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東北師範大學副校長韓東育教授的講座「朱舜水『拜官不就』與『明徵君』稱號」，文稿已經主講人審定。該講座系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的「史林講壇」系列第八講，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郭長剛教授主持。韓東育教授博士畢業於東京大學，現為東北師範大學副校長，東亞研究院院長，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學院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評審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為日本史、東亞思想史和東亞國際關係史。著有《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等多部專著，在國內外權威期刊上發表論文百餘篇，主持中外研究項目十餘項。
講座現場
朱舜水 (1600—1682)，名之瑜，字魯嶼，號舜水，浙江餘姚人。明亡後，他以恢復明室為職志，海外經營多年，曾多次赴日「乞師」，最終於1659年定居日本。根據史料記載，明清鼎革後，朱舜水主要以舟山為中心,出入於日本與安南之間達十五載之久。
朱舜水在流亡日本後把中國明朝滅亡的教訓和盤託給了日本。由於他去的地方是水戶藩，水戶是日本的「御三家」之一，掌控著國內的意識形態和海外情報，所以在朱舜水託出明朝滅亡教訓後，日本高度重視，並開始了改變戰略布局的過程。曾在日據臺灣地區出任總督府「民政局長」、後來到東北出任「滿鐵總裁」的後藤新平在稻葉君山所輯《朱舜水全集》序言中認為，如果沒有朱舜水，大概就不會有二百年後日本的明治維新。日本原先和中國一樣主張「朱子學」，「朱子學」雖然觸及到了「第一哲學」，但在動輒「擁抱宇宙」的理論構圖中，有時空話較多。雖然日本之前也有「務實」的傳統，但是在朱舜水「明清鼎革」的「現身說法」下，日本思想界開始朝實務主義方向展開了整體性調整。《大日本史》就是在德川光圀接納朱舜水之後系統編撰的。其中，像中國《左傳》中的「君子曰」、《史記》中的「太史公曰」、《資治通鑑》中的「臣光曰」之類的道德評價文章在《大日本史》中原來也有，被稱為「贊藪」，但最後在定稿時，這些道德評價則被全部祛除，別為另冊，只保留了「寫實」的部分。寫實主義的筆法，嚴格意義上說是朱舜水帶去的，因為明朝的滅亡就是源於知識界的「虛學」和「黨爭」，是思想理論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不務實學風所致。正因為如此，朱舜水才有過十二次之多的「拜官不就」。但是，其屢被徵辟時所獲得的「明徵君」稱號，卻有效地幫助他度過了海外轉徙流亡時的劫難。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前近代東亞各國間的禮樂關聯和地政結構。
朱舜水是「浙東學派」人士，他自稱「生于越而貫於吳」，在蘇州一帶學習過園林技術，到日本後還規劃重建了「小石川後樂園」。他是一位既有思想、又有動手能力的知識人。他的號「舜水」，指的是他出生地餘姚的一條江——姚江。朱舜水到日本後，他的「恩公」德川光圀為表尊重想為其取一號，朱氏便想到了家鄉的舜水。餘姚有嚴子陵、王陽明、朱舜水和黃梨洲「四大名賢」。為何朱舜水在國內名氣不大、到日本後卻產生了重大影響等問題，值得研究；他所提供的思想路數曾構成過日本走向維新變革的潛在動力一事，尤其值得研究。需要注意的是，朱舜水客居日本時期，中日之間的關係主調並非民族主義，而是中華主義。
韓東育教授的《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書影
然而，生當明朝末年的朱舜水，對家國的心情卻十分複雜。首先，朱舜水非常愛大明。1644年明清鼎革後，朱舜水便開始了海外漂泊的生涯。他在舟山、長崎、安南等地穿梭了近十五載，最後選擇去長崎定居。在越南時，當地人只把他用作識文斷字的寫手，甚至還把他當成了相面先生，這使他在絕望之餘，決計離開那裡。而定居日本後，他發現，「三代之道」似乎已不在中國而在日本，關鍵在於日本人如何去努力和實踐。這是對日本人的鼓勵，因為當時「中華」的價值具有國際性普遍意義，代表著領先和進化。朱舜水在海外遊走的目的之一是結交海外商人、籌集錢財以「反清復明」。在多年無果後，才決定去日本「臥薪嘗膽」，從長計議。到日本後他教書授徒，將自己的思想傳遞給《大日本史》的編撰者。朱舜水在海外「經營」的全部目的固然是躲避朝廷「徵辟」、「經營外邦而資恢復之勢」、「赴日為王翊借恢復之兵」和「遂蹈海全節之志」等，可其中，其躲避朝廷「徵辟」的「拜官不就」行為與「深愛大明」之間，卻表現出了明顯的知行悖論。
在水戶的德川博物館裡，有沉睡了三百年之久的大量珍貴資料。韓東育教授在調研中，發現了一份「監國魯王」朱以海寫給朱舜水、要求他回到自己身邊幫助恢復明朝的敕書。嚴格意義上說，這屬於「再發現」，因為該敕書曾於1912年在東京被展出過，但之後卻不知去向。「發現」此物後，學者們一邊撰寫「祭文」去朱舜水墓前祭奠，一邊在湯島聖堂舉行發布會，紀念重要「文化財」的重現。正是這件能充分證明朱舜水「明徵君」身份的敕書，才在他差點被越南人殺頭之際，僥倖躲過了一劫，所以朱舜水生前一直把它帶在身邊，平素秘不示人，直到去世後才被學生發現。第一次被展出時，亡命日本的康有為曾寫過一封賀信。而1913年李大釗在看到「魯王」敕書後，還寫了《朱舜水之海天鴻爪》一文。
《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書影
朱舜水在明朝期間甚至在流亡過程中曾數次被明廷「拜官」。他是因深愛大明才亡命海外的，但為何又不肯在明任官？在收到「魯王」敕書後，他又為什麼明知「敕書降自舟山」而不去舟山，卻繞道去了日本？對於這些現象，韓東育教授做出了以下解釋：一、朱舜水出於自保的需要和無力回天的現實；二、朱舜水對晚明政治沒有認同；三、朱舜水對明朝的「官學」已經失去信心。在《中原陽九述略》的第一段《致虜之由》中，他認為明朝將滿洲貴族招致中原是因為國家內部的意識形態之爭，即「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他在文中發出「時日曷喪，及汝偕亡」的感慨，這是商周鼎革時商人倒戈的情形。最後朱舜水寫道：「……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將責任歸咎於掌握意識形態者的「空談誤國」。這是朱舜水在日本寫的，所以日本人也就最先知道明朝滅亡的原因。這比計六奇的《明季北略》和林上珍的《滿清有國論》，要早14年。
當時由於「鎖國」，長崎並不允許外國人定居，經人介紹，德川光圀派小宅生順對朱舜水進行了為時不短的觀察。小宅生順認為朱舜水很有學識，並且手持明朝滅亡的「密鑰」，就將其引至江戶和水戶居住。朱舜水在日本寫下過「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私計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為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等話。這當是浙東學派「實學」精神的體現。此事對德川光圀鼓舞很大。當時日本有一本書叫《華夷變態》，記錄了明清鼎革事件的許多細節。朱舜水自是有著濃厚華夷情結的人物，正因為如此，他才在對比之後認為，日本能成為「中華」，而當時的越南則仍是「蠻夷之地」。
朱舜水「拜官不就」的原因是他認為明朝政治腐敗、學術尚虛，一切都已無可救藥。朱舜水雖然對明朝感情深切，但已無力救助，只能寄希望於在海外發現「中華」，並將所有經營之功都用在了日本。韓東育教授認為這一過程對「中華」本家沒有什麼好處，但對日本有用。日本認真進行了包括政治、意識形態在內的全方位改革，當然也在自身強大之後回過頭來挑戰了中國。後來有人戲稱中國有「二子」，朝鮮乃「孝子」，而日本乃「賊子」。朱舜水希望找到「真中華」，並用以挽救明朝。後來在甲午戰爭時，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曾在檄文中鼓吹中國與日本乃「同文、同種、同教、同俗」，日本是作為「中華」來「解放」大明的而不是侵略，呼籲中國人要放棄抵抗，以免「為明先君所笑」。最初朱舜水將自己對明朝的失望轉化為對日本的希望，後來經過代代學生的轉化，發展出了各種觀念。從後藤新平的話語看，明治維新的很多種子也應該是由朱舜水埋下的。
韓東育教授認為，不宜將朱舜水視作「賣國者」，因為當時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觀念。面對所謂「華夷變態」，朱舜水不過是試圖通過文化上的分類在找尋「真中華」。日本歷史上有這樣的傳統，在宋元鼎革之際，日本人「舉國茹素」即不吃肉，以示對宋朝的哀悼。就是說，日本有「親南疏北」的習慣，對「夷狄」等「騎馬民族」保有警惕，而對南中國則相對友好。因為對朱舜水有這樣的歷史定位，所以，其在德川家的墓在今天也才能成為中日文化因緣的紐帶和象徵。
「明徵君」中的「徵」指「徵辟」和「擢官」。朱舜水常用這個詞表示自己是被明廷徵召做官之人。「徵君」的名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保障其超越國界的尊嚴。「明徵君」的身份使得朱舜水在日本和越南都備受敬重。前面講過，當朱舜水在越南被押解刑場時，他稱自己是「明徵君」，並將文書交予當地官員，於是才保住了性命。此外，「徵君」的權威價值一旦為列國所知，還能給稱號所有者帶來不小的便利。第三，「徵君」稱號有隱蔽價值，有利於朱舜水流亡國用來做地緣政治考量。這個價值體現在，朱舜水雖然表面上是「亡國之臣」，一無所有，但是人們通過他在日本所受到的優遇，可以反知明朝的餘威，因為明朝曾是冊封過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的「上國」。朱舜水雖然不想出任明朝官員，但是出國後卻發現了「明徵君」身份的重要性。這是他矛盾心態的體現。
明朝滅亡後，很多中國人赴日「乞師」，日本人也曾有過動搖，但是認為清朝「其鋒不可犯」，遂作罷，改為財物上的支持。當時明朝貨幣在日本是「硬通貨」，來「乞師」者於是收到了大量「洪武錢」。當然也有「求援者」去日本幹過許多不光彩的事，有的還被黃宗羲寫進了《日本乞師記》與《海外慟哭記》中。日本人起初還有更多幫助明人的想法，可當看到某些乞師者的種種劣跡後，乃因失望而作罷。當時的情景，也驗證了朱舜水在《中原陽九述略》中的某些深刻自省。
在水戶還發現了《鄭成功贈歸化舜水書》。鄭成功本名鄭森，字大木。他也知道朱舜水遠赴長崎，「一別萬裡」，希望能與之攜手為恢復明朝做貢獻。但朱舜水並未回信。當時流亡海外者也試圖互相聯絡。梁啓超曾專門研究了朱舜水，編寫過《朱舜水先生年譜》，並說：「他反抗滿洲的精神，至老不衰。他著有《陽九述略》一篇，內分『致虜之由』、『虜禍』、『滅虜之策』等條。末題『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謹述』。此外，《文集》中關於這類話很多。這類話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觸著電氣一般，震得直跳，對於近二十年的政治變動，影響實在不小。」清末再次出現反清運動時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這曾是朱元璋使用過的口號，孫中山後來在內田良平家中開會時所拈出的十六字口號中這頭兩句，據說還受到了日本人的有意影響。
總之，朱舜水不願做官又不舍徵君身份，志在恢復中華卻把希望寄託給日本，凡此種種，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複雜性和舜水本人的內在糾葛。朱舜水是中華價值的崇奉者，但明朝當時已無藥可救。這恐怕才是他屢次辭官併到日本去找尋中華「真精神」和「真靈魂」的真實原因。然而，朱舜水務實的浙東學術精神，畢竟在異域結出了果實，梁啓超甚至認為，「舜水之學不行於中國，是中國的不幸，然而行於日本，也算人類之幸了」。如果就民族國家的語境來觀察朱舜水，那麼他應該是一個「灰色人物」。但是若返回到前近代，則朱舜水只是一介希望尋回「中華」價值的文化人士。關於朱舜水的研究，韓東育教授已經撰寫了《朱舜水在日活動新考》、《朱舜水在日活動再考》和《朱舜水「拜官不就」與「明徵君」稱號》等文，將來可能會編為一冊。
朱舜水在日本的紀念碑
朱舜水作為一個幾乎身無分文之人，在日本贏得很大尊重。現今在日本還有朱舜水帶去拉麵、菜餚等說法，可見他影響極大，值得從他身上研究「中國人與日本人相處之道」。並非「低三下四」就會被日本人尊重，朱舜水就並未如此。他經常指責日本人的不足之處，但又肯定其繼續發展有機會成為「中華」的可能。為了鼓勵日本人，他也自稱「夷狄」，並引用孟子「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國……」的說法，指出只要有「德」，便不必計較出身與血統。所以後來元朝、清朝也通過這種說法解釋。從這個意義上說，朱舜水幫助日本人摘掉了「夷狄」的帽子，並告訴他們明朝滅亡的教訓。於是日本人「輕裝上陣」，開始整體改造，最後形成了一股特別的力量。西方來了，他們才知道「道出於二」。中國有「道」，而西方又有「道」，（當時的）中國之「道」在文武方面皆不如西方之「道」，所以需要學習。所以朱舜水對日本真正的意義大概是在明治維新以後。而在此之前「實學」的奠基是一個長期的思想解放過程，這大概就是朱舜水帶去日本的。當時日本有荻生徂徠，他比朱舜水年輕，但是常與後者的學生們文通，受到了很多其思想影響。而伊藤仁齋想見朱舜水而未遂，但他們互相讀過彼此的文章。還有同為「古學派」的山鹿素行，也與朱舜水之間有過詩文往來。日本的「古學派」就被稱為「實學」，而朱舜水帶去了「浙東學派」的務實思想，朱舜水和荻生徂徠為自己學生推薦的書目幾乎如出一轍。
韓東育教授認為，如果考慮到這些因素，之前「日本的明治維新源於西方人到來後的突然爆發」是一個誤讀。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有一百五十餘年的自我調整，而這有相當明顯的朱舜水的痕跡。由於對明治維新的誤讀，中國人可能認為日本是「暴發戶」。但如果將這段思想解放運動結合考慮，其實日本發生明治維新並不突然。在西方人的遊記中提及他們與日本人的想法一致，而這種情況在中國幾乎不可能。所以日本當時尚不發達，但價值觀與西方趨同，這很重要。所以不能認為日本近代化的「絕對時間」始於1868年。
朱舜水帶來了啟示。有些人帶著恢復家國的情懷，遠赴異鄉，並激活了當地，使日本成了中國的「天敵」。日本也經常「搖擺」：在一萬日元上印著福澤諭吉，此人提出了「脫亞論」；但日本宣布2024年開始流通的新版日元要將這個頭像改為澀澤榮一，此人提出「《論語》」加「算盤」的結合，前者代表中國，後者代表西方，這可能是向中國靠近的信號。如今中國各民族共同繁榮，應當從「民族之爭」回歸「文化之爭」。中國最初提出「華夷秩序」，建立「封貢體系」，是因為當時提供了外人不具備的公共資源，而現在拿什麼去做貢獻值得重新思考。朱舜水之所以在日本等地憑藉「明徵君」的稱號能夠平安無事，是因為當地已經高度認可「中華」價值。朱舜水之學行於日本，算是人類之幸。現在學界已經開始整理他的材料，這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益，也是中日之間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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