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防範新冠肺炎，居家時間多，除了寫點隨筆雜記，就是讀書。讀什麼呢？忽然想到要把《史記》三家注從頭到尾再細讀一遍。
《史記》問世以來古今注本眾多，但南朝裴駰《史記集解》、唐朝司馬貞《史記索隱》與張守節《史記正義》，是最精湛、最經典的學術注本，稱為「《史記》三家注」。年輕時雖然讀過，但讀得一知半解。這次下決心要補補功課。
《史記》既然是通史，就必須敘述源頭，回答華夏、中國、漢民族的始祖是誰？我覺得，司馬遷寫第一篇，取捨是艱難的。那時沒有歷史考古學等輔助手段，所依靠的主要是儒家文獻，那些文獻或語焉不詳，或自相矛盾。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最初就擬把始祖定為堯，因為最早的歷史文獻彙編《尚書》記事起於堯，根本沒有黃帝的影子。但是司馬遷經過綜合考量，放棄了父親「過于謹慎」的觀點，往前追溯到黃帝。司馬遷的這一決策，直接把中華民族定性為「炎黃子孫」。
尊黃帝為始祖，為何稱「黃帝」？司馬遷，以及司馬貞《史記索隱》都認為「黃」來源於顏色，按照陰陽五行學說，這位始祖獲得的是土德，土的顏色是黃的，所以稱「黃帝」。這種解釋，現在看來是胡扯，但在古代陰陽五行歷史哲學體系中那是很有權威的。估計是先有這麼一位部族首領，後來人們推演五行再命名為「黃帝」。這一點，倒可以印證顧頡剛先生的「古史層疊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例如周朝心目中最古的帝王是禹，到孔子時始有堯舜，到戰國時有了黃帝，到秦時推出更早的三皇，漢以後更有「盤古」開天地的傳說。而戰國時期，正是鄒衍陰陽五行學說開始流行的時期，上古帝王被命名為「黃帝」，自在情理之中。古人沒有人種膚色的概念，今天看來，這樣命名倒也「歪打正著」，黃種人的始祖叫「黃帝」那是名副其實。
關於黃帝的材料十分有限，司馬遷記敘起來捉襟見肘。比如記黃帝血緣親屬的名字都奇奇怪怪的，如玄囂、窮蟬、蟜極之類，大概都是編造的，故意用光怪陸離的名字以示黃帝世系的奇特。
堯、舜，這都是儒家極力讚揚的聖王；既然是「五帝」，那麼黃帝與堯之間必有兩位帝王，司馬遷記為顓頊、帝嚳，稱謂也很怪誕。注意，這二位的資料極少，幾乎只是點到為止、湊足數量而已。但因畢竟是古帝王，所以也有知名度，例如屈原《離騷》開頭就說「帝高陽之苗裔」，自誇是顓頊的後代。
進入到敘述堯，司馬遷度過了「資料荒」的難關，語句豐盈起來，集中凸顯堯申明曆法、提拔大舜。
最後一帝——舜，材料最豐富，但司馬遷卻好像突然失去了感覺，寫舜之事多有重複之語，也有顛三倒四之處。可以說，五帝之中寫舜是最失敗的，一反司馬遷行文的簡潔、通順，變得失去邏輯，一片混亂。請看——
第一，「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舜娶娥皇、女英的事重複了兩遍；
第二，「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不迷路的事重複了兩遍；
第三，「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的事重複了兩遍；
第四，「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此事重複了三遍；
第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的說法重複了兩遍；
另外，在記述堯任命舜攝政之後，那一段文字「驩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闢。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鹹服」，與前後段落不搭界，孤零零突兀，當是混入的衍文。
所以，現在我嚴重懷疑，寫舜的部分，是不是出自司馬遷的手筆？因為它與司馬遷別的行雲流水的筆法相差太大了！
這次再讀《史記》與三家注，我還發現，上古帝王多與山東、曲阜有關連。
黃帝，生於壽丘，即今山東曲阜；炎帝，曾以魯（曲阜）為都城；蚩尤，墓在山東陽穀；鯀，被殺於羽山，即今山東郯城東北。至於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活動範圍都在山東境內。
為什麼是這樣？無非是兩種情況，要麼是歷史真實（傳說）就是如此，要麼是儒者史家有意掛靠家鄉——儒生的發源地和大本營在曲阜，他們掌握著書寫權、發言權。
但是這裡邊又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五帝行跡雖多與山東有關，但影響卻微乎其微。先秦乃至漢代，齊魯學術領先全國，但南北朝以後逐漸衰落，到唐朝時，文化中心已西遷，為現實需要而淡化古帝王與東方的關係，轉而強調關中乃虎踞龍蟠。例如舜耕於歷山的歷山，就不再解釋為山東濟南的歷山，而多說是山西的，甚至是浙江餘姚的。近現代，或許山東擁有「三孔」的原因，自認為已有足夠的文化遺產，便忽略了所有五帝與山東的儀式感。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史記》明載黃帝生於壽丘（曲阜）、葬於橋山（今陝西省黃陵縣），但陝西橋山的黃帝陵聞名遐邇，每年的黃帝祭典也有聲有色；反觀山東曲阜，卻無任何紀念黃帝的活動。因此關於黃帝的生與死，出現冷熱的巨大反差：黃帝生地，寂寂無聞；黃帝葬處，鼎鼎大名。
再比如，舜，這位「垂儒家道統，開華夏文明」的上古帝王，究竟是哪裡人？孟子說他是「東夷人」，但因沒展開論證，這種說法漸漸偃旗息鼓，後來酈道元等人弘揚舜是山西人，我上中學、大學的時候，歷史教科書也一直如此。直到十幾年前，濟南學者徐北文先生，全面搜集有關舜的文獻資料、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考訂舜是東夷人，其早期行跡均在山東方圓千裡之內。這一考證，還破解了夏商周的文化傳承體系，即：上古時代的政統和文化是分為東西兩系的，東部的虞、商是一系，西部的夏、周是一系。徐先生於大舜研究開疆拓土，其弟子張華松繼續深耕細作，鉤沉「大舜與濟南」、「大禹治水與夏族東遷」、「殷商東徵夷方」等等，並主張將大舜研究作用於當代城市建設，重塑濟南「舜城」的文化品牌。但總體來說，山東學術界在大舜乃至五帝研究方面比較遲鈍，力度不夠。
考論下來，五帝，確實有「層疊」的痕跡：春秋時期推崇堯、舜，而堯只起鋪墊、陪襯的作用，舜才是主題人物，戰國時期產生了黃帝的概念，漢代司馬遷又據傳聞補足了徒具名稱的顓頊、帝嚳。五帝之中，最靠譜的應該說就只有舜，但不知為什麼，本紀敘述舜卻最為蕪雜舛迕。原來讀《史記》沒發現，這次再讀，感覺開臺鑼鼓有些凌亂。
關於《五帝本紀》史料、行文邏輯、帝王行跡考，大致就是這些。下面再談談部分語詞。
《史記》之後的學者，讀史那是必讀「五帝本紀」，所以其措辭、語彙影響深遠。
年輕時讀，曾覺得司馬遷畢竟生活在帝制時代，對帝王有崇拜心理，所以在敘述中難免有諛詞，有誇張。很典型的，莫過於吹噓堯如何如何受民眾擁戴，說民眾「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如日如雲；而當堯駕崩之後，說「百姓悲哀，如喪父母」，真的是這樣嗎？現在，經歷了風風雨雨，我不再責備司馬遷，因為就在今天，公元2020年，我親眼看到一些無節操、無底線的「新冠體詩」，我覺得這些詩人還不如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我又想起四五十年前，領袖何止是「如日」，那就是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啊！當太陽墜落的時候，長期被威懾而成習慣的民眾又何嘗不是「如喪父母」呢？兩千多年來，生活方式變化了，科技進步了，但人的思想有沒有更新、更新了多少呢？廢書而嘆，感慨萬端！
現今，幹部任用都有「試用期」，「試用期」一詞，可能源於《五帝本紀》的「試不可用而已」。堯讓部下推薦官員，都說鯀符合條件，但堯不同意，部下說：「異哉，試不可用而已。」意思是試用一下吧，不行再免職。
範仲淹《嶽陽樓記》：「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浩浩湯湯」一詞，源自《五帝本紀》：「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湯湯（shāng shāng），水流盛大的樣子，出自《詩經·大雅·江漢》「江漢湯湯，武夫洸洸（guāng guāng，威武、果毅的樣子）」；浩浩，意同「湯湯」，出自《尚書·益稷》「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司馬遷將《詩經》之「湯湯」整合於《尚書》之語。
天子巡行諸國，舊稱「巡守」、「巡狩」。《尚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左傳·莊公二十三年》：「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孟子·告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五帝本紀》承襲此說，記載舜巡狩四方。經過《史記》的強化，「巡守」、「巡」遂成帝王專用。以至於鄧小平南方之行，仍稱為「南巡」，「巡」的穿透力是多麼強大啊！
《五帝本紀》記載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知事」是曉事、懂事的意思，《荀子·大略》曾說：「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日本人熟讀《史記》，喜歡借用漢語詞彙，便把日本地方長官稱呼為「知事」。中華民國新政，多借鑑日本的做法，曾從日本引入職官名詞，以縣長為「知事」。另外，日本年號「平成」，也出自《五帝本紀》「內平外成」以及《尚書·大禹謨》「地平天成」。
《五帝本紀》記載眾人向堯進言：「有矜（guān，通「鰥」）在民間，曰虞舜。」意思是：有個單身漢在民間，叫虞舜。非常有趣，我覺得現今網絡用語「高手在民間」，是否脫胎於「有矜在民間」？
《五帝本紀》云：「昔高陽氏（顓頊）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帝嚳）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八愷、八元，賢人以八為數，當如《左傳·隱公五年》所說：「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論語·微子》有「八士」之說：「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後世受此影響，舉賢人亦常常以八為數，如東漢多有「八俊」之說，晉武帝有「八公」（太宰司馬孚等八官）、北朝有「八柱國」（西魏宇文泰等八人），唐玄宗有「八相」（姚崇、張九齡等八位宰相），甚至於道教成仙者也是「八仙」，就連土匪頭子座山雕手下也號稱「八大金剛」，等等不一。
最後再說一說《五帝本紀》所提到的兩個地名。
一個是「釜山」，說黃帝「合符釜山」，即在釜山大會諸侯。考其意，釜山大概因山得名，山形如倒扣的鍋。這類山常見，例如河南雲臺山的主峰就叫「覆釜山」（現已改名叫「茱萸峰」）。《五帝本紀》所說的釜山在哪裡呢？三家注有兩種說法，《史記正義》引《括地誌》，說是在河北懷來縣；《史記索隱》則引《洞冥記》記東方朔之語：「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後一種說法固然是小說家之言，但值得重視，因為韓國的第一大港口和第二大城市，名即叫釜山（韓語부산，英語Busan）。同中文的含義一樣，韓國在高麗王朝時期（十世紀至十四世紀末），將港口山城稱為「釜山」，意思為「釜狀的山」。古代朝鮮，熟讀《史記》等漢典，地名也多採用漢字，既然釜山在東海中，「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此祥瑞，自然可拿來做地名。所以我認為，韓國釜山的地名顯然是受了《史記》的影響。
另一個是「成都」，原本不是地名，後被「落實」為地名。《五帝本紀》讚揚舜有領導力和號召力，「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說舜居住過的地方，一年成村落，兩年成鄉鎮，三年成城市。四川成都得名的說法有多種，但最通行的是源自「三年成都」，古代四川話「成都」二字的讀音是「蜀都」，蜀地之都，遂稱成都。但北宋地理書《太平寰宇記》，將舜的事跡改編移植到周太王（古公亶父）身上，說：「周太王從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事實上，「成都」一詞最早見於《史記》，源於舜的傳說。
讀書百遍，自有發現，更何況是《史記》這樣的經典！閒來常翻翻，天高海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