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4期，作者傅曉虹。
1975年，福州建新公社，宣傳隊演出《智取威虎山》
從新四軍戰士到電影導演，這中間好像沒有必然的聯繫。1940年夏末，當15歲的謝鐵驪離開家鄉淮陰參加革命時，他還不知道電影為何物，更不會想到自己日後會成為一名電影導演。在戰爭中，他行軍、打仗、看書、寫劇本、演出，曾因編寫演出多部受人歡迎的戲劇而立下一等功。新中國成立後，他被調往北京，做了一名教員。10年後，經過自己的努力，他成為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名年輕導演。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海邊，他重新閱讀了五四以來一部分優秀小說，決定把柔石出版於1929的小說《二月》搬上銀幕。這部影片的劇本改編和拍攝得到夏衍的密切關注，並在他的授意下改名《早春二月》。在當時「千農兵」形象佔領銀幕，大談階級鬥爭的時期，這部以知識分子為主人公，風格綺麗憂鬱的影片自然成為「異類」。在審片會上，喜歡它的人來不及叫好，憎惡它的人已經為它戴上「人道主義」、「小資產階級自我完善」的帽子，這使得這部影片的命運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它和另一部名叫《北國江南》的影片一起被定名為「修正主義材料」，並在全國一百多個大中小城市的影院放映和批判。20年後，這個「大毒草」被香港評論界評為「最美麗的電影」。文革開始後，謝鐵驪因為出身清白被江青從「牛棚」中解放出來，拍攝了5部樣板戲電影。文革結束後，又投入到故事片的拍攝中。他後來又有過許多絢麗的稱呼如「人大常委」、「電影家協會主席」，但他最喜歡的稱呼是——「謝導演」。當時我的《暴風驟雨》在1961年的新僑會議上放映，反映良好，廠裡獎勵我，讓我帶著家屬到北戴河療養，之前我也沒療養過，就帶著一摞書去，那段時間翻閱了大量「五四」以來的優秀作品，最後覺得柔石的《二月》可拍。廠裡看完劇本，同意拍攝，我就開始挑演員。是我提議用孫道臨的，因為孫道臨對那個時代的情況比較熟悉。他比我大四歲，在北京上大學，42歲，但還是很年輕。女演員用的是謝芳，她那時還在武漢歌舞劇院，剛拍完北影廠的《青春之歌》。演員選定後，把謝芳調過來，當時她剛生過孩子，有點瘦，廠裡就讓她到北戴河去療養，那是1962年的夏天，謝芳在北戴河療養，剛好夏衍也在。他碰到謝芳，問她怎麼到這兒來了。夏衍說：你剛演完《青春之歌》這個戲大家反映還不錯，你以後接電影，要看本子，不能隨便接任務。謝芳一聽有點緊張，就說，這個本子我手裡有，請夏部長看看。謝芳有點擔心地把《二月》的劇本送到夏衍同志那兒。他看了以後，就和謝芳說，這個劇本還不錯，你演這個角色也還可以。謝芳很高興，心裡一下踏實了。後來，夏衍回到北京，讓我把分鏡頭劇本給他看。他看得很仔細，修改了一百多處，連標點符號和錯字都糾正了，語句不順他也改。夏衍同志是非常認真對待《二月》的，花了大心血。後來夏衍又給我寫了個便條，說《二月》這個片名不太容易理解，建議改成《早春二月》。實際上柔石寫的「二月」也是「春寒」的意思。《早春二月》聽起來也好聽，有美感。意思是：春天是要到了，但是春寒仍未盡，比喻當時的時代背景。演員配合得也好。上官雲珠說你讓我寫人物自傳我不會，但只要你告訴我的，我就給你演出來。她的悟性很高，這也是她有那麼高成就的原因。比如一個大全景，她的小孩死了後，她在整理衣服，那種情緒，那種動作的節奏，很準確。上官雲珠以前演這種角色很少，但她喜歡這個本子。文嫂和蕭澗秋第一次見面，他問：這是李志浩家嗎？她問你找他幹嘛？他說我是他的老同學。一下聽到老同學，她不說話了，因為她不好說了，頭就低下來，這個情緒準確極了。那時候正是1961年創作會議後，創作會議上提的要求我都盡全力實現它，避免了「直露多粗」。上官雲珠我們過去沒有合作過，後來有些人講，說文嫂是不是年歲大了點，我和他們看法不同。我說年歲大一點好，跟蕭澗秋的關係就好處理點。弄得太年輕，陶嵐、文嫂都那麼年輕，那不又成三角戀了？和原著《二月》相比，電影中我增加了一個人物，王福生，一個農村的小學生，他父親是砍柴的。為什麼加這個角色呢？就是蕭澗秋徘徊之時，想到芙蓉鎮，躲開時事的煩擾，想靜下心來從事教育，能夠對時局對社會有一點貢獻。後來，王福生的失學也給他一個打擊，這一筆是我加上去的。最後，他離開的時候，受兩個打擊，一個是文嫂的自殺，一個是王福生的失學。這兩個問題他解決不了，也就是說，理性分析，必須改變這個社會。不然他何必要走遍大半個中國，尋找出路呢？樣片出來，廠裡都審查了；認為很好，就請文化部審查。《暴風驟雨》是北京市委審查的，到《早春二月》北影廠又回到文化部了。審查有哪些人呢，夏衍同志、荒煤同志、沈雁冰同志（茅盾）、周揚同志，中宣部的，還有張光年，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書記。在北影廠小放映室。最先我記得是張光年同志講話，說這個片子不錯，有時代感。茅盾的發言也是肯定的。夏衍同志、荒煤同志沒有發言，因為之前他們都看過了，也是根據他們的意見，增加了《新青年》雜誌，表明蕭澗秋跟進步思想沒有脫離，也可以對陶嵐的思想有所影響。我原來以為可以順利通過了，暗暗高興，好像有底了。最後周揚發言，周揚同志臉拉得很長，他說，我不贊成這部影片，他說這種妥斯託耶夫斯基作品裡的小資產階級的自我完善，完全是一種人道主義精神。那個時候「人道主義」是個很大的帽子，跟階級鬥爭頂著幹的。這當然是根據中央的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問題的。改吧。修改方案我也做了。但我知道，改也解決不了周揚同志的意見，因為這是個根本性的意見。趕快補拍，先補拍再動剪刀。當時補拍了幾天，主要補謝芳的戲。這時廠裡突然來通知，說接部裡通知，《早春二月》這部影片一個鏡頭也不要改。我猛一聽，想，一個鏡頭也不要改是什麼意思？肯定？那不可能，再想想，大事不好。後來很快就證明了，一個鏡頭也不要改，拿出去批判。就合成聲音印拷貝了。《早春二月》拍了不到一年，3月開拍，秋天完成，最多六七個月，算上後期也就8個月。批判就到1964年了，接著毛主席有批示了，在人民日報上，要在大城市放映，中小城市也可以放映，把這些修正主義的材料公之於眾。主要針對的就是《北國江南》、《早春二月》這兩個大毒草。我有個感覺，《早春二月》毛主席要真看了，不一定要批判。他只是根據康生匯報做了口頭批示的。這時候文化大革命還沒有開始。各個大學看過以後要討論的。所謂討論就是要批判。後來我聽到他們講的一個笑話，父親帶著兒子去看，看了以後，說：你看看這也是一種雷鋒精神！說蕭澗秋是雷鋒，哈哈！我就不懂，香港放映的時候，他們對這部片子的評價是「美麗的電影」，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美的電影呢？文革剛開始時，我住在西交民巷，有一天突然聽說，工宣隊和軍宣隊進廠。宣布我們這些人都要進廠住（北影廠）。廠裡一個樓層都是地鋪，大家住在一起，一個挨一個的。不久，我接到通知讓我去看戲，好像是《智取威虎山》。我們先進場，後面進場的還有江青、周總理，「四人幫」也都在，還有國務院辦公廳的人。這個時候，就宣布解放幾個同志，包括我。被解放後，我接受了要拍攝革命現代京劇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任務。宣布解放是1969年秋天。為什麼挑我去拍樣板戲呢？一方面看過我的大毒草《早春二月》，覺得這個人還有一點能耐，有一點藝術細胞；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查我的檔案，15歲參加新四軍，尤其是我從來沒有到過上海，江青最怕在上海呆過的人，知道她的底細，她非常忌諱。她喊我「紅小鬼」，實際上「紅小鬼」應該是參加長徵的人。開始拍戲後，攝製組歸攝製組，樣板戲團歸樣板戲團，進棚前，要學習一個小時語錄，主要批判導演中心制，就是批判過去電影在黑線領導下強調的「導演中心制」。儘管每天批判導演中心制，但電影畢竟還首先是個技術活，拍戲的時候，還是要聽我的。拍《智取威虎山》，來來回回改，拍了大概20個月左右，來回折騰。最後審查的時候，除了毛主席、林彪沒去，那些臺上的領導都去了：葉劍英、李先念、周總理。在釣魚臺的一個專門的放映室。放完以後，周總理、葉劍英鼓掌，說：「這個好啊！」江青這才開始說話。通過了。這個戲大概三個多月就拍下來了，因為我們已經有經驗了。《龍江頌》順利通過是有原因的，江青那時不在北京。毛主席那時也沒有什麼娛樂活動，除了跳跳舞，也想看看戲。正好《龍江頌》送去了，他說：「我也看看。」他也不從什麼燈光、鏡頭這些方面看，就說：「這個戲很好嘛，宣揚了共產主義的精神。能夠互相讓水，這種品格、風尚值得提倡！」就這樣通過了。他這樣一說，江青也就沒話說了。我們拍《龍江頌》同時，上影廠在拍《海港》，也是在北影廠拍。《海港》拍完後，審查，江青不滿意，讓重拍。當時，江青點到我的名，其他人她不管了。我是二次拍攝《海港》，我就拉謝晉跟我聯合導演。謝晉科班出身，他當副導演比我早多了。所以現在大家看到的《海港》是第二次拍的。第一次拍的根本沒有用。拍攝過程中，謝晉提醒我上一次失敗的教訓，不要重複錯誤。這個後來也通過了，沒有像《智取威虎山》那麼複雜。上頭的審查也有經驗了。我們慢慢跟工人熟悉起來，工人就跟我們提意見，說樣板戲不錯，但我們也想看點故事片，能不能拍點故事片。在二七廠時，我跟成蔭寫了個報告給周總理，內容是說很多工人看了樣板戲和樣板戲的電影很高興，但有個遺憾，就是沒有電影故事片。這期間，有個禮拜天，我回到家裡，當時我的小女兒上初中，在看一本小說《海島女民兵》，我翻了一下，就考慮改這個劇本。改編也是零零碎碎的，一面勞動，禮拜天回家休息考慮一下劇本。後來歡迎伊文斯來中國，在人民大會堂，我們去了，見到周總理，總理說你們的報告我看了，批了，轉給江青同志了。一轉給江青，我們心裡就嘀咕，但心想還有總理，當時我們把總理位置看得很高。之後有一次，在天橋劇場看《杜鵑山》，我們去丁。休息的時候，忽然有人來找我和錢江，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去了。進去一看，江青坐在那兒。我們幾乎都沒敢坐下。她就開始了：「怎麼？你們是不是對樣板戲拍攝不感興趣了？」這話一說，我們嚇一跳，我們趕緊說：「沒有沒有！」對樣板戲不感興趣，這是多大的罪名！她接著講：「沒有就好！今天你們看一下《杜鵑山》，看完以後，趕快把它拍出來。」在看《杜鵑山》以前，我已經把《海霞》的劇本改好了。本來我想籌備《海霞》了。這樣一來，就只能拍《杜鵑山》了。江青那樣說丁，如果我們草草收兵，拍得不如前邊，罪名就更大了。我們挖空了腦筋，各方面都很努力。所以在這幾個樣板戲中間，《杜鵑山》是我們自我感覺最好的。有個內景需要一個小瀑布，我們就在上面放個大水箱，預備開拍，水譁啦啦下來。還有場戲，背景是竹林，竹葉怎麼弄也不行，怎麼弄都像是假的。江青知道這事了，說：「這個好辦，從江西運一點竹子來。」當時就把軍隊參謀長叫來，說：「你們想辦法弄個專列，從江西運批竹子到北影。」這些竹子現在還在北影長著呢。我在拍《紅樓夢》的時候，還用到這批竹子。是從江西連根運來的，一運到我們就把它種下了。拍的時候，連包抬到舞臺中，用個小山坡擋住，拍完了就植到地裡，居然活下來了。《杜鵑山》江青看了並不很滿意。她已經帶有成見，認為我們的心思已經在故事片上了。但是也挑不出什麼毛病，這時她恐怕已經參與了整個上層的政治鬥爭了。《海霞》我後來是讓錢江、陳懷皚、王好為這幾個人聯合導演的，攝影也是好幾個人一起做。這時我已經負責北影廠的領導工作。《海霞》本來是藝術之爭，「於浩劉」一下子把它提高到違反「三突出」原則上。有時候，我就跟他們爭辯，比如說山坡上跟國民黨戰鬥那場戲，指導員領著隊伍反擊，海霞挑著水上山，忽然炮彈過來，指導員救海霞，讓海霞趴下，他撲在她身上，他們說這違背了「三突出」原則。應該突出海霞，怎麼突出指導員了呢？我也不客氣，我說難道讓海霞撲到指導員身上？那麼小的一個女孩子，她來擋指導員，怎麼可能呢？為這事他們整我整了一二十個月。廠裡批判我，貼大字報，集中到我的頭上。《海霞》的問題就成了大問題了。審查通過後，《海霞》全國公映，觀眾好多年沒看到過故事片了，都感覺很新鮮，很叫好。「於浩劉」這些文化部部長副部長憋在心裡了。小平同志二次下臺，在「大寨」會議上，江青批評鄧小平。這次會議沒讓我去。小平同志二次下臺後，《海霞》問題又翻起來了。我又完了，又檢查。當時，心情很不好。我跟家裡說，準備一下，我看我得要去北大荒。真都準備好了。《早春二月》的批判都沒這次的嚴重。幸虧粉碎「四人幫」提早了一個多禮拜。本來已經準備12號，文化部召開一個批判大會，除了我還有別的人，聽說還有王昆，批鬥完就押送北大荒。我是在家裡聽說周總理去逝的消息的。我們到長安街復興門東邊上等靈柩過來。街上站滿了人，大家都在哭。那天是個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