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12月6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副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強曉玲
一直以來,文化和經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兩種力量,文化是經濟的基礎和先導。「文藝復興」開啟了歐洲工業革命的道路,「五四」新文化運動也為中國現代化發展掃清了障礙。12月2日,海南博鰲,在1500多位企業家與會的「2019年中國企業家博鰲論壇」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莫言在論壇中用人們熟悉的小故事,從哲學的角度論述了「守舊與創新」「差異的美」,與眾多企業家探尋中國企業文化如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
守舊與創新
「我不懂科技也不懂企業,但是作為一個小作家我有很多的夢想。我在北京坐車遇到堵車的時候經常夢想,如果有一款汽車,堵車的時候能夠飛起來,不堵車的時候在路上跑,該是多麼幸福事情啊。」
一開場,莫言就為企業家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
莫言說,創新並非改革開放之後才喊出來的「響亮口號」,從特定意義來講,從先秦甚至更早就已經出現,「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守舊與創新的鬥爭史」。
「假如當年不燒這些東西現在還要種地嗎,不要種地了。」莫言說,哥哥每次在提自己放火點燃的舊字畫時,總是後悔不已,那是爺爺替村裡一個開燒酒作坊的大地主保存的舊物。
即便這樣,莫言仍相信當年依然有很多人冒著巨大的風險,把前人創造的「寶貝」收藏起來。他說,「人是天然的喜歡古老的,有藝術價值的東西,或者說大多數人都有戀舊的天性,這種天性就是人的保守性,當然這是我們在藝術文化範疇領域討論」。
「上世紀80年代,有一句話,說有一條瘋狗名字叫創新,跟著我們屁股後面咬。」莫言說,那時的文學領域裡,大家都有強烈的創新欲望,「這種強烈的創新欲望,是因為對當時現實的創作成果、創作理論的不滿,也是在我們與國外同行作品進行比較之後產生巨大的壓力與刺激」。
回望那個階段,湧現出一批富有新意的作品,「但更多所謂的創新實際上變成了對外國作品的模仿。」莫言說,那時湖南作家韓少功在海南擔任文學主席,引發了「尋根運動」,就是防止盲目崇拜西方,簡單地模仿西方,倡導在民間文化裡,在浩瀚的古典裡挖掘藝術素材。「後來有人把我列入到尋根作家行列,對此我表示非常榮幸跟慚愧,我覺得對尋根文學沒有做出什麼貢獻。」
莫言從三個方面談了對創新與守舊的看法。
首先,文學創作領域的創新一般都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創新。當一種藝術形式發展到高峰階段,讓後來者感到無法超越時,創新的欲望就會產生。這種創新表現在新的藝術形式的誕生,或者一個新的文學流派的誕生。他說:「新的文學形式產生了,並不是舊的文學形式就要消亡。」
唐代「格律詩」達到了高峰,宋詞產生後,成了宋代主要的文學表現形式,但格律詩還是有人在寫,「文藝形式古老與現代其實可以同時存在一個時空裡,並且同樣具有很蓬勃的生命力。」
同理,高鐵動車組如果沒有之前的內燃機車、蒸汽機車的鋪墊,也不會有當今的創新成果。
「新與舊不是絕對的,有一些新的東西剛出現的時候大受歡迎,但過上一段時間就會被人拋棄,而舊的東西又會出來引領風尚。」莫言拋出自己第二個觀點。
他回憶,上世紀70年代初,中日恢復邦交,中國從日本進口了大量的尿素化肥。「日本的尿素化肥比國產好,包裝更精緻,紙質包裝的裡面是尼龍布內包,封口用尼龍線封住。國內的包裝需要剪刀打開,而日本的封口是兩根尼龍線,一拽就開了。尼龍線很完整,我們用作釣魚線,非常結實。」
他說,日本尿素的尼龍包裝袋質量非常好,當時村幹部們用尿素化肥袋子染成藍色、黃色,做成褲子穿在身上飄飄欲仙,非常令人羨慕,但由於印染技術差,遮蓋不住袋子上原來的字,做不好,清晰可見「尿素」兩個大字,「這樣穿著日本尿素化肥袋子的幹部,我們稱之為『尿素幹部』」。
後來做衣服流行一種叫「凡立丁」的新面料,擁有這個面料做成的褲子成了當時農村青年最高的夢想。「凡立丁」之後流行「的確良」,如果一個農村青年能夠穿上這樣一件衣服會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而現在流行的是純棉製品,「幾百年前我們就開始穿了,當年穿『的確良』『凡立丁』的時候,我們知道純棉的衣服最土氣,而今天『的確良』『凡立丁』找不到了,純棉已經變成了時尚,所以說新和舊有時候是輪迴的。」
「每次來海南島,都會想起曾經發生的一件事情。」莫言回憶,當時為了提高糧食的產量,每到冬天,縣裡就會從每個村裡抽調一個壯勞力,組成隊伍到海南島配種高粱,第二年回北方再種。「在海南種出的高粱產量高、品質差,連豬、雞都不愛吃,後來這個配種高粱慢慢也不再種植了。」
說到創新動力,莫言說,糧食大幅度增產,除了大量使用肥料、農藥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良種,以及各種各樣的藥物、飼料,刺激家禽快速生長繁殖。過去養大一隻雞需要半年,現在20多天就長大了,甚至更短時間。
「創新的目標就是要生產既環保又健康的產品,比如長得又快、味道又好、對人體無害的禽、蛋、肉、魚等。比如,老祖母煮的雞蛋的味道,母親蒸的饅頭的味道,看上去是懷舊,實際上是對創新成果的不滿。」
「我們經常呼籲重讀經典,不僅自己讀經典,也呼籲孩子們讀經典,這樣一種懷古現象也是對現代作品的不滿。儘管如此,就像我們不能因為雜交稻米的味道,也許不如原來的稻米味道好,就否定雜交水稻一樣。」莫言道。
關於「舊」中尋找創新的靈感跟素材,莫言說,「屠呦呦的青蒿素就是從舊裡面找新的典型範例,我本人的小說創作更是從古老的經典和民間傳說裡面獲得了許多靈感跟素材。」
莫言說,科技上常有革命性的創新。文學領域與人的情感的關聯性決定了它創新的不徹底性,「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情況經常出現,但「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情況更會出現。在科技領域需要革命性的思維,文學藝術領域、食品生產領域等,則需要懷舊情緒,甚至復古意識。
「文學無論如何創新,如果與人的情感命運無關,也就沒有意義了。」他說,比如茅臺酒無論如何創新,如果那迷人的醬香味沒了,茅臺酒也就不是茅臺酒了。
「迷人的不僅僅醬香味,各種香氣都有入迷者,能不能釀造勾兌出一個新的香型並讓人入迷?幾百年後我們也將成為古人,我們的創造成果也將成為古蹟。能否成為典範,我們現在誰也不知道。」
差異就是美
「昨天出發時,北京雪壓樹枝,來到海南,溫暖如春。美就是在對比和差異當中產生,差異就是美。」
論壇上,莫言同時提出,無論是狹義的文化,還是廣義的,包括企業文化、影視文化的種種文化,都有一種共通性需要堅持,要保持突出差異性。保持差異是提高文化產品質量的重要標準,他說,「要牢記差異、保持差異、突出差異、發展差異,才可能使文化產品創造和保持高質量發展。」
「文化創造價值,文化能不能賺錢呢?當然文化可以賺錢。但我們的戲劇,我們的很多藝術都是依靠政府補貼才能支撐下去,我們每年排演大量的戲,演三場兩場束之高閣。花那麼多錢沒有產生什麼價值,當然也許創造了一些社會價值。」面對當前中國文化市場,莫言坦言,「差的文化不可能賺錢,好的文化肯定可以賺錢,能不能賺錢不是弘揚一個文化的唯一標準,但起碼是重要標準」。
以倫敦西區劇院為例,莫言曾在倫敦西區看過兩場歌劇——雨果的《悲慘世界》。2009年第一場,2019年第二場,時隔十年,戲依然每天上演,劇場已成《悲慘世界》專有劇場。座椅已經破爛,依然一票難求,據說演出已達9000場次,且每場座無虛席,有時候甚至一天演兩場。「這樣的演出盛況和票房自然要賺大錢,我們到倫敦西區看過很多演出,歌劇、話劇、舞劇,同樣一票難求。西方這些國家,舞臺藝術是賺錢的。」
莫言接著講起自己在日本觀看「寶冢歌劇團」演出的所見。
「寶冢歌劇團」是有著105年歷史的古老劇院,百多年來一直堅持演出,不僅僅在日本有大量粉絲,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粉絲。劇院的演出劇目內容豐富,有西方的歌劇,也有日本傳統戲劇。角色無論男女老少,均由年輕貌美的女演員扮演,形成一種非常獨特的風格。
「我們看了五場演出,每一次去舉目所見都是女性,偶爾看到有幾個老人或幾個年輕人陪同過來看戲。演出結束後,哪怕外面冰天雪地,或是風暴雷鳴,成百上千的粉絲都會圍著圍巾或戴著標識在劇院門外等待他們心目當中的偶像。」
寶冢在東京、神戶有兩個演出場地,座位均是3000多個,每一次觀眾都是座無虛席。「我們好幾次高價買退票才可以看到,這樣的演出當然是賺錢的,堅持一百多年,賠錢肯定早不幹了。」莫言說,寶冢的經驗中國「不能複製,但可以借鑑」。
莫言認為,日本傳統的歌舞伎,是與中國京劇相似的劇種。觀眾主要由老年群體構成,很多人穿著盛裝非常隆重來看演出。有時一場演出三個半小時,中間休息兩場,中午觀眾還會在劇場裡面吃飯。
「在日本,現代的寶冢,傳統的歌舞伎,不但能夠創造價值,而且能夠創造很好的文化價值。」莫言說,中國人對藝術的愛好,從來不弱於任何一個國家,「關鍵要看拿什麼樣的東西給觀眾」。
「我搞文學創作,寫小說,偶爾也寫戲劇。任何藝術當中都有一種共通性,與人的情感相關。」他說,「文學藝術能夠通過翻譯感動外國的讀者,因為這種共通性。文學作品以人作為最終描寫對象,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這樣的共通性不僅文學要保持,所有藝術品種都要保持,堅守文學藝術的共通性,然後發展、突出、保護文學藝術的差異性或者說特殊性」。
莫言強調,沒有差異就沒有比較,沒有差異就沒有藝術。「在經濟、文化領域,保護差異也是提高我們產品質量的重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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