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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9日——是20世紀最偉大的導演之一安德烈•塔可夫斯基33周年祭。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年出生於俄羅斯伊萬諾沃州札弗洛塞鎮，電影導演、編劇、演員，畢業於莫斯科國立電影學院。
他一生只拍了七部電影，但每一部都讓他名留影史。第一部作品《伊萬的童年》於1962年獲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1983年，執導劇情片《鄉愁》獲坎城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最後一部作品《犧牲》榮獲1986年夏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同年12月，塔可夫斯基因肺癌病逝於巴黎，享年54歲。
著有《雕刻時光》《時光中的時光》《我的不朽已然足夠》等多部圖書。20世紀電影史上最偉大的導演之一，他的作品被英格瑪·伯格曼盛讚為「奇蹟」。他一生只拍了七部電影，但每一部都讓他名留影史。
他以詩意的思考和充滿聖經末世般的想像，創造了令人震驚的電影形象，影響了一大批捕捉靈魂的導演，如維姆·文德斯、西奧·安哲羅普洛斯、溝口健二、努裡·比格·錫蘭等。
故鄉和他鄉：1983年5月25日，羅馬。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日記中寫道：「糟糕的一天。我感到很迷茫，心中充滿沮喪……和恐懼……我不能生活在俄羅斯，也不能真正生活在這裡。」
和其他蘇聯流亡藝術家一樣，塔可夫斯基註定要經受「鄉愁」的折磨——那種夾在兩個世界之間無家可歸的感覺，正如他在國外拍攝的第一部電影的主題。塔可夫斯基是被迫離開蘇聯的。
在那之前，蘇聯國家電影委員會主席菲利普·葉爾馬什對他的電影展開了毫無根據的審查。葉爾馬什對塔可夫斯基的作品懷有深深的敵意。他不欣賞塔可夫斯基獨立的個性，無論是藝術創作，還是個人性格。葉爾馬什的理想是打造一個「蘇維埃好萊塢」。
因此，他更傾向於支持那些擅長好萊塢大片風格的導演，比如奧斯卡金像獎得主謝爾蓋·邦達爾丘克。葉爾馬什還任命邦達爾丘克擔任坎城電影節的評委，以確保塔可夫斯基的《鄉愁》同金棕櫚獎無緣。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鄉愁》(1983)對於塔可夫斯基來說，就像他在1983年9月16日給父親的信中寫的那樣，這無疑是他「最不能接受的」。於是，他不得不開始了在巴黎的流亡生涯。1986年12月29日，塔可夫斯基因癌症在巴黎去世。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因為國家改革，葉爾馬什被降職並被迫提前退休。
遺憾的是，塔可夫斯基未能在生前得知蘇聯觀眾終於可以在電影院欣賞他的作品的消息。但其實，即便是風向變換，塔可夫斯基對這種改變也始終持質疑態度。他並不喜歡自己和他的作品被捧上神壇，但他也很清楚，這些都不是自己能夠改變的。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犧牲》 Offret (1986)片場塔可夫斯基去世之後，蘇聯政府授予了他列寧勳章，甚至恢復了他的半官方職務，而蘇聯電影界對他的評價，也由原先的羞辱和排斥，瞬間轉為浮誇的奉承。偶像式的崇拜和對蘇聯流亡藝術家身份的好奇，分散了人們對作品本身的關注。其他國家也有同樣的趨勢。人們開始將塔可夫斯基奉為神一般的存在，對其電影中朦朧的詩意、宛如夢境的霧景和雨景以及史詩般的配樂如痴如醉。
之後的25年，人們對塔可夫斯基的興趣有增無減。影迷們不斷從他的作品中解讀出新的元素。無論是電影學者、神學家、哲學家還是心理學家，他們都能將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同自己的專業領域相結合，並為此展開熱烈的討論。
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鼓勵了來自不同國家，擁有著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電影人。在英格瑪·伯格曼看來，塔可夫斯基在電影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因為他「把生命像倒影、像夢境一般捕捉下來」。
伯格曼是塔可夫斯基在電影學院讀書時的偶像。此外，羅伯特·布列松、路易斯·布努埃爾、黑澤明和亞歷山大·杜甫仁科的作品也都讓塔可夫斯基迷醉。
塔可夫斯基的藝術風格也影響了一大批導演，比如西奧·安哲羅普洛斯、溝口健二、侯孝賢、蔡明亮、福瑞德·科勒曼和來自伊朗的帕納巴克霍達·禮薩伊。除了這些捕捉靈魂的導演以外，匈牙利不可知論者貝拉·塔爾也是塔可夫斯基的追隨者。他的兩部代表作，《詛咒》（1988）和《撒旦探戈》（1994），通過冷雨和濃霧的畫面，凝視那些生活在無邊無際孤獨中的絕望人群——人類裸露的靈魂之下，擁有的只是存在主義的虛無，而非希望。
貝拉·塔爾《撒旦探戈》 (1994)俄羅斯當代著名導演亞歷山大·索科洛夫一度否認師從塔可夫斯基，雖然在流亡期間，塔可夫斯基曾幫助索科洛夫拿到助學金。但不可否認，在索科洛夫早期的作品——比如處女作《孤獨人類之聲》（1987）中，塔可夫斯基的影響顯而易見。
亞歷山大·索科洛夫《孤獨人類之聲》 (1987)塔可夫斯基對這部作品評價極高，雖然認為其剪輯手法還有待改進。除此以外，還有很多作品都能看到塔可夫斯基的影子，比如以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的思考為主題的作品《沉寂的往事》（1994），以及那些類似《東方輓歌》（1996）一樣的深度紀錄片。這些作品都以電影為媒介，生動地表現了對現實的超越、不同世界的交織轉化以及對家園和異鄉的反思。
亞歷山大·索科洛夫《沉寂的往事》 (1994)塔可夫斯基希望自己的電影可以有多重寓意。在最後一次採訪中，他曾明確說過，非常歡迎觀眾對《犧牲》的爭議。他對符合大眾標準、主旨明確的電影毫無興趣。相反，他更願意看到觀眾將電影中模糊、夢境般的影像同他們自身的夢想和創傷關聯起來。他希望自己的電影能說出人們潛意識中的秘密——那裡有太多的矛盾，因此解讀也必須是開放性的。這種特徵吸引了眾多有著其他文化、宗教和哲學背景的導演。他們為此而著迷。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犧牲》 Offret (1986)從索科洛夫發表的有關塔可夫斯基的文字以及所拍攝的電影中，人們可以看到他對於塔可夫斯基理性的欣賞。在索科洛夫看來，塔可夫斯基既不是萬眾敬仰的神，也不是天才革命者。他只是一個被賦予了悲劇命運的俄羅斯人，偶爾還有點浮誇和自戀。
在21歲的時候，塔可夫斯基就已經因為古怪的穿著和張揚的嬉皮士風格同主流格格不入。他喜歡爵士樂，對當時莫斯科的亞文化著迷。1953年，也就是史達林去世的那一年，塔可夫斯基放棄了阿拉伯語的學習，加入了地質探險隊，沿著圖魯漢斯克東部（當年史達林的流放地）的庫列伊卡河尋找黃金和鑽石。考察結束後，塔可夫斯基不僅帶回了石頭樣本，還帶回了自己對西伯利亞風景的素描。直到現在，這些成果都還保留在莫斯科一家研究所的檔案室中。他在電影學校的作品之一《專注》，就是對這次探險活動的生動記錄。
原標題：《一生只拍7部電影，然後成為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