編《內經》之作，也是首部針灸專著，是對晉以前針灸主要理論知識的總結。《太素》對《內經》針灸內容的分類，勾畫出經典針灸理論體系的框架。這兩部書所建立的針灸理論體系，在系統性和整體結構上後世尚未超越，對今天完善針灸理論體系建設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由於《內經》(《難經》)經典理論的地位，後人不斷註解經典，使得對經典理論結構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和細化。《甲乙經》開創的分類重編而使理論系統化的方式，又持續而深刻地影響著後來的相應工作；由於《內經》(《難經》)經典理論的時代性、複雜性，以及載述文獻的唯一性等因素，使得部分內容的本義究竟為何幾成謎題，對其理解與闡釋難有實質性突破，在理論體系中的結構位置、結構關係基本呈固化狀態，相應的理論建設也就極其緩慢甚至停滯，相應的理論系統顯得面貌依舊，突出的如經絡理論。
二是不同類型醫著和醫家所達到的系統化、理論化程度有所差別，《內經》注家及其類注偏於理論，針灸醫家及其專著偏於知識匯總。相對而言，前者在概念範疇確立、內容涵蓋、結構關係等方面總體上勝於後者，這一方面與其內容限於《內經》、為理論知識的二次整理歸納有關，一方面與作者如皇甫謐、楊上善、滑伯仁、張介賓等自身具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和較高理性思維能力有關。提示應重視和考察經典文獻注家對針灸理論建設的作用與意義。針灸專著則為歸納、確定針灸理論概念範疇，提供初步整理的專業基礎知識。
三是其理論知識體系的結構化較弱，概念之間的關係模糊或簡單，概念在體系中的位置不甚明確。其原因除了與概念本身的內涵及外延多模糊不清有一定關係外，還可能與中醫思維方式有關。一般認為，中醫思維主要是直覺或頓悟式的，長於辨證邏輯，以這種思維方式形成的理論概念（思維語言），相互之間分界有的不是明晰、嚴格或絕對的，並且容易演變，在關係結構上也就顯得不嚴密，這或許是針灸理論體系在早期構建階段的一種先天特性。
四是在整體上，針灸理論知識系統化過程所呈現的體系還是一個結構簡單的基本框架，理論化程度較低，尤其是刺灸方法範疇、理論共識、理論提升、概念範疇劃分等都較為薄弱。這可能有學科自身因素，針灸療法的技術性較強，臨床操作看似具一定的程式化，而實際上施術者操作感悟（對施術的部位、術式，受術者反應，過程重點的把握等）及經驗的個體差異很大。因此，對針灸理論概念的理解認識和意義判斷，影響因素就不僅有研習者的理性思維能力，還有其自身對針灸實踐感悟的下意識參照。
總之，古人對針灸理論知識的系統化奠定了重要基礎，但仍是初步的，還需要針對存在問題做大量而深入的研究探討，並綜合近現代形成的針灸理論體系結構，充分吸收借鑑二者之長和現代發展，立足學科特點，不斷完善現代針灸理論體系的構建。
[1]趙京生.《甲乙經》組織結構與學術意義[J].中醫文獻雜誌，2009（1）：18-22.
[2]徐春波，臧守虎.《黃帝內經太素》類目研究[J].中醫文獻雜誌，1999（4）：7-8.
[3]趙含森，劉紅旭.《類經》分類初探[J].中醫文獻雜誌，2005（1）：17-19.
[4]張建斌，董勤.《針灸素難要旨》對針灸學術體系的界定[J].中國針灸，2012，32（12）：1139-1142.
本文原載於《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14年6月第20卷第6期，版權歸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