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修身思想

2022-01-09 學術界雜誌社

人在感性的層面上所具有的本然之性,屬自然之維。求樂避苦,即是自然的本性。在後天發展過程中,人究竟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則並不僅僅取決於人一開始具有的自然本性,而是和人的外部條件及自身習行過程聯繫在一起,後者也就是荀子所說的注錯和習俗,「注錯」就是人的舉止行為,習俗則是外在的環境。人到底能成為什麼樣形態?在荀子看來,外部的環境和人自身的所作所為在這裡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人可以成為像堯或禹這樣的聖人,也可以成為像桀這樣的暴君。從社會分工角度來說,人則可以成為工匠,或成為商人,如此等等,這些都是與人在後天的所作所為以及環境的影響分不開的。前面提到的注錯習行,主要與個體自身努力過程相關,這樣的「起偽」過程,又與更廣義意義上的「學」聯繫在一起,「學」即廣義上的習行過程。與之相對的所謂習俗,則側重於外部的環境。個體成為什麼樣的人,一方面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和他自身的所作所為無法相分。外部的習俗和個體的習行相互作用,可以規定人的發展方向,使之走向理想形態。外部環境和個人努力之間的如上互動,具有過程的意義。前面提到的「學不可以已」,已突出了這種過程性。正是在外部環境和人自身努力的不斷互動過程中,人逐漸既形成了聖人和暴君等政治人格的區分,也引向了社會分工系統中工匠、商人等的分野。

環境的作用同時也與「化性起偽」的過程相聯繫:「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荀子·儒效》), 「化性起偽」主要是通過對人先天的自然情感或自然發展趨向的改變,使人獲得禮義的引導,成為文明化的人,「注錯習俗」則與人自身的行為過程與外部環境相關。在荀子看來,化性起偽的過程,既有賴於人自身的努力,也離不開外部環境的作用,後者包括禮義教化的約束,等等,人的存在形態則由此而得到改變。引申而言,環境的這種作用不僅僅在於從正面給人引導,而且也表現為從消極的方面給人帶來各種負面的影響。現實的環境永遠不可能是完美的,它總是會包含不同性質的現象,有積極的因素,也有不利於人成長的方面。在個體的存在過程中,對這些不同的方面都要給予關注。從早期開始,儒家就非常關注環境對人的這種影響。《論語》中的《裡仁》篇提出「裡仁為美」,肯定了環境對人的意義。如果不懂得去選擇良好的生活環境,便是不明智的。荀子也提到「君子居必擇鄉」,即一定要選擇合適的環境,其中也肯定了環境可以影響人。

廣義的環境還會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按荀子的理解,一方面,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圍對人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也會對人產生多方面制約。他特別提到了在交往過程中,選擇交往對象的重要性。寬泛而言,選擇環境也包括選擇什麼樣的交往對象。荀子在肯定「居必擇鄉」的同時,又特別提出了「遊必就士」:「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荀子·勸學》),即交遊的時候一定要選擇士。傳統社會有士農工商的區分,這裡的「士」主要指有一定的文化修養、知書達禮的社會成員。所謂「遊必就士」,便意味著交往對象應當是知書達禮,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人。唯有與這些人交友,才會受到正面的引導和影響。

不同的人格形態在社會中會得到不同的評價。一般來說,德性完美者往往為社會所正面的讚賞,而品性不佳者則常常面臨否定性的貶斥。既然如此,為什麼日常生活中,一些人不能致力於做一個好人,而偏偏向壞的方面發展?荀子對此作了具體分析。按荀子的理解,從個人自身的主觀方面來說,之所以導致以上現象,重要原因在於「陋」。什麼是「陋」?在《修身》篇中,荀子對「陋」作了簡要的解釋:「少見曰陋」,「少見」即孤陋寡聞,它構成了「陋」的內在特點。孤陋寡聞意味著視野的限定,處於陋的狀態,人的視野往往比較狹隘。從認識論的角度看,這意味著在把握對象、認識自己這兩個方面都缺乏應有的廣度和深度。正是這樣的孤陋寡聞,導致了人在具體的生活環境中無法作出適當的選擇。這樣,人之向惡,不是他本性不好,而是因為其所知有限,對世界和人自身缺乏充分的認識,從而,無法作出更合理的選擇。簡而言之,社會上之所以出現各種似乎很不合理的人生取向,其根源就在於「陋」。由此,荀子得出了如下結論:「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荀子·榮辱》)

從「陋」的角度來考察現實取捨上的偏頗,主要側重於認識論角度。事實上,從認識論上去追溯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出不合理選擇的根源,構成了荀子一以貫之的觀點。在《解蔽》篇中,荀子將解蔽提到重要地位。「蔽」即片面性,解蔽也主要從認識論角度分析各種片面性產生的根源。「陋」與「蔽」是有相通之處的,都意味著缺乏對世界和人自身全面正確的理解,在荀子看來,由此將在認識過程中形成各自的限制。

與「陋」相對的是個體自身的努力,後者意味著通過「學」來擴展自己視野,改變孤陋寡聞的狀況,這也體現了學的重要作用。所謂「成乎修為」,也是就此而言:廣義上的「修為」所指向的,便是通過「學」的過程以改變「陋」的狀況,使人在精神境界和視野上得到開拓,如此,便可在日常生活中逐漸達到比較合理的狀態。前面提到的前思後量、從長計議等都具體表現為通過學以提升人的視野的具體過程。人的存在固然有品格上的高下之別,但這種差別並不是先天決定的。荀子特別強調這一點,他說:「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堯禹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但這些理想人格並不是生來如此,所謂「非生而具者」,便強調了這一點。人的存在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異的維度。從君子和小人的區分來看,兩者無疑表現為不同的人格形態。君子比較高尚,小人則相對低下。但是在最初的出發點上,君子和小人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們差別主要是由後天的習行過程所導致的,「好榮惡辱」是君子小人之所同,「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荀子·榮辱》),也就是說,兩者在理想目標上具有相通性,但在如何達到自身理想目標的方式上,卻彼此相異。小人完全不理解後天習行是導致人格差異的根本原因,以為這一切都是先天決定的,君子則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成為什麼樣的人,完全取決於自己的修為。具體來說,君子的後天習行都合乎禮義規範,而小人則背離了這種規範;君子作為君子,小人作為小人,乃是基於這種不同性質的習行。

如所周知,從孔子開始,儒家就對習和性之間的關係作了考察。孔子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即 「性相近,習相遠」(《論語·陽貨》)。從本然之性上說,人與人之間最初沒有多少差別,但後天的習行則使人相去甚遠,正是基於後天的不同習行,君子和小人以及更廣意義上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開始出現。前面所說的性相近,是指本來具有的普遍趨向,習相遠的習則主要指後天的不同習行。個人不同的習行過程,與自身選擇相關。按荀子的理解,人的本來之性並無不同,差別是後天習行所造成的,這一看法與孔子思想前後相承。當然,從總的方面來說,荀子更多地發揮了孔子思想中「習相遠」這一面。這裡所說的習,包括習行和習俗兩個方面,習行是個人自身的努力、踐行過程;習俗則是外部的環境。前面荀子提到了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差別,其中之一是「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荀子·榮辱》)。「常」即常規,「怪」則是反常(怪異)。「道其常」即關注於日常行為,「道其怪」則是專注於反常之行。所謂反常,也就是與一般的社會規範、社會要求相背離,一旦如此,便呈現為「怪異」。

荀子認為,如果不能用外在禮義規範約束人最初的自然情慾,人便會僅僅追求感性的欲望,從而導致消極意義上的人格。在此,他把禮義和禮法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前面提到的習行主要是個人自身的努力,而這裡所說的禮義和禮法,則屬廣義上的習俗,也就是與個人所處的外部環境相聯繫,它所側重的是社會對於個體的外在引導。不管是禮義的教化,還是禮法的引導,都表現為社會對人的影響。荀子注重普遍的社會規範對個體的塑造作用,這與他對人性的理解相聯繫。對荀子而言,外在規範包括禮義的引導,禮法的制約,這些引導和規範之必要,是因為人的自然之性中包含導向負面趨向的可能性。前面提到人之常情,包括避苦求樂,如果任其發展,便很可能會趨向於消極或負面的後果。進一步說,個人努力也離不開外在引導和制約。荀子這種看法與儒家另外一個代表人物孟子有所不同,孟子講性善說,認為人性本善,人的成長主要依賴於先天所具有的善性,它構成了人格發展的內在根據,只要守住這一本性,人就自然而然會走向善的方面。對孟子來說,表現為善之本性的內在根據不可或缺,並構成了成就人自身的主導方面。比較而言,荀子更側重於外在的習行和習俗,在他看來,如果沒有社會的引導等外在塑造,就很難成就完善的人格。

與習俗和習行相關聯的是自知和知命之間的關係問題。荀子提到了自知和知命的關係。他說:「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荀子·榮辱》),即認識了自己所遭所遇及其緣由之後,便不會埋怨他人;知道了必然趨向之後,也不會怨恨天。這裡對知命和自知作了一個區分。命在中國哲學中有獨特含義,包含著外部必然之意,知命即意味著對外部必然有所把握,其中既肯定了這種必然形式對人的影響,又表明人可以理解這種必然趨向,以此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荀子後來說「制天命而用之」,也與這一看法相聯繫,其內涵在於確認外在必然可以為人所了解認識,而把握了這種外在必然之後,可以進一步以此展開人的作用過程,使對象合乎人的需要。「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和此前孔子說的「不怨天,不尤人」既有相通之處,又有所不同,其特點在於把內心理性力量看作是支配外在必然的前提。不怨天不尤人還帶消極的意味,通過認識自己,認識外在必然,進一步去支配各種外部的力量,則更多地表現了積極的趨向。

通過習行和習俗的互動以成就人,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其中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包括自我的能力,外部的條件,等等。從外部條件這一角度來說,既有必然的規定,也有偶然的因素。人生活在社會中,不僅受各種必然因素的制約,而且會受到各種偶然因素的影響。從個體自身作為來看,其方式往往也是多種多樣的。在考察人的習行過程中,一方面,荀子把自身的力量放在首要地位,前面說自知、知命,都把自身力量放在首要地位,無論是認識自己,抑或認識外部必然,根本決定者是人自身。另一方面,他又通過人和我、人和天,或者人和命之間的關聯突出了外部作用的多重因素。這裡有見於人在自身成長過程中的具體性和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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