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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小鹽
柴靜紀錄片《穹頂之下》一經播放，網民便快速分化為兩大陣營：讚揚柴靜或辱罵柴靜。我原本以為這部製作精良的紀錄片，引發的將是一場關於環保、關於霧霾、關於環境治理的專業知識的大討論，結果卻演變為一場關於柴靜的個人道德鑑定：柴靜是個好人還是壞人？柴靜有沒有向體制遞投名狀？柴靜是個五毛還是西奴？等等等等。
喧譁時代的心靈霧霾
綜觀中國網絡史，我們便會發覺，這是中國網際網路的一大頑疾。任何公共議題，到了網際網路這個喧譁的廣場之上，最後都會淪陷為一場對核心議題不屑一顧，而糾纏於議題發起人的道德評估。中國人對別人的道德狀態，有著近乎病態的關注度。這種動輒進行道德評估的心靈霧霾，其實是階級鬥爭的遺毒。它比瀰漫在我們天空之上的霧霾有著更為持久的歷史，它是毛時代饋贈給這個後集權社會的神聖禮物：毛時代的政治思想是全民挖掘人民群眾中潛伏的階段敵人，網際網路時代極左與極右們的政治手法則是教唆網民們警惕潛伏在人民群眾中道德敗壞的人。
改革開放三十年，很多中國人面對一個公共議題，尚處於居委會大媽一般的認知水平：拋開一切客觀事實，先考察議題發起人的出身、身份、職業、情感履歷，鑑定他（她）是完美的聖人還是本時代的階級敵人。如果是完美聖人，無論他做的事是好事還是壞事，就要讚美。如果他是本時代的階級敵人，無論他做的事是好事還是壞事，就要譴責。因此，對一些人而言，姜文的電影、崔健的搖滾，藝術美學的探討成了次要問題，大院子弟的出身反而成了主要問題。柴靜製作的《穹頂之下》是否擊中全民的生存之痛成了次要問題，曾經的央視主持人身份與官方話語（新環保局長上任）的高度契合成了主要問題。
這種因對體制的不信任，導致的對身份、對人性、對美好事物的不信任，癌細胞一般四處瀰漫。人們懷著警惕之心審視他人的行動，懷疑他人即若做一件於公於私皆有益處的事情，亦是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此次對柴靜的《穹頂之下》進行動機質疑的便有兩類人。一類極左，認為柴靜錄製霧霾屬於西方敵對勢力。一類極右，認為柴靜的紀錄片，在為政府變相維穩。西方敵對勢力之說，我們早已聽聞至雙耳滴油，諸如此類的弱智言談不駁也罷。極右派指斥的《穹頂之下》在變相維穩，倒是陰謀論中頗為新鮮的猜心術。眾所周知，每一個人都需要呼吸，霧霾是全民公敵。在這個全民公敵面前，不就事論事，不就紀錄片本身進行研討與批評，而是寫小說一般想像力發達的揣摩紀錄片製作者的心理動機，這種懶於行動卻四處皆敵的邏輯思維，總讓我想起塞爾維亞小說大師帕維奇《哈扎爾辭典》中所描述的「哈扎爾毒咒」。在我看來，這些人很可能是「哈扎爾毒咒」的虔誠信徒，他們以為，沒有行動，僅僅依靠話語詛咒的魔力，就可以改變霧霾以及後集權制度。
正如何清漣女士所言「民主制只保證民眾享有選舉權與人權，但人權之一的環境權在中國的生態環境下不可能自動實現。」環境問題，越早啟蒙，越早普及、越早採取行動，對我們自身以及我們的子孫，有百利而無一害。如果環境問題尚需等待後集權社會的土崩瓦解，等待遙不可及的民主體制的降臨的那一天。我想，這樣的極右派，說他們是「哈扎爾毒咒」的信徒，很可能亦高估了他們的智力。要知道，面對一個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的社會現實，環境與資源沒有時間、更沒耐心等待。這樣的極右派，最多是劣質動漫《喜洋洋和灰太狼》中的瀟灑哥，天真的以為在網上「畫個圈圈詛咒你」，集權、水汙染、霧霾等等事物就會灰飛煙滅，民主、自由、平等、藍天就會在魔咒之後仙女一般翩然降臨。
胡適說：「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都開始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人人都爭當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都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反觀我們目前所處的社會現狀，則是一個規則匱乏、潛規則肆虐、道德評估員頻頻閃現的國家。其之骯其之髒，何止胡適所言的骯髒的平方？
中國式批評的道德誤區
面對柴靜《穹頂之下》所引起的衝擊波，有媒體評論員言：柴靜已經獲得巨大的讚譽，希望批評的人繼續批評（大意如此）。我想在這裡指正一下，一個公共議題，需要評論的是公共議題本身，而非製作人的動機、道德甚至他（她）的私生活。所有的批評之中，動機批評與道德批評，不但算不上批評，還會使得公共議題懸置一旁的批評位移。按照陰謀論者的偉大邏輯，他們的論調才是變相維穩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因為不用相關部門出手，霧霾議題因為他們的猜疑，就成功的由環保問題置換為柴靜個人的道德問題。動機批評與道德批評是最為廉價的唾沫與口水，它只能製造毫無意義的話語噪音和話語垃圾。
批評何為？批評為的是道出真相或真理，而非為了反對而反對。批評家既不是御用表揚家，更不是一個畢業於藍翔技校的道德酷吏。批評家是一個擁有專業知識與理論工具、面對具體文本或社會事件、進行深入腠理的文本分析或符號分析的人。批評家之所以進行批評，不是為了搶奪話語權，刷取知識分子一覽眾山小的存在感，而是為了人之為人的存在本身。但基於目前中國批評隊伍中評論理論的匱乏，評論素質的良莠不齊，大量文革式話語進入了批評文本，導致很多媒體人以為，批評就是反對、就是否定、就是值得讚美的事物也要來一頓毫無緣由的棍棒式打擊。
2014年，在第十屆連州攝影展上，攝影藝術家戴翔的《清明上河圖》，一夜之間，關注空前。一家媒體記者採訪文化批評家朱大可，並蓄意引導朱老師得出如下結論:戴翔的《清明上河圖》是譁眾取寵的攝影作品。朱老師回了一句：「任何一個藝術家，都不可能花費兩三年時間去譁眾取寵。」而後拒絕了這位記者的採訪。真正的批評家，是火眼金睛的鑑別師，他為值得讚美的而讚美，需要貶斥的而貶斥。批評家不是為了爭奪話語高地、罔顧事實的「兩個凡是」的投機分子：凡是驀獲名聲的都需痛毆，凡是與體制有所牽連的都需痛擊。
閱讀國外的批評文本，我們便會發覺，優秀的批評範本，多是對批評對象進行大量的文本細讀，對藝術品或社會事件進行基本的美學評價或價值評估，歇斯底裡的道德指控十分罕見。即若面對希特勒的御用女導演裡芬斯塔爾這類有著嚴重道德瑕疵的藝術家，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主義》一文中，亦是進行了大量的文本細讀，肯定了裡芬斯塔爾的電影美學之後，才擺事實、講道理、列證據的對裡芬斯塔爾進行道德譴責。這才是正常的批評文本：文本細讀為主，道德評估為輔。然而，目前流行於中國媒體的大多批評文本，酷愛道德評估為主、文本細讀為輔。這種熱衷道德、喪失理性、頗具特色的中國式批評，言辭囂張、手舞足蹈的行進在批評的誤區。它不但偏離了批評的正常軌跡，還不利於在逼仄的有限意見空間（網際網路）中公民之間的理性對話，並使得這種理性對話，遭受到更多的話語誤導與話語蒙蔽。
公民匱乏的話語汙染
捷克政治家哈維爾一生致力於公民社會的創建，並於1989年，在布拉格制定公民論壇的對話守則:一、對話目的是為了尋求真理，而不是為了競爭；二、不要作人身攻擊；三、保持主題；四、辯論時要用證據；五、不要堅持錯誤不改；六、要分清對話與只許自己講話的區別；七、對話要有記錄；八、儘量理解對方。
反觀近兩日微博、微信上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發言，我們便會發覺，目前的中國，公民罕見，「屁民」扎堆。面對人人無法逃離的霧霾議題，大多「屁民」無法理性對話，卻更熱衷於人身攻擊與離題萬裡，並因擁護與反對，站在兩個隊列，互相進行話語痛毆，卻難得一見關於霧霾的專業性、建設性文本。一個事關呼吸、事關生存、事關健康的良好議題，就此陷於道德與非道德、粉絲與反粉絲、陰謀與非陰謀的泥潭之中，直至官方發布禁令，再度令議題成為煙花般燦爛的一閃而過的昨日黃花。這便是「屁民」社會的死循環。在逼仄的有限意見空間，社會裂隙不可彌合，話語泡沫如屁泛濫。任何公共議題，都無法達成至公民社會第一步：意見共識。更何談由意見共識轉化為公民意志？
以上所言，不是說柴靜聖母、是偶像，是不可批評的人物，而是說，批評有批評的尺度。眾所周知，公民社會的形成，不但需要公民間的良性對話，還需公民自身的實際行動力。所有的改變，皆來自行動，來自對既成現實的積極幹預。一個勇於行動的團體，便是一支優秀的軍隊。柴靜的《穹頂之下》當然有它的瑕疵，煽情是她一貫的風格。但這次她的團隊，已力所能及的將煽情壓至最低限度，並以數據作為主要說服力。在我看來，這部紀錄片所引起的巨大震撼力，和隱藏在柴靜身後的優秀團隊脫不了干係。四五年前，有媒體曾提出一個過度樂觀的口號：圍觀改變中國。如今回看，圍觀改變中國，改變了多少，大家有目共睹。在我看來，真正改變中國的，應該是行動，而非圍觀，更非「畫個圈圈詛咒你」式的話語魔咒。
就我個人而言，我不是百科全書，我對霧霾的理解與常人無異。有人說《穹頂之下》無有任何啟蒙意義，可當我看完《穹頂之下》，便被這個紀錄片條理清晰的信息量與大量的數字分析所折服。就目前中國的紀錄片而言，它錄製的直擊時弊、填補空缺。我期待看到比《穹頂之下》更有深度、更具創意、更有分析力的有關霧霾的紀錄片與批評文本。我希望那些秉持陰謀論，進行道德指控的人，寫出更為深刻的霧霾分析的學術論文，拍出比柴靜團隊製作更為精良的霧霾紀錄片。綜上所述，這一切的一切，無非是想看清霧霾的真相，對霧霾的形成與治理具有知情權。而非穿著批評的外衣，主動轉移話題，並自身製作輿論霧霾，形成另外一種汙染源：話語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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