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晚，陳仲偉在他租用的河濱大樓客廳裡為同行的漫步者講述他發掘到的「河濱大樓住客的故事」，他的研究還在繼續。 澎湃新聞記者 沈健文 圖
這裡曾號稱遠東第一公寓，如何定義她近90年的歷史？1938年，環球影片公司在河濱大樓底層門面開的店面。圖片系河濱大樓住戶黃順發收藏。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收集並提供
大樓的歷史河濱大樓位於今天上海市虹口、靜安（原閘北）、黃浦區交界處，由天潼路、江西北路、河南北路和蘇州河圍出的地塊。公共租界與閘北交界處在其西側不遠處的西藏北路，而天后宮與上海總商會作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資購得北河南路對面區塊」，曾是租界中的華區飛地，司法管轄並不隸屬於租界。
189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之所以看重並買下河南北路，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上海北站的落成。20世紀初，河南北路成為進出上海北站的交通要道，商業繁盛，工部局買下它後則進一步提升了該地塊的商業價值。此時距離中法戰爭時期沙遜從買辦徐潤手裡買下河濱大樓的地塊僅10年出頭。
1931年11月，作為新沙遜財團物業的河濱大樓開工，由公和洋行設計，新申營造廠建造，裝飾藝術風格。這是當時上海最大的單體公寓大樓，高8層，房間282套，其中套間192套，辦公用房126間，套間分為兩室和三室兩種；民國24年（1935年）建成，但事實上，1932年底就已經有房客入住了。其路牌號橫跨了北蘇州路340到424號。
這塊地因管轄權犬牙差互而成為管理死角，隔著河南北路的上海總商會時常作為社會動員（如支持國貨/抵制洋貨，抗美援朝捐款捐物）、遊行示威的起點，既有資本權力、民族主義的符號意義，周邊地區也具備租界法治的保護。河濱大樓的十一個出入口，七個樓梯，九部電梯帶來的迷宮效應和隱蔽性更是為這些社會活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1930年代，3個女孩在河濱大樓的泳池留影。 圖片來源於1930至40年代606住戶Joan Klyhn的回憶錄
研究的背景隨著虹口區北蘇州路將變身「河畔會客廳」，河濱大樓再度在城市規劃中獲得新身份。這棟樓反覆出現在回憶錄、口述史、舊報刊（含廣告）、線上拍賣的信件和一些文件（如法庭文件、工部局警務處的記錄中）中，為研究提供了一手資料。
毫無疑問，河濱大樓的很多套宅子曾高朋滿座，發生過歷史性的會面。近90年歷史中，這裡既曾是勝利者的戰利品，又曾是避難者的棲身處，二者身份的轉換時常只在幾年間。90年劇烈的社會變動之下，她的住戶也經歷了劇烈的斷裂，斷裂性的表象之下，又隱約呈現出延續性。
曾經的住戶大多屬於文教商業領域精英，隨著改革開放，外國住戶增多，保姆房住戶身份則多為外來勞工；作為客棧，河濱大樓交通便利，又處於核心景區周邊，早在其落成之前，該地塊就曾為一家名為「東和洋行」的日商旅館所在地，發生了知名的「金玉均遇刺事件」；商用部分則為好萊塢製片廠、國際化商業、物流類公司聚集，直至1950年前後。其國際化商業、物流的功能持續了很長時間，甚至也曾作為自殺事件的標誌性發生地。樓頂空間曾經的防空意義，河濱大樓與郵政大廈、上海大廈扼守蘇州河的戰略意義使得在控制權易手之時，這裡總是最後拉鋸與反覆爭奪之處。
她的住戶勾連起全世界的網絡，是上海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縮影。這裡的套房與保姆房的空間設計又隱約暗示著社會等級與殖民記憶。具體到每一套每一間先後相續的住戶，身份及鄰裡關係都折射出大歷史的背景，又埋藏著不少故事。
然而關於河濱大樓的傳說多是符號化的，譬如「鬼樓」，或者住房分配時期，因為住在這裡被人高看一眼，而對河濱大樓的說明也是標籤化與碎片化的。今日樓下的銘牌僅僅點到為止地提及它曾為「猶太人避難所」，以及「哥倫比亞、米高梅等好萊塢製片廠在華辦事處」，對於河濱大樓的歷史及故事原委的理解和幫助有限。
United Artists聯美公司（上海）寄給紐約的信，要求找一部影片「The Kid」的片源，信紙地址為北蘇州路352號河濱大樓（352 North Soochow Road Embankment Building）。 圖片來源於查理·卓別林檔案（Charlie Chaplin Archive）
儘管以這棟樓為故事現場，已經有中美3位作家的4部小說問世（徐策的《魔都》和《上海霓虹》，張新科的《遠東來信》，美國作家杜瑞秋（Rachel DeWoskin）的
Someday We Will fly。此外美國詩人顧愛玲（Eleanor Goodman）也曾作為駐地作家在10層居住，並在Paris Review（巴黎評論）介紹過這座大樓折射出的上海對難民的包容精神。不過，關於這座大樓的歷史細節和理解依然缺失，是一座值得挖掘的富礦。
住戶全球遷徙與反覆流散，他們的通信、資金、物品與社會關係的全球流動，構成了上海在全球化網絡的一個註腳。其中較為集中的有1937年「八一三」之後外僑的遷徙，1939年前後猶太難民的安置（搬入與搬出），1941年太平洋戰爭之後日籍住戶的流入與外僑的流散，1945年二戰結束外僑住戶的流散，二戰後被日軍囚禁的盟軍戰俘的安置與流散（它作為國際紅十字會臨時安置所），1949年之後住戶的流散與南下幹部和文藝界人士的遷入，改革開放和商品房改革之後的流散等等。
Harvey一家於太平洋戰爭前的聖誕節在河濱大樓的聚會留影。 圖片來源於606室住戶Joan Klyhn的回憶錄
住戶的故事如果不是
亞歷山大·巴什基羅夫（Alexander Bashkiroff）晚年得了阿茲海默症，他的夫人安妮（Anne Bashkiroff）在作家Gail Bernice Holland的幫助下完成了回憶錄
Forget-me-not: A Memoir of Anne Bashkiroff's Alzheimer's Crusade（別忘了我：安妮·巴什基羅夫對阿茨海默綜合症的徵程），早年Bashkiroff作為沙遜財團物業經理的經歷和家世背景恐怕還不為人知。
根據Anne的回憶，Bashkiroff生於1903年，祖父與外祖父均為俄國富商，十月革命逃亡中國。1934年1月至1936年7月，他擔任河濱大樓總管。「八一三」事變之後，河濱大樓所在區域為日軍接管，1940年1月至1941年7月，他跨過蘇州河去管理峻岭公寓（Grosvenor House）。
1932年8月末，
美國作家伊羅生（Harold Robert Isaacs）搬入河濱大樓，迎接未婚妻來上海。1934年3月末，伊羅生離滬去北平（《魯迅日記》：「3月23日夜招知味觀來寓治撰, 為伊君夫婦餞行」）。根據《魯迅日記》和伊羅生的回憶錄，魯迅曾多次來這裡造訪，並被伊羅生介紹給多位外國左翼人士，如法國國會議員、作家、法共黨員瓦揚-古久裡.P（Paul Vaillant-Couturier），後者來華參加了在附近（大連路）秘密舉辦的上海「遠東反戰會議」。
「在魯迅的遺物中，有伊羅生英文手寫的自己寓所的地址，而且畫出了寓所地形示意圖。他的寓所當時在河濱大樓,北蘇州路609號C（C.三樓），這一詳細地址，我們是從魯迅遺物內一張由伊賽克手書的紙片上發現的。」凌月麟《魯迅在上海活動場所調查之三:河濱大樓》。這應該是魯迅第一次受邀造訪伊羅生家。
參照伊羅生在回憶錄
Re-encounters in China，他1980年再次訪華時，能夠在（河南路）橋上看到當年他家2樓的陽臺，回想起當年在房間平視橋上的人、車，川流不息，甚至看到黃包車夫自窗外而來。據此推測，伊羅生的住址中，C很可能指3號房間，C.三樓即203室（河濱大樓根據英國習慣，底樓為0層）。
一份租界警務處1933年4月的文件聲稱，河濱大樓住滿了外國激進分子，這或有誇大其詞。除了伊羅生，這裡當然是有外國「激進分子」的。
《魯迅日記》筆下的另一個人物
漢堡嘉夫人——魯特·維爾納，因為幫助瀛環書店（Zeitgeist Book Store）組織了一個凱綏·珂羅惠支（Kaethe Kollwitz）的作品展覽而結識了魯迅，這家書店一直在河濱大樓附近，其店址先後有北蘇州路130號、四川路410號（惠羅公司）樓下。
瀛環書店店主是Irene Petraschevskaya，德國哥廷根人，德共黨員。與武兆鎬相愛後，改名武漪蓮。1925年8月，隨武兆鎬赴莫斯科，先在中山大學旁聽，後到共產國際工作。根據租界警方的記錄，她同樣住在河濱大樓。
漢堡嘉在柏林時就加入了威利·明岑貝爾格（Willi Muenzenberg）的共產主義組織。明岑貝爾格是德國共產黨員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尤擅宣傳，而這個裝滿了激進德語、英語和法語書籍的書店則是明岑貝爾格出版集團的一部分。上海瀛寰書店負責傳播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消息、銷售英語和德語圈的共產主義刊物，以及為共產國際的活動提供接頭點。
正是在瀛寰書店裡，日本進步人士尾崎秀實找到了《大地的女兒》德譯本，並對史沫特萊產生了最初的興趣。圍繞這家書店，誕生了上海第一個外僑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
1944年，
約翰·W·鮑威爾（John William Powell）搬進了河濱大樓410室，接續其父親復刊在華主要英文媒體之一《密勒氏評論》，支持進步勢力的小鮑威爾同樣將家作為避難所。1947年，聖約翰大學教授沈體蘭（後曾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因支持學生運動，遭特務抓捕，就曾躲進小鮑威爾家中避難一周。
1989年，李政道攜夫人秦慧莙來河濱大樓拜訪楊福家（右一）。圖片來源於楊福家著《走近一流學府》
前復旦大學校長、前諾丁漢大學校監
楊福家教授曾住在4樓。1990年，前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來訪楊福家，勸他進學校的領導班子，3年後，楊福家獲任復旦大學校長。
僅以高校負責人計，這裡就還曾住有上海體育學院（華東體育學院）的創始人吳蘊瑞（吳青霞丈夫）、上海水產大學創始人之一黃亞成（1983年離休後被安排在河濱大樓）等，甚至還有外籍的中歐商學院前副院長、榮修教務長約翰·奎爾奇（John A. Quelch）。
在《竺可楨日記》裡，在浙江大學校長任上，他兩度來訪河濱大樓。一次是1936年在二樓拜訪京滬鐵路化驗室，另一次是十年後，來320室拜訪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的工業重建部門。
作為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的中國總部，當時這裡不乏前來光顧的知名人物。來往的信函中，也不乏各方要員，如已從第14航空隊退役的陳納德將軍，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等。服務於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有不少國際左派人士，譚寧邦、西爾維亞·鮑威爾（Sylvia Powell），韓丁、陽早、李敦白，馬海德（以上均為美籍），夏理遜（加拿大籍）、柯列然（羅馬尼亞籍共產黨員），Fritz Jerusalem（奧地利籍，德共黨員，死於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白樂夫（德國籍，德共黨員），都曾在UNRRA工作，其中不少就在河濱大樓工作或居住。
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負責公共衛生的Wilbur A. Sawyer在河濱大樓外的留影，他原本於1944年從洛克菲勒基金會辭職，並在UNRRA負責公共衛生至1947年。 圖片來源於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
1946年3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總部）的職員Dorothy Chloe Williams（左）走出河濱大樓辦公室。圖片來源於sites.rootsweb.com
當時住三樓的還有畢業於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劉紀華（負責UNRRA機構兒童機構的調查和救濟物資款項的發放）和先生謝為楫，後者是冰心的三弟，而她是冰心先生吳文藻的學生。甚至北大校花馬珏（北大國文系主任馬裕藻之女）也是他們的鄰居。
1949年對這棟大樓裡的多數人都是顛覆性的一年。去還是留，是1949年河濱大樓業主和住戶們面臨的首要問題。
「解放後，該公司積欠我國巨額的房地產稅和營業稅以及大量房屋保養修善費。為此，上海市政府接管了新沙遜集團的華懋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在滬的全部財產，抵償拖欠之款。1958年10月31日，華懋公司在上海的全部財產轉讓給中華企業公司，從此華懋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銷聲匿跡。」（鄭家慶《上海房地產大王——華懋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這背後是大樓居住群體的洗牌與重建，文藝界人士、南下幹部和統戰對象，在住房分配中獲得照顧，逐漸取代了外僑，成為河濱大樓的住戶主體。
從「鎮反」到「三反五反」，「反右」直到「文革」、「上山下鄉」，作為資本家、知識分子與老幹部高度密集的社區，每次風波必然在這裡掀起波瀾。歷次運動中，這座大樓幾乎無役不與，逐漸身份差異很大的資本家、舊官僚，知識分子到南下幹部都被捲入，在改革開放後，在大樓住戶中形成倖存者的共同體。
改革開放後，尤其隨著2000年起河濱大樓重新開放市場流通，這裡再度吸引了上海外僑和藝術類機構的目光。
（作者陳仲偉曾留學美國，畢業於歷史學專業，現業餘寫作。實習生劉懿琛對本文亦有貢獻。）(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