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爆發中日第一場海戰，結果怎樣？為何說此戰打醒了日本人？】在歷史上，中日曾發生過多次戰爭。公元1937—1945年爆發的八年戰爭，可以說是中日之間最大的一次戰爭，給兩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公元1894—1895年的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 日本打敗了當時亞洲的老大的清帝國，使軍國主義盛行一時，一躍而成為軍事強國；再往前推移，公元1592、1597年，中國明朝的援朝軍隊與朝鮮軍隊並肩作戰，兩次擊潰狂妄的豐臣秀吉的日本侵略軍，歷史上稱為「文祿之役」和「長慶之役」。
元初，范文虎等曾奉元世祖命率軍進攻日本，遭遇大颱風而戰敗撤回。然而，這還不是中日的第一次戰爭，中日的第一次戰爭還要往前翻，一直追溯到唐朝。那就是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海戰。當然，這次的中日戰爭和後來的中日戰爭在背景、性質上是大不相同的。
這次戰爭也是起源於朝鮮半島。自公元4世紀以後，朝鮮半島逐漸形成了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國為了爭奪利益，互相混戰。公元7世紀以後，他們之間的爭鬥，有增無減。此時，三國都改變了鬥爭策略，由單獨混戰轉而要求獲得外國的支持，爭鬥各方分別與相鄰的中國和日本結盟，從而使半島地區的爭端，擴大成為東北亞地區的「國際」糾紛。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大唐盛世，國力雄厚，是世界強國。唐帝國統治者一向重視與鄰邦的關係。公元7世紀初，百濟與新羅發生糾紛，唐太宗親自寫信給百濟王扶餘璋，要他忘卻前怨與新羅和好。公元643年，高句麗權臣蓋蘇文與百濟王聯合發兵進攻新羅，唐太宗仍堅持以和為貴的政策，派玄奘為使，赴高句麗勸蓋蘇文不要進佔新羅領土，進行調停。高宗時，也曾多次調解百濟與新羅之間的緊張關係。
然而這種調解政策遭到斷然拒絕。於是，唐朝廷改變政策，出兵徵討。公元645、647年，唐太宗兩次東徵，力圖用支持弱者抵禦強者入侵的手段來維持朝鮮地區的和平。
而當時的日本，經歷了大化改新，進入了封建社會，國力已強盛起來。由於地理位置的鄰近，日本與朝鮮南部加倻地區一直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因而，朝鮮半島的風吹草動，必然波及日本。
日本大化新政府當時採取了拉攏高句麗、百濟，孤立和打擊新羅的外交策略。公元600年2月，新羅進攻加倻地區的任那，大化政府立刻作出反應。推古女皇和聖德太子一面遣兵阻擊，一面聯絡高句麗、百濟，要求聯兵急救。然而在當時，新羅已與唐聯盟。因而大化新政府與新羅對抗，一定程度上是與唐的對抗。由此，以高句麗、百濟、日本為一方，新羅和唐為另一方的兩大對立陣營形成，最終導致了白江口海戰的爆發。
公元659年，百濟大舉進攻新羅。新羅國王金春秋向唐求援。唐將蘇定方率13萬大軍援新。唐、新聯軍大敗百濟軍隊於熊津江口，並且俘虜了百濟王義慈及王室、大臣、將士多人。百濟只得向日本求助。
公元661年1月，日本齊明女皇赴九州，要親自徵討唐、新聯軍，但因旅途勞累過度，染病而亡，計劃被迫延期。公元662年1月，日本決定以矢10萬，絲500斤 、綿1000斤，布1000端、韋1000張、稻種3000斛支援百濟。5月，日將阿曇比邏夫率船170餘艘抵百濟。663年8月，日將盧原君率萬餘援軍，抵白江口。
唐、新聯軍嚴陣以待，決定首先拿下周留城，並採取水陸夾擊的戰術。陸路，由唐將劉仁願、劉仁師及新羅金法敏率領，直趨周留城;水路，由唐將劉仁軌、杜爽、百濟降將扶餘隆率領，由熊江口前往錦江下遊的白江口，從而配合陸軍，夾擊周留城。公元663年8月17日，唐、新水軍航至白江口，正遇日船，兩軍於是展開戰鬥。
當時，日船有400餘艘，唐、新聯軍只有170艘，數量上日軍佔多數。兩軍展開陣形，擂鼓振威。碧波之上，數百餘艘戰船戰成一團，殺聲震天。日軍未能很好地組織陣形，被唐、新水軍打亂。經過三個回合的較量，日軍敗下陣來。第二天，又進行了第四個回合的較量，日本又仗著船多勢眾，盲目衝殺，不講戰術，而唐、新聯軍乘機用火攻之術，日軍400艘戰船被焚，兵士溺水而亡者不計其數，殘軍全部投降。白江口海戰以日本、百濟聯軍的慘敗而告終。
白江口海戰，就其規模而言，海戰史書上恐怕沒有重要的位置，然而它在日本歷史上卻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日本天智天皇以後的歷代天皇，都對此役作了反省。他們省悟到了兩點：第一，當時日本無力與唐朝抗衡，日本要成為強國，必須完備中央集權體制，加強和鞏固王權，實行富國強兵的國內政策；第二，日本政治、經濟、文化要獲得迅速發展，不但要有一個和平的環境，而且必須吸收大陸的先進文化，因此建立睦鄰的國家關係是十分必要的。
在此後的38年裡，日本各方面都獲得了長足進展。從那個時代起，大和民族有了這種向歷史學習，向外來先進文化學習的精神，而且一直保持到今天。
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可提醒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