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的考古發掘，在貴州廣袤的土地上，發現早起石器時代，晚至清代的為數可觀的文物。貴州省博物館館藏青銅器的絕大多數均來源於地下發現。這些文物中，以兩漢時代的墓葬出土為主，它們體量懸殊，視覺感受殊異。從製作上看確實不乏讓人產生欣喜的物件，或精巧，或細膩，或粗獷，或獨特。
一、館藏青銅器的組成及特點青銅文物的館藏數量逾千件。從器物類別上看有車馬模型、釜、燈具、搖錢樹、鼓、兵器、錞於、鏡、錢幣、帶鉤、俑等。這些館藏的青銅器，在形制上大都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或與周邊青銅文化有著關聯。今天來看這些文物，除了所具有的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之外，若按它們的藝術價值來審視，一部分可視為有著純粹欣賞價值的藝術品，是古人創作的青銅雕塑，如銅車馬、搖錢樹、銅俑這些文物。另一部分是實用性物品，但經過精妙的美術設計，可視為工藝美術品。
二、代表性文物點評對於上述的兩類館藏青銅器，在此，我們各選擇一些亮點的或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著重介紹。
圖1 東漢銅車馬屬於前一類的在興義萬屯漢墓中發掘的「銅車馬模型」，長1.12米、高0.88米（圖1 東漢銅車馬）。除了車與馬的造型具有極高的可賞性外，在製作上分段構造的精湛工藝，也令人嘖嘖稱羨。馬的製作是將頭、耳、頸、身軀、尾、四肢等分成十一段來鑄造。車的結構分駕馬、輪軸、車箱與蓬蓋三部分，眾多的部件採用了扣接、焊接、鉚接、子母口套合四種組裝法，並且還運用了壓花、鎏金等裝飾工藝。馬的造型昂首嘶鳴，邁步向前。論造型，它與甘肅武威漢墓中出土的青銅走馬，均呈張嘴露齒，引頸作嘶鳴，並兩耳直立，尾部上翹，邁左前肢行走狀類似，與四川彭山漢墓中出土的陶馬相比較，更令我們驚詫的是兩者如同「孿生」，看那脖頸的彎曲，嘴咧開的程度，一條前肢邁開而蹄尖立地的狀態，以及整體向上而又略有彎度的翹尾，近乎一模一樣，唯一的不同就是陶馬軀體更為豐滿些。興義出土的銅車馬雖然我們不能確定它產自何方，是外來傳物，抑或是本地「土產」，或許在當時，製作者們受風習、審美上的相互影響，而出現造型上的趨同性。
那些附有美術設計的實用物件，在館藏青銅器中佔多數，在這些物件上的那種與實用巧妙構合的藝術想像，使之在與其他省區發現的同時代相類物件比較時，亦毫不遜色。
首先談談館藏的帶鉤，在我國歷史上，始於春秋中期至戰國早期，而盛行於秦、兩漢的，以銅質佔多數的衣服上的帶鉤，在滿足於腰帶兩端帶頭相勾結的基本功用之外，充分彰顯了製作者的創思，精工細作，鑲金嵌玉，造型異呈。司馬遷的《史記》中，便有「滿堂之坐，視鉤各異」的記載。因為功用上的需要，它們無論做成何種造型，多呈弧形，並且有鉤有鈕。
圖2 鯢魚形銅帶鉤館藏「鯢魚形銅帶鉤」，在威寧中水地區西漢墓中出土，長10釐米，寬3.5釐米（圖2 鯢魚形銅帶鉤）。其形大致如搖頭擺尾遊弋的鯢魚，故而名之。古人把這件鯢魚造型的帶鉤，做成頭大身粗，尾長而漸細，上翹彎曲恰好成鉤，構思巧妙！鯢魚——民間俗稱「娃娃魚」的魚種，原本在貴州的山溪河流中並不少見，以它的模樣巧制的帶鉤，至今在其它地方的考古發掘中還未見有報導，仍可視為是一件孤品，由此，我們也很自然地將其當成「土特產」，是漢代生活在貴州這方地域上的古人所制。帶鉤上陰刻「日利八千萬」五字隸書銘文，這是一句充滿著商賈氣息的吉語。從書法的角度看，不是出自於精擅書法的人士之手，字跡大大小小，刻畫時率意而為，這幾字或許為了表達佩戴人內心祈求財源滾滾的商業願望。
威寧中水漢墓出土牛頭形銅帶鉤還有一件同墓出土的「牛頭形銅帶鉤」，以牛頭造型製作帶鉤同屬罕見，館藏這件帶鉤造型誇張，分居牛頭左右的大彎角，上翹成弧形，如此地誇張牛角部分，仍包含有對實用便利方面的考慮，左角背中部的圓形鈕，與右角相應位置的鉤首，兩者同處一側面，妙處是使腰間帶頭勾結處，呈現出一個完整的微微張著嘴的水牛頭。角背的鉤鈕，既保持帶鉤作用，又無礙牛頭造型的美觀。
還有一件發現於這座漢墓中的「飛鳥形銅帶鉤」，長僅7釐米，展翅飛翔的小鳥兒形狀，頭部彎曲成鉤，雙爪緊貼腹部，雙翅排列的羽毛，以線刻紋樣來表現（圖3 飛鳥形銅帶鉤）。
圖3 飛鳥形銅帶鉤同樣值得一提的精巧之作——赫章可樂漢墓出土的「鵝頭形銅帶鉤」，長12.8釐米。金銀錯工藝是在青銅器表面鑿刻出淺槽圖案，再將金銀絲截作點或線，擠入槽內，捶軋後，以錯石錯平，產生輝煌華麗效果的裝飾技法，被用於這件帶鉤的製作中。它，鉤端纖細，形似鵝頭，在鉤身上錯金錯銀，並以細線鐫刻來表現鵝的嘴、眼、頭羽及各類紋飾，在嵌金嵌銀的工藝之外，還在紋飾之間排布了八枚綠松石。這些以動物為造型的小巧物件，在製作上完成了它們應具備的基本功用後，在造型以及修飾上，構思歧出，形態各異，歸根到底，是緣於求美心理。
鵝頭形銅帶鉤「龍首柄銅釜」 高13.1、口徑8.7釐米，在六盤水市黃土坡西漢墓中發現，釜柄上為龍頭的造型（圖4 龍首柄銅釜）。所謂釜，即古代用以炊事的鍋。對於以龍的傳人自許的我們這個民族而言，對龍的崇拜可遠溯至新石器時代，祖先所創造的龍形象，一直都極普遍地出現在我們這個民族的世代生活中，這種以龍頭巧作炊具把柄的妙想，正體現了這一形象的無所不在。
圖4 龍首柄銅釜如果說論體量「龍首柄銅釜」算是一件小器，那麼另一件與神秘喪葬習俗相伴的，赫章可樂漢墓出土的「立虎索辮紋耳銅釜」，就是一件大得多的器物了。從它高32.8、口徑44.3釐米的尺寸來看，「個頭」上前者難以與其相提並論（圖5 立虎索辮紋耳銅釜）。
圖5 立虎索辮紋耳銅釜在貴州赫章可樂這個地方的漢墓中發現的銅釜、鐵釜，有的套在死者頭部，或置於頭部側邊。這種葬式，被稱為「套頭葬」，至今在別處尚未發現，被考古工作者認為是一種具有地域文化特質的現象。這件文物外形上最為突出的是，口沿邊鑄造兩條對稱的猛虎，姿態造型一致，張嘴，尾上揚，虎的眼、耳、須這些細微處，以線刻表現。這種鑄虎為飾的器物，在貴州省博物館的藏品中，不僅只有這一件，還有一件是在正安漢墓出土的「銅虎鈕錞於」，時代與鑄虎銅釜應該比較接近。錞於是古代的一種樂器。在雲南出土的貯貝器，貯貝器的器蓋上，裝飾了各種人物動物雕像，其中有一件上就有左手橫抱錞於，右手拍擊其頂部的人物造型。可見錞於在古代是樂器。正安出土的這件錞於，高55釐米、最小口徑22.5釐米，中空，器形瘦長，盤狀的頂部正中，鑄了一隻作欲撲躍狀咆哮的猛虎，盤下短頸，鼓腰，直筒（圖6 銅虎鈕錞於）。這隻錞於上的鑄虎與「立虎索辮紋耳銅釜」上的那兩隻相比，精緻程度，此虎不如彼虎，但是在造型上去卻頗為相似。
圖6 銅虎鈕錞於還有一種見諸日常生活的器具——青銅燈具。清鎮漢墓出土的龜座踞人銅燈，高僅26.5釐米，這盞燈的底座作昂首邁步的烏龜，給予人堅實穩固的感覺，龜背上坐著的人物高鼻大眼，如同連枝燈中人物形象的處理方式一樣，同樣是雙手放於膝上，頭部頂著燈杆（圖7 龜座踞人銅燈）。
圖7 龜座踞人銅燈這種頭頂託燈的造型，在毗鄰的雲南省也出土了精製之作，如個舊出土的東漢「銅俑燈」（李昆聲《雲南藝術史》），底部是人物屈膝跪坐的姿式，雙手平伸，手與頭部各託一盞燈，看上去簡練利落，一目了然。這件清鎮漢墓出土的龜座踞人銅燈，當我們湊近細看，它的製作是非常有特點的，首先形象生動的烏龜，採取忠實於真實物象的鑄造手段，人物則取反差較大的誇張變形的處理方式，頭大身細，最為惹眼的是有著一個大鼻子，堅挺而突出地大，這一寫實一誇張的手法放在一起，並不讓人感覺有什麼不協調之處。
在貴州省博物館的館藏中，還有造型豐富，紋飾各異的兵器。青銅兵器歷來是古代青銅器中，令人矚目的一個支系。著名的有勾踐所用的青銅寶劍，以其極鋒利的刃部，復加遍飾劍身的菱形紋，以及在劍格上採用嵌滿藍色琉璃與松綠石，這些藝術的裝飾處理，還有劍上的八字鳥篆銘文，使其具備了研究古代青銅鑄造工藝和文字發展源流等多重價值。以此古青銅兵器話題局限在我們的館藏來談。在普安縣銅鼓山遺址出土的「一字格曲刃銅劍」，形狀也是非常奇異的，作為劍身與劍柄之間的護手——劍格，顯得比較寬，劍的刃部卻彎曲如波（圖8 一字格曲刃銅劍）。
圖8 一字格曲刃銅劍在赫章可樂出土的銅柄鐵劍十餘件（圖9 銅柄鐵劍），劍身已鏽蝕不堪，惟有銅柄上的飾紋完好如初。除上述劍外，還有出土地為：威寧中水的「M形內銅戈」（圖10 M形內銅戈）、赫章可樂的「長方形內銅戈」，普安縣銅鼓山的「心形銅鉞」（圖11 心形銅戈）、「鏟形銅鉞」（圖12 鏟形銅戈）等。在認真地研究欣賞那些附於它們身上的裝飾及造型後，若按類評析，筆者以為可分為造型大眾化而刻意於紋飾者，如那些銅柄鐵劍、「M形內銅戈」。劍即劍的一般式樣，戈仍為戈的普遍造型，然而紋飾則各個不同，是製作者傾其才智之所在。另一類則紋飾淡化或省略，專意於造型，前述的「一字格曲刃銅劍」、「鏟形銅鉞」這幾件，作為已被專家們認定了的某種兵器，它們的造型顯得有些「怪異」，它們的形狀與生活中所見的某一物象相似，所以被專家們形象化地冠名了，在滿足於兵器功能的前提下，將造型作了如此如彼的創造，不能不認為是古人視覺美感意識的豐富表露。
圖10 M形內銅戈考古專家認為，將這些出土的兵器與幾近同時的中原兵器形制相較，所存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在考古發掘中，從普安銅鼓山遺址裡，找到的那些鑄造兵器的石範、陶模，印證了古代貴州有生產兵器的情況，強化了認為它們具有地域特徵的說服力。
銅鏡也是古人見諸生活日常的東西，由貯水銅盂，水面照人的銅鑑演變形成的，故有人以為銅鏡即銅鑑的扁平化，正面磨光照臉，背面則鑄以紋飾樣，起著裝飾作用。我們館藏的這類器物，樣式、風格與中原地區的發現一致。具體而言，發掘於赫章可樂西漢墓中的日光鏡，鏡背正中的半球形鈕，環繞鈕座的連弧紋及在外一層環鑄的「見日之光，長不相忘」的銘文，如此的銘文及紋飾布構組合飾鏡，與中原漢鏡風格保持毋庸置疑的一致性。於同時同地出土的四乳銅鏡、星雲紋銅鏡、昭明銅鏡（圖13 昭明銅鏡）也是如此，大抵都是環繞著排布的乳釘紋、連弧紋以及夾在其間的夔紋，或者是圓圈的銘文帶，大同小異。這些銅鏡在當時無論是貴州地域所產，或由外傳入，都是文化交往的實證。
圖13 昭明銅鏡最後要談及的是銅鼓，這種我國南方與東南亞諸多民族所鍾愛的禮樂之器，自古及今，代代沿用。大約2700年前便已出現，承傳延續，至今仍為許多民族所使用，它首先是樂器，又兼具其它方面的功能，從早期銅鼓上的炊爨之跡，表明其經歷了既是樂器又是炊具的初始階段，是一種極特殊的青銅器。它的功能牽及祖先祭祀，喪葬習俗，民間喜慶，娛神又娛人。就銅鼓普遍的形狀而言，通體以青銅鑄成，分鼓面、鼓身，鼓面呈正圓，鼓身則分上部鼓胸，又稱胴，中部為腰，下部是足三段。鼓面的紋飾，即中央凸出的光體，光體向外放射出多角花紋謂之光芒，兩者組合的紋飾，稱太陽紋。其外，有一圈復一圈的帶狀紋，稱暈帶或稱暈圈，這部分紋樣因銅鼓類型之異而各顯特色，但基本按這樣的順序排布在鼓面上。鼓身可以裝飾的面積寬，紋飾種類更為豐富繁縟，或動、植物紋，或幾何紋，或競渡紋等等，亦因鼓型不一，各有特點。銅鼓被專家們確分為「萬家壩型」、「石寨山型」、「冷水衝型」、「遵義型」、「麻江型」、「北流型」、「靈山型」、「西盟型」八種類型。館藏有「石寨山型」、「遵義型」、「靈山型」和「麻江型」及。「石寨山型」銅鼓在赫章可樂西漢墓中出現，則是貴州省內已知時代最早的銅鼓。在歷史的文獻敘述裡，也讓我們再了解到古代貴州先民由來已久對它的珍視，翻閱《明史·朱顯傳》、《平播全書》、《遵義府志·金石志》等書籍，可以讀到有關對銅鼓的記錄。
圖14 石寨山型銅鼓這件「石寨山型」銅鼓的大小、形制、紋飾與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的「石寨山型」鼓標準器相似，故而劃入該類（圖14 石寨山型銅鼓）。「靈山型」銅鼓只收藏有一面，是民國時期由廣西流入貴州，後收藏於我館。「遵義型」和「麻江型」以獨具的特點，與其它鼓型大異，且最早發現於貴州，以出土地名而各自定型名，成為與之相似銅鼓的比照標準器。館藏銅鼓多數為傳世品，並以時代較晚的「麻江型」為多。石寨山型銅鼓鑄造精緻，紋飾繁縟。通體的紋飾，鼓面的太陽紋光體，如圓心居鼓面正中，與呈角狀四周放射的光芒渾然一體。鼓胸，有鋸齒紋，同心圈紋、船紋。船紋則是公認的「石寨山型」鼓的主要紋飾之一。這圈紋樣由輕舟四隻，俱作競渡狀相連而成，駕舟人頭飾羽毛，多者四人，少者一人不等，姿態各異。以船飾鼓，對晉寧「石寨山型」鼓而言，不僅常見，而且豐富多變。「遵義型」、「麻江型」銅鼓的紋飾，採用幾何圖案。館藏的遵義型銅鼓有兩面，均出自遵義南宋楊粲墓，這座夫婦合葬雙室墓中，每室各出一面。以男室這面鼓為例介紹，鼓面出沿，鼓胸微凸，有帶狀的扁耳一對。面鼓的紋飾，中心為光體，有四周放射的十二芒，從鼓胸及足，分布著乳釘、同心圓、三角、葉片、複線人字、複線菱形紋。鼓高28、面徑44.2、腰徑36.3、足徑43.1釐米（圖15 遵義型銅鼓）。這面鼓還有一特點，通過仔細觀察鼓壁內外，可發現夾雜其間的銅錢碎片，依稀可辨識出的字跡有「元」「祐」「通」，當為北宋哲宗時期所鑄造的「元祐通寶」。
圖15 遵義型銅鼓「麻江型」鼓，紋飾亦簡略（圖16 麻江型銅鼓）。以一九五四年麻江谷洞明墓出土的那面鼓為例，鼓面出沿，略小於胸，腰間一道凸稜，正將鼓身分上下兩段，一對扁耳置於胸、腰之交。自腰至足，漸次展開，中無折線。鼓面中心為光體，岐出十二芒，外有四暈。第一、二暈紋飾模糊不可辨，第三暈飾遊旗紋，第四暈乳釘紋。鼓身紋飾疏少，胸部見同心圓及梅花圖案，腰部有回紋，足部仍見有同心圓及回紋。此鼓型制矮圓，四道合範，工藝上的粗略，使得紋脈線條模糊不清，紋飾更簡略。館藏的這三種類型鼓，倘以時間早晚來看紋飾之殊，由繁縟精緻，圖案寫實，而趨於抽象，並漸漸地接近簡略粗製。其中，一些時代較近的從民間徵集到的傳世的，或可能埋入土中時間不長，而後又傳世的紋飾精緻的銅鼓，皆為抽象的圖像。若以工藝美術品來看待，此類鼓與出土的鼓相比較，多一些工藝氣，少了後者那泥土久來侵蝕的斑駁之美。隨時間後移銅鼓功能擴展，各族民間各層面的婚喪、祭祀、節日喜慶均涉及銅鼓，使之日漸世俗化，量的需求增多，製作者水平不一等因素，除了裝飾銅鼓的構思意識程式化以外，製作的技藝則表現出良莠不齊.
三、館藏青銅器的價值選擇我們館藏青銅器的重點和亮點，作了如上的介紹。從價值上論，這些文物是我國古代青銅文化成就的組成部分，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材料。前面已談到這些青銅器是在我省境內考古出土的，無疑是我省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地方層面上，為我們探究和認知古代貴州各個方面的成就，如文化的影響交融，科學技術的發展，藝術創作的狀態等等，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展示文物是博物館人的使命之一，也是發揮文物重要價值之舉，所以我們要在對這些文物加強保護和研究的前提下，舉辦各種專題的展覽，向大眾展示和詮釋這部分文化遺產，惠及社會，增強民眾的文化素養。
總結過去，展望未來，包括青銅器在內的各類文物，我們有許多工作還要做，首先，繼續徵集擴大館藏，是我們工作的基本方向，讓這部分文物在博物館裡得到很好的保護，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使命，對這部分文物中的各類別加強研究，更好地去認知它們的價值，是我們毋庸置疑的工作重點，我們將不懈努力。
(作者簡介：朱良津，貴州省博物館學術委員會主任，原業務副館長，研究館員。)(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