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諸帝為安定反側，羈緊群士，無不致力於文治。在開設史館、四庫全書館，舉辦特科，掃除場屋積弊、整飭士習，獎被醇儒等舉措之外，更以程朱理學為「正學」、「儒宗」，樹立哲學倫理學、教育、文學等意識形態領域中正統儒學的絕對權威，以遏制異端，宣揚教化。所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對時文規範以及朝野學風、文風極端重視，頻頒告誠、欽定詩文集，以釐正文體，垂示文章典則。康熙時，頒行徐乾學編《御選古文淵鑑》倡為辭理醇粹，平正通達之文，以滌蕩明末時文「腐爛」之風。雍正10年(1732年)，「特旨」曉諭試官，以清真雅正，理法兼備為時文衡文標準。次年，敕方苞以和碩果親王名義編《古文約選》，以為時文範本。方苞在該書序言和凡例中，標舉「義法」，「用為制舉之文，敷陳論策」之梯航。
乾隆元年(1763年)，頒行方苞編《欽定四書文》，「以發明義理，清正古雅，言必有物為宗。」方苞所稱「清正古雅」，即本於世宗「清真雅正」，同為時文標準。乾隆13年(1738年)，頒行《御定唐宋文醇》，錄取文章「其上者，是以明理載道，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關法戒，不為空言」。乾隆17年(1752年)上諭稱「韓奔種學績文，湛深經術，制藝清真雅正。實開風氣之先。」以上文獻材料表明清初「列聖」們諄諄告誠和倡導的時文，並推向及於一切文章的衡文標準和文章規則是「清真雅正」，而方苞則「稟皇極之彝訓」，以其為核心，建立桐城文派的古文理論體系。因此，可以認為桐城派是清廷文化政策的必然產物。乾隆中，經學家程晉芳，周書昌說姚鼐「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這雖為「一時興到之言」，卻已拈出「桐城」名義，而在乾嘉時，還沒有人敢於尊奉這樣的觀點，只要略一舉口，就會遭到群起而攻之。
但當時以桐城方苞、劉大櫆、姚鼐為代表的古文宗派已經形成，到道光中葉以後，桐城諸子更是堂而皇之地張大其幟，「各詡師承」。方苞，為桐城派「始祖」，自許為「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為學恪守宋儒，稱「孔孟以後，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為文追蹤韓愈、歐陽修，摒棄六朝駢儷藻繪，以唐宋八家、左史、六經、語孟為文章正宗，論文持「因文見道」之說，尤重「六行合一」，謂為文應「開通」「大義」，「明孔子之道」。需要說明的是，方苞及其以後的桐城諸家，對時文與古文之別，尚有所洞見，並非盡「以古文為時文」，但方苞的時文理論，有時卻可通於其古文理論，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方苞《古文約選》、《欽定四書文》，均為時文所作，其中所標舉的「義法」、「清真古雅」，也均為其時文理論用語，但同時也可視為其古文理論的文學範疇，僅有外延寬窄之別而已。
他在《又書貨殖傳後》中曾說「義以為經而法以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所謂「成體之文」，即指時文，也當然包括古文及其它文章在內。而《古文約選序》一文，在論及「制舉之文」的「義法」同時，又稱「古文氣體，所貴澄清無滓」。所謂「澄清無滓」也即「清真古雅」。是見方苞是時文、古文相提並論。而方苞的「義法」說，從其內容的豐富性來看，更可以說主要是對歷代古文創作規律的理論概括，絕非明代及清初八九十年的八股時文所能範圍。做為古文最高境界和理想風格，或衡文標準的「清真古雅」，表現為「理」與「辭」的統一。即「文之『清真』者，唯其理』之『是』;文之『古雅』者，唯其辭之「是」。而「理是」，在於「創意」，「溯源於六經而切究宋元諸儒之說」;「辭」之「是」在於「造言」，「取材於三代兩漢之書」。方苞又用「雅潔」具體說明這種「理」與「辭」的統一。
方苞在文統上，奉歸有光為祖師，而對柳宗元卻多訾詬，因為他不能歸一於「道」。所謂「雅」即「古雅」，指「辭」不傷於繁蕪俚鄙;「潔」即「清真」，指「理」不流於「膚末支離」。而「稚法」，即辯理論事，「明於體要」，行文雅馴，刊絡浮詞，以清淡簡樸的藝術風格，表達闡道翼教「發明義理」的思想內涵。「因文」以「見道」，「文無非為其「見道」之器，為「文」之「所歸」在於「立德在功以仰答我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所以方苞及桐城派諸人，不僅是文人，而且想兼作「道學家」，重新遵奉宋明理學的一套。方苞所謂之「義」，即文章之內容;「言有物」即內容充實。「法」，即文章之形式「言有序」，即條達通暢，文法變化，虛實詳略合於戒律。
方苞為文，從唐宋八家入，師法韓歐，歸有光，而不失其「靜重博厚」，他的《漢文帝論》、《左忠毅公逸事》、《獄史雜記》《送馮父子序》等作簡練雅馴，敘事扼要，確屬有物有序，傳世之佳構，盡掃前後七子「摹臨古帖」竟陵諸家「幽情單緒」之風，而開創清文新局。但方苞為求清真古雅之境，「義法」或流於過苛過細，到了姚鼐門人吳德旋更是提出「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的古文「五忌」，從而使古文陷於枯瘠，生氣蕩然，難於擺落「道學家」高頭講章的窠臼。劉大櫆，康熙末年以文謁於方苞，經其輸揚，而知名於京師，後上承望溪，下啟惜抱，成為桐城「三祖」之一。劉大論文「以品藻音節為宗」重「法」而講求文人「能事」。稱「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文人者，大匠也。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作文本以明事理，適世用。而明義理，適世用，必有待於文人之能事」。
以文人之「能事」，即作家對藝術規律的掌握，及其語言表達能力置於首位，「以品藻音節為宗」，強調古文以文學特徵，已與方苞的「文行合一」，春秋「義法」，以哀人之「立德在言」為重，異其趨向。所謂「文人之能事」，具體而言即「神氣」、「音節」，以及「字句」等文章要素的運用之「法」。神氣，即指作家創作個性與文章氣勢，形成作品的情感義蘊與審美風格，滲透於文章形象體系，或情韻聲採，參差縱斂之中。由「精」至「粗」，自「幽」而「顯」，使文成體。讀者則「揆文以入情」。劉大櫆古文理論的貢獻，不僅在於對文論史中創作論、鑑賞論的深化與發展，更在於把「義法」論從抽象引向具體，示人以「法」，以「文法」為初階，進窺文之「高妙」。姚鼐，乾隆28年(1763年)進士。從劉大櫆學為文之法，是桐城派古文理論集大成者和著名散文家。乾嘉時期，惠棟、戴震等樸學家各重一時，「家誦許鄭，而群薄程朱」，姚鼐自稱「吾不敢背宋儒，亦未嘗薄漢儒」，論學主張「祛末土一偏之弊，為群才大成之宗」，而兼收漢學之長。
論文倡義理、考據、文章相濟之說，講求「文章之美」。稱「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日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述庵文鈔序》)。不廢考據，尤重義理，而謀求「義理」、「考據」、「文章」之合一，以造成「文章之美」。姚鼐又本著頗具道家色彩的「天與人合」之說，從「天地」論及，康熙末年以文謁於方苞，經其輸揚，而知名於京師，後上承望溪，下啟惜抱，成為桐城「三祖」之一。劉大論文「以品藻音節為宗」重「法」而講求文人「能事」。稱「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文人者，大匠也。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作文本以明事理，適世用。而明義理，適世用，必有待於文人之能事」。以文人之「能事」，即作家對藝術規律的掌握，及其語言表達能力置於首位，「以品藻音節為宗」，強調古文以文學特徵，已與方苞的「文行合一」，春秋「義法」，以哀人之「立德在言」為重，異其趨向。
所謂「文人之能事」，具體而言即「神氣」、「音節」，以及「字句」等文章要素的運用之「法」。神氣，即指作家創作個性與文章氣勢，形成作品的情感義蘊與審美風格，滲透於文章形象體系，或情韻聲採，參差縱斂之中。由「精」至「粗」，自「幽」而「顯」，使文成體。讀者則「揆文以入情」。劉大櫆古文理論的貢獻，不僅在於對文論史中創作論、鑑賞論的深化與發展，更在於把「義法」論從抽象引向具體，示人以「法」，以「文法」為初階，進窺文之「高妙」。姚鼐，乾隆28年(1763年)進士。從劉大櫆學為文之法，是桐城派古文理論集大成者和著名散文家。乾嘉時期，惠棟、戴震等樸學家各重一時，「家誦許鄭，而群薄程朱」，姚鼐自稱「吾不敢背宋儒，亦未嘗薄漢儒」，論學主張「祛末土一偏之弊，為群才大成之宗」，而兼收漢學之長。論文倡義理、考據、文章相濟之說，講求「文章之美」。稱「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日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述庵文鈔序》)。不廢考據，尤重義理，而謀求「義理」、「考據」、「文章」之合一，以造成「文章之美」。
姚鼐又本著頗具道家色彩的「天與人合」之說，從「天地」論及文章的審美風格，並認為有「陽與剛之美」和「陰與柔之美」種風格。姚鼐晚年主鐘山書院講席，方東樹、管同、姚瑩、梅曾亮為其四大「高第弟子」。後來跟隨的人越來越多，從而使一時天下學者，都以桐城派為旨歸。桐城之所以形成文學宗派，在於其「法愈嚴而道愈尊」，但它的失敗也在這裡。「道愈尊」，則識見益卑下，偏蔽:「法愈嚴則文章益貧瘠、枯寂。桐城派的論敵，即多從「辭」「旨」兩處發難，攻駁「義法」說。文學家袁枚稱「尊之者詩文必弱」。經學家戴震稱「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手乎聞道」。因「其可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從根本上否定了桐城派之「義法」。經學家錢大昕更稱方苞「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文選派駢文家阮元、李兆洛，則以駢文為正宗，抑散揚駢，與桐城古文分庭抗禮。
出自桐城的惲敬，亦以方苞之文有「袍袖氣」，「有死文無生文，有卑文無高文，有碎文無整文，有小文無大文」，而與張惠言、吳仲綸別創「陽湖派」。曾國藩，以湘軍魁渠，而為「文章領袖」，道鹹間與友人劉蓉、郭嵩燾、吳敏樹等竟為桐城佔文，皆卓然成家。「曾門四弟子」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等又播其師說於四方，如吳門子弟注籍者即達數千人，盛極一時，形成「湘鄉派」，號為桐城「中興」。曾國藩論文不墨守桐城義法，而以洋務派的經世濟民之學，充實桐城「義理」。曾國藩為文宗韓愈，而輔之以漢賦，掃桐城之空疏，有壯美雄直之氣。吳汝綸死於光緒29年(1903年)，湘鄉派古文也告式微。林紓稱湘鄉諸老中，吳汝綸為最後一位。而攻桐城者，益日見其烈。文選派李詳「正告」稱「古文無義法，多讀古書，則文自寓法;古文無派，於古有承者，皆謂之派」。另一文選派大師劉師培則反對奉「方姚之文」為「文章之正軌。
」李、劉二家繼承阮元、李兆洛之說，從根本上否定桐城之宗派。國學大師章炳麟認為韓愈「侷促儒言之間，未能自遂」，方苞、劉大櫆等「以效法曾鞏、歸有光相高，亦願屍程朱為後世，謂之桐城義法」，而「本未得程朱要領，徒續引膚末，大言自壯，故尤被輕蔑」。也是從根本上否定桐城之派吳汝綸門生賀濤、林紓、嚴復、馬其昶、姚永概等人，雖仍株守桐城，傳徒授法，但已無力以自體的變革或中興，抵禦外來的衝擊，而挽回頹局梁啓超所發動的「文界革命」，以「筆鋒常帶感情」，「縱筆所至不檢束」，「平易暢達」的「新文體」取代了桐城古文的地位，裘廷梁作《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提出「崇白話廢文言」的主張，使桐城古文更無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