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張可駒
本篇是2016年，三聯《愛樂》約我編譯的九位指揮家談貝多芬全部交響曲的一部分。其中，揚頌斯談「貝三」，加德納談「貝五」，MTT談「貝七」，夏依談「貝九」。昨日驚聞揚頌斯做了古人，享年76歲，如今這實在算不得長壽。然而近十年來，我始終感到這位大師真的太累、太累了，因此驚愕過後，也唯有惋惜。翻出幾年前的譯文，寄託哀思，也作為致敬。
揚頌斯（Mariss Jansons）的職業生涯，從早年在列寧格勒做穆沙皇的助理，到奧斯陸時代的踏實苦幹，再到競逐柏林愛樂的「王位」而中途離場，最終執掌歐洲兩大最頂尖的名團，在當代的指揮臺上，實可謂英雄般的一生。如今人們的哀悼洶湧澎湃，但細思之下，對於揚頌斯的指揮藝術，國內樂迷長久以來的質疑何其之多。有人質疑其風格平庸，有人總是指責他無乃父之風（揚頌斯之父Arvid Jansons是蘇聯時代的指揮大家），凡此種種。
並且，揚頌斯當年與拉特競逐柏林愛樂的「王位」時，自己選擇離場，而後數年，拉特風頭之勁，當真一時無二。可隨著時間的發展，拉特的重心完全移至BPO，揚頌斯則同時職掌音樂廳管弦樂團與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不說，還將其作為客席指揮的脈絡延伸至無窮之廣，BPO也在此範圍之中。漸漸地，揚頌斯的音樂版圖使他成為當代真正的「英雄人物」，其所受之尊崇，唯有年高德勳的哈農庫特、海廷克等人可能超越。可惜，這樣的英雄事業也帶來沉重的負擔，最終將指揮家壓倒，使他無法作為這一代的楷模而繼續走下去了。
然而，揚頌斯成就的事業終歸不會被遺忘，在一個「後巨匠時代」，他締造的音樂版圖更顯得熠熠生輝，無懼任何懷疑指摘。以下是揚頌斯談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正文：
當然很難說哪一部貝多芬交響曲是我的最愛，它們都是奇妙的作品。可倘若你一定要我選出一部，《第三交響曲》最得我心。對我四十餘年的指揮生涯來說，該作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當我於2012年，在東京灌錄這首交響曲時，並不想刻意在自己的演繹中留下特別的，或是歷史性的痕跡；但與此同時，那也是我與貝多芬聯繫特別緊密的一刻。
我相信《第三交響曲》代表了古典傑作所跨出的一大步，在第一和第二交響曲中，的確，你會感受到這是貝多芬的作品，但音樂同莫扎特、海頓的作品有很深的聯繫。儘管你在《第二交響曲》中已經能聽到我願稱之為貝多芬之魂的東西，真正帶來革命性轉變的卻是《第三交響曲》。該作使交響樂創作的方向完全改變。我觀察作品的和聲結構及全曲的構思，發現在你能想到的每一方面都有革命性的手筆。或許你會指出，貝多芬在《第二交響曲》中已經寫過類似的諧謔曲了，但卻是在《英雄交響曲》中，他寫出了十足紀念碑式的理念。
第二樂章包含著難以置信的深度，採用變奏曲形式寫成的末樂章則顯示出一次大踏步的前進（譯註：應指特別相對於古典時期的變奏曲傳統）。第二樂章是一首葬禮進行曲，但首先，它是一首進行曲。在這首進行曲中，首先需要確認音樂是以四分音符為一拍，而非以八分音符為一拍。因為當你以八分音符踏出行進的每一步（每一拍），就會使音樂變得難以置信的緩慢。同樣，你需要注意避免使音樂聽上去激動不安。
或許，該作有些「浪漫主義」的氣息，譬如在第三樂章，圓號表現出自然的意象（譯註：以圓號象徵自然是浪漫派交響樂的特點），但我不會因此稱它為第一部浪漫主義交響曲。對我而言它是古典的，僅是在其內心世界及暴烈的音樂語言中，有著無比磅礴的思想。例如在末樂章，貝多芬表現第二主題所構成的宏偉高潮時僅用了三支圓號，雙倍的木管樂器以及弦樂，聽起來卻仿佛包含了整個世界，這是馬勒的風格。難以置信，這個人是怎樣做到的？通過如此有限的手段，到達這樣的精神世界。這是他曾經用過的樂隊（編制），僅僅多了一支圓號。究竟是怎樣的天才使他在「資源」如此有限的情況下，能夠引入，並最終實踐如此磅礴、深邃，宇宙般宏闊的理念呢。有些作曲家採用了成群的木管與打擊樂器，音樂的內容與氣概中的力量卻無法與之相匹配。
臨時記號（accidental）及半音散布於該作之中，可第一樂章清楚地以降E大調寫成，第二樂章是關係緊密的c小調。第三樂章又是降E大調，所以在調性方面沒有非常戲劇化的轉折。在這方面，它是相當、相當古典的。在第一、第二交響曲之間，出現了如此巨大的不同，而在該作之後的「第四」，可能不是那麼戲劇性的交響曲，貝多芬還是在每部交響曲的音樂語言中表達了一些新東西。
甚至在創作《第二交響曲》的時候，貝多芬已經寫了海利根施塔特遺囑，他在其中表示自己已不想再活下去。這份遺囑我讀了很多次，它總是讓我熱淚盈眶，然而在同一時期，他寫出了如此難以置信的音樂，充滿了光明與樂觀的情緒，有時甚至是幽默的。他擁有極為成熟、強健的心智，超越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之上，伴隨著巨大的精神力量。當然，他曾希望將侅作獻給一位偉人，所以這裡出現的、音樂語言中的感受與理想之偉大，或許是因為他想要表達偉大的、革命的理想。
儘管這是純粹的音樂（譯註：相對於標題音樂而言），作品卻超越了貝多芬的時代所常見的傳統風格的界限。它進入到更寬廣的境界，是一部宏大的作品，是人類創作的最偉大的交響曲之一。音樂本身表達了如此之多，以至沒有什麼詞彙可以表達我指揮這部交響曲時的感受。它是如此偉大和深邃。
我們可以假設和猜想，卻永遠無法確實的知道，該作在作曲家本人的時代是如何演奏的，因為同時代的註解，以及貝多芬身邊的人所留下的標記非常難於判斷。直到節拍器的標記受到關注，有人堅持它們是正確的，有人則認為並非如此。我們從貝多芬寫給車爾尼的信中得知，當作曲家自己擔任指揮的時候，整體上很難按照節拍器的標記來演，因為他運用自由速度非常頻繁。有太多彼此衝突的指示，及其它許多證據證明，對於該作的演奏很難找到某種「決定性的」指導。我只能說，我們努力跟隨樂譜的內容，但我反感那種單憑對於過去的假設而作出的教條性的決斷。在演奏中，哪怕是演奏這部深入我心的作品，關鍵也並非是我想要什麼。大家同心協力，僅是想闡明作曲家的願望和他心中的音樂。真相究竟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