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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15日，在舉世矚目的第4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臺灣新電影導演侯孝賢以其新作《悲情城市》特有的民族風格和詩的韻味，壓倒許多國際著名導演的力作，奪取了金獅大獎。這是繼《紅高粱》榮獲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晚鐘》榮獲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之後，炎黃子孫在重要國際影展上所獲得的又一殊榮。聯想到《本命年》最近再次榮獲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以及大陸影片《老井》、《芙蓉鎮》、《人·鬼·情》和香港影片《胭脂扣》、《七小福》等也曾先後在一些國際影展中獲得榮譽，大陸、臺灣、香港三地電影相互輝映的情景，真令人感到鼓舞。
《悲情城市》是侯孝賢執導的第10部影片，這是他在處於困境的條件下奮力完成的一部巨作，影片從籌劃到具體攝製達3年之久，耗資達三千萬臺幣，成本高於一般影片三四倍之多。此片以1945年臺灣光復到1949年國民黨政府逃臺前這段時期為背景，敘述基隆一個林氏大家族四兄弟在日本侵略者遺留的創痛中，歷經日軍遣返、國民黨大員接收和震驚中外的「二·二八」事件後的興衰起落與悲歡離合。影片結構龐大、劇情複雜、人物眾多，放映時間約為兩個半小時。
40多年來，「二·二八」事件在臺灣一直是個禁忌問題。《悲情城市》第一次觸及了這個問題，可以看出侯孝賢驚人的膽識和高超的技法。他曾表示「我拍攝《悲情城市》並非要『揭舊瘡疤』，而是我認為如果我們要明白自己從何處來和往何處去，必須面對自己和自己的歷史。電影並非只關注於『二·二八』事件，但我認為其中有些事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此事禁忌太久，更使我感到拍攝的必要」。但是，既要堅持寫實，又要著重寫人，還得考慮如何闖過電影檢查，這對他來說確實是一大難題。對此，他是從人和電影本身的藝術角度做了高明的處理。他避開從政治角度直接敘述這一事件的前因和後果，而是著重寫人，寫那個轉折多變時代的人在重重尋常和突發的災難中如何生活。在銀幕上，「二·二八」事件是由對白帶出的，並未正面呈現。對後來國民黨派兵上山抓進步的知識分子並進行屠殺這種最能煽情的地方，也只是用了兩個鏡頭加以交待。這些，都顯示影片有意把政治事件淡化為一個背景，把焦點集中在人的身上，而表現人則是侯孝賢的專長。他的作品對肯定人性純真的一面總是不遺餘力，在隱喻中雖多少帶有批判，但又總呈現出一種寬容、溫厚、坦白的特色。他一向主張「電影是表達自己看法的，人要比作品大，拍出的影片才會大」，並要求自己以豁達、容忍的寬廣胸懷對待社會與人際關係，因而在他的鏡頭面前，一切普通人都顯得有尊嚴。在《悲》片中，他既未使那般幫會人物顯得大奸大惡，也未對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加以美化，這似乎在表明說到底，他們都是在同一個艱難時代裡碰在一起的凡人，如果彼此間曾有傷害，也只是為了求得生存。這樣包容的態度在一個撤離臺灣的日本女子身上也有所體現。但是，影片並未放棄對「二·二八」這段歷史的批判，而且其批判效果並不亞於正面呈現此一事件的真相。影片開始時，銀幕是黑的，收音機裡播出了日本裕仁天皇的戰敗詔書。在一個停電的夜晚，老大林文雄之妾為他生下能傳宗接代的兒子，這時電燈也亮了，祖父為孩子取了有象徵意義的名字叫「光明」。生命與光明的同時出現，為林家曾帶來一陣狂喜，老大的「小上海」酒店也在爆竹聲中開了張。影片結束時，則是林家的倖存者圍坐在飯桌旁默默地用餐的情景，當中經歷了林家兄弟被暗算、逼瘋和逮捕，以及大批有為知識分子慘遭殺害。這片頭片尾的遙相呼應表現了臺灣人的悲憫和國民黨的殘暴。影片對老四林文清出獄後為難友送遺書的情景有較多描述，並以字幕形式把死難者留下的「生離祖國，死歸祖國，生死天命，無想無念」、「你們要尊嚴地活下去，爸爸無罪」等壯烈字樣呈現在觀眾面前，這不但是對殺人者的有力批判，也表現了對受害者的極大同情。影片把老四林文清設計為聾啞人，除考慮到飾演此角的梁朝偉不能講流利的臺灣話的因素外，也有以聾啞對當時的局勢表示無聲抗議的考慮。再加上老三林文良被逼成半瘋半痴和老四妻兄吳寬榮的被殺害，則更有力地表明在當時政權下，人們如果不瘋不痴，就只好又聾又啞，否則必象吳寬榮那種先進知識分子一樣必死無疑！
在執導《悲》片過程中，侯孝賢在對攝影、人物語言、錄音和剪輯等方面的運用上，也有新的發揮和突破。捨棄近景和特寫，而採取長鏡頭、中遠景和深焦鏡頭的拍攝方法，一向是侯導片的特點。對這種方法的運用，可說是與法國電影理論家巴贊的主張不謀而合的，它不但會使畫面表現廣闊的空間，氣勢更加雄偉，同時也使表演區域的造型形象更為清晰和更具真實感，從而使影片的每個鏡頭都好象一幅幅中國畫卷，給人們以特殊的美感並留下冷靜思考的餘地。影片還以這種手法拍攝了完整的婚禮習俗場面，並專門到廈門拍了遠處有帆船的空鏡頭，這些都更增添了影片的鄉土氣息、民族風味和一種詩的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