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黑夜中尋找星星》的作者何榮幸先生時，是2011年參加臺灣新聞記者協會的一次業務交流活動。活動在臺北西門捷運站附近的中山堂的堡壘咖啡。咖啡屋裡有個大露臺，露臺正對著抗戰臺灣光復紀念牆，正中間的位置上還設有講臺和話筒，那是蔣家父子發表演說的地方。
這個地方能變成咖啡屋，得益於臺灣社會能夠從威權體製成功轉型，許多人認為轉型成功不外乎有兩個原因：政治強人蔣經國的改革魄力、民進黨等反對勢力的長期耕耘。但這些觀點都忽略了臺灣轉型期其他力量的努力，包括媒體從業者的努力。媒體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些時候被過度高估，更多時候則被嚴重輕忽。解禁後的臺灣，出現許多類似的著作，比如描述獨立民營報業史的《政媒角力下的臺灣報業》（呂東熹著）等，但有關新聞從業者的個人史寫作並不多。
曾在《天下》雜誌、《中國時報》擔任採編高管的何榮幸寫於2008年的著作《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一書便頗為難得，專訪了十七個在戒嚴時期曾為不同屬性的媒體工作過的記者。正如何的序言所說的那樣，「我們不希望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之後，臺灣新聞界還是言必稱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的新聞經驗，或是永遠只能追憶《大公報》時期標榜『不黨、不私、不賣、不盲』新聞核心價值的張季鸞。」
這十七位臺灣前輩，有數位曾有幸拜訪過，因此倍感親切。二十多年之後，有人從政，有人成為商業領袖，有人功成身退，有人繼續奮戰在新聞第一線。書中的十七位臺灣新聞人分別來自三類媒體，一類以《中央日報》為代表的國民黨直接控制之下的黨報系統；第二類，雖然也在當局控制之下，但因為創始人個人影響力以及與蔣氏家族的關係，擁有相對獨立性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兩大報系；三則是不斷被查封、但頗受歡迎黨外雜誌。許多人的故事十分精彩：殷允梵當年以《紐約時報》駐臺記者的身份聲援美麗島事件，後來創辦財經雜誌《天下》，李旺臺是這群受訪者中唯一的美麗島事件的親歷者，後來出任民進黨副秘書長；《自立晚報》的掌門人吳豐山本來要從政，卻連寫了二十年個人專欄，堅信「記者永遠是社會改革的先鋒」……
頗有意思的是，三種不同媒體出身的記者對臺灣轉型的歷史、過去和未來有完全不同的認識，包括對美麗島事件、蔣經國的評價等，看起來像是來自三個世界。比如第一類媒體從業者，曾擔任《中央日報》總編輯、主筆的薛心鎔，其新聞生涯始於抗戰後期的大陸，薛年僅22歲時就已擔任青島《民言報》（國民黨地方黨報）總編，跟隨兩蔣來臺後，1950年，26歲時創辦《大華晚報》併兼任總編輯，1971年則接任《中央日報》總編輯。
薛不同意何榮幸團隊採訪提綱裡的一些用詞，認為「不應預設立場使用威權、白色恐怖、高壓等不超然的用語」。對兩蔣的評價也非常正面，他認為國民黨至少勾勒出憲政民主的遠景。美麗島事件，他的看法是：「警察面對暴動，奉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真是天下奇聞。」
而且薛是這十七位中唯一一位曾有過「牢獄之災」的記者。在一九五二年「蔡斯事件」中，因為大華晚報記者披露美軍援華顧問團物品失竊、並且表揚刑警破案迅速，薛被保安司令部問話拘留，並且一肩扛下責任，拘禁十天才因不起訴獲釋。但即便如此，薛對戒嚴的評價也比較正面。他認為戒嚴是「政府為局勢所迫，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在執行上謹慎檢點，不要小題大做、輕率從事、過於敏感、株連無辜，當可避免造成民怨。」
十七位臺灣記者中，大多數人曾在《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兩大報系工作過。在黨報《中央日報》以及部委的行業報紙幾乎只剩下象徵意義時，真正有影響的媒體是中時和聯合兩大報系，民進黨於1986年9月28日「非法」成立時，《中國時報》是唯一於頭版刊載該消息的紙媒。雖然至今，臺灣部分新聞院系學者認為中時與聯合都是「與國民黨是利益共同體，是共犯結構」，但是曾高居國民黨中常委之位的餘紀忠、王惕吾二老一直在「揣測著蔣經國的底線」，並試圖發出聲音，而這兩份報紙也聚集著一批輿論領袖，包括司馬文武（江春男）、楊照、楊渡、王健壯、南方朔等。
用受訪人俞國基（曾任中時總主筆）的話說，兩大報對臺灣社會教育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它們在啟迪思想、拓寬視野、介紹新知、推動民主法治等方面，影響既深且遠，雖然在政治上不能突破禁錮，但不時對政治做有限的針砭，或者假借其他議題而影射政治，都是積累民主、自由觀念發酵的觸媒。比如，兩大報系主辦的文學獎項，不僅是催生臺灣作家的搖籃，亦輻射到整個華人世界，王小波的成名便有賴於他所獲之「時報文學獎」。
後來這部分人中有許多人出走創立了黨外雜誌，出走的知名媒體人幾乎每個人都有在中時和聯合這兩個擁有市場化面孔的準體制內媒體裡理想受傷的故事。以王健狀為例，他的老闆餘紀忠曾因為國民黨保守派的施壓而決定拿掉《時報雜誌》一項敏感的座談會紀錄，但王健狀不依。餘中常委氣得拍桌子對王健狀說：「你的好朋友連米都沒辦法下鍋，你還在這裡講個人理想，講你的堅持、你的期待，你有沒有替這些好朋友想一想？」最終王健狀離職了。而餘紀忠的妥協也沒能保住犯下宣傳紀律（《中國時報》美洲版將大陸運動員在洛杉磯奧運會獲得首金的新聞放在頭版頭條），王健狀的好友、美洲版的負責人周天瑞也辭職了。
至今，臺灣輿論對餘紀忠讚譽有加，因為他對這些犯錯的愛將們仍然照顧有加，這些惹了麻煩的媒體高管會被他送到美國進修，所有費用由余紀忠個人承擔，還照付他薪水，甚至連編輯部的福利也照發。這是餘氏一貫的做法，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時報》某著名記者希望自己能成為民意代表獨立參選人，遭到國民黨方面的壓力，餘也曾掏錢讓這個記者出國，選題自選。這被視為保護記者兼為單位培養記者的一個非常規方法。
1979年，司馬文武因為臺美斷交報導時與黨外「異議分子」走得太近，被迫離開《中國時報》。此後，他開始擔任黨外刊物《八十年代》創刊總編輯，並曾任發行人。
司馬文武在書中提到他創辦黨外雜誌時和警總之間躲貓貓的經歷，警總查禁黨外雜誌，他們便跑給警總追。其實這個圈子不大，日子久了，大家也多少有些接觸和認識，後來甚至逐漸衍生「共生關係」，玩出了遊戲規則。依據當時政府的制度，若能成功查禁黨外雜誌，警備總部的情治人員就能領獎金；印刷廠若能主動檢舉、配合查禁，每查到一本，也可以領十塊錢獎金。於是，他們就先印兩千本，這兩千本是用來「被查禁」的，等印刷廠檢舉好、警總查禁完之後，才開始印真正要發行的分量。
司馬創辦的雜誌總是替黨重修黨史，頗受歡迎，但黨外雜誌的空間有限，他的朋友楊渡曾經是另外一本黨外雜誌《大地生活》的負責人。《大地生活》的最後一期封面故事是《三十年的政治犯》，出版當天，楊渡便意識到這將是最後的封面故事。為了預防萬一，楊渡很慷慨地將製作好的清樣送給司馬文武，若《大地生活》被封，友刊能繼續發聲。果真，《大地生活》走進了歷史，不久《八十年代》也向讀者說再見。
報禁解除後，第三類臺灣媒體人開始紛紛辦報。1989年6月，司馬文武與早期那批有理想的民進黨人之一的康寧祥創辦了《首都早報》，集合了60多個小股東。司馬認為這樣可以獨立辦報、不被財團和政客控制，後來才知道報紙出問題時沒有人願意負責。1990年8月，《首都早報》因為資金和經營問題停刊。1999年，他開始信任資本，受偏綠的《自由時報》老闆、著名地產商林榮三邀請擔任臺灣第一份英文報紙《臺北時報》創報發行人兼總編輯。
但不到一年，當年的黨外英雄、維權律師陳水扁上臺了，司馬也走入了仕途，在解嚴前被戲稱為「地下新聞局長」的他擔任遠比「新聞局局長」更重要的崗位，「國安會副秘書長」，秘書長是老搭檔康寧祥——當初，他常被自己新單位的離退休老幹部們請過去喝茶。2004年，在他的任期結束後，又回到了媒體，有人邀請他掌管臺灣《蘋果日報》。他婉拒邀請，稱只願意擔任顧問，並撰寫「司馬觀點」專欄，回到了他剛從業時的狀態，並以該專欄獲得第32屆曾虛白新聞獎。
除了司馬文武外，也有其他人曾在解禁後短暫從政過。自立晚報總編輯吳豐山自述，自己一直想從政，卻被自晚創辦人吳三連一再拉住，只好以選上較輕鬆的「國大代表」作為折衷；政黨輪替前他轉戰臺灣公共電視擔任董事長，最後終於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書中曾提及但並未成為十七人之一的還有許多臺灣新聞人，其中有不少出身頗受好評的民營報紙《自立晚報》，比如蘇正平，後來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受邀擔任「新聞局局長」，他任職中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推動黨政軍退出媒體，並力爭讓自己成為最後一任「新聞局局長」。另外一位曾擔任《自立晚報》總編輯胡元輝，報禁解除後曾任「中央社社長」，位居高位的他後來選擇在中正大學從教，但和那些獲邀出任985名校新聞學院院長，且身兼教授、博導的媒體人、官員相比，胡的職稱只是「副教授」。
出身不同，對一些歷史事件的看法不同，但這些媒體人有一些共性，哪怕不在體制內，他們的職業周期都相當長。許多時候，那些我們熟悉的、辛苦打拼贏得非凡聲望的新聞媒體，可以不超過十年就被廢掉，即使這個手術不由體制來做，它的團隊也會自己來做，熬過了吃盒飯打地鋪創業的理想時代，到了該大秤分金大塊分肉的收穫季節，一定會有人親自毀掉它。
在臺灣，這樣的例子十分少見，這十七個新聞人雖然有不少人看起來像是四處流竄的新聞民工，但大多數人都有機會選擇一個體制上可以讓你有想像空間的媒體長期熬下去。如果所謂體制上的想像空間最終是一種錯覺，好歹，還有尺度空間給他們更多想像力的機會和成就感，至少讓他們覺得自己不僅僅是一個過客。
來源：騰訊大家 作者：鄭東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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